86年前的4月，台灣中部發生了一場大地震，大地破裂、橋梁斷裂、鐵道損毀，許多街庄的屋子都被夷為平地......
據當時紀錄，地震發生於1935年(昭和十年)4月21日，早晨6點02分16秒，震度達到芮氏規模7.1。震央位在大安溪中游今日苗栗縣關刀山一帶，又名關刀山地震。
因為受災嚴重的範圍集中在當時新竹州及台中州，尤其台中州的內埔墩仔腳、清水街一帶傷亡情況嚴重，也被稱作「清水大地震」、「墩仔腳大地震」，在豐原內埔(今日的豐原后里)還設立地震紀念碑。
災情最嚴重的內埔庄墩仔腳，地震後房屋近乎全數倒壞。來源：臺灣新聞社事業部，《昭和十年台中州震災誌》，（台中：臺灣新聞社事業部，1935)。
沙鹿也成災區
而今日的沙鹿區，當時還稱為沙鹿庄，就在清水街隔壁，同樣為受地震災情影響嚴重的地區，到底當時的情景如何，以下藉由日治時期的日日新報與老照片還原現場。
昭和10年4月26日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
【沙鹿地方大震害 全市街幾至全滅 壓死卅五重傷四八】
大地震發生後第5天，記者刊登了沙鹿的災情。
重點如下：
大地震造成清水街毀壞，鄰近的沙鹿、梧棲兩地亦近乎全滅，沙鹿市區內家屋全壞，天公廟以北一帶、公學校前一帶，家屋無一完全，庄役場、派出所均有倒壞，包含地方廟宇玉皇殿、天元堂(今中正街上的天元禪寺)也損壞，朝興宮媽祖廟全毀(報紙誤寫成朝香宮)，一時哭聲四起，災情慘況難以描述。
報導當時紀錄的傷亡情況，壓死者35名，重傷者48名，輕傷者無數。某些家庭母子均亡，或子女死亡等慘況，處境堪憐。地震之後街民沒有棲身之所，只能暫以空地為家，以及每日繼續的餘震中過得並不安寧，沙鹿庄當局努力進行救濟。
地震之後，各家報紙刊載受災地消息，各地人士爭先將慰問品送給受災地方，唯獨沙鹿明明為近乎全滅的地方，或許是因為消息不通，報紙完全沒有刊載報導，導致外地的慰問品沒有配給至沙鹿，該地災民均表示不滿。
沙鹿庄當局於地震後，為無處居住的民眾設立救護所，另外災害受傷者多，各醫館應接不暇，當局急設立臨時治療所於三角公園內(今日中山路、沙田路交接口)，邀集各地開業醫師，應急治療。
而地方庫存的米糧不夠，一時有錢無處購米，沙鹿庄委員緊急開會討論策略，最後決定去他處購米，以提供一般民眾購買，同時調節貨品價格。
沙鹿庄地震後照片之一。來源：臺灣新聞社事業部，《昭和十年台中州震災誌》，（台中：臺灣新聞社事業部，1935)。
大甲郡下各街庄地震後街道情況。來源：臺中州，《昭和十年臺中州震災誌》，(台中：臺灣新聞社，1936)，第80頁。
「全滅」的字眼看起來過於驚悚，雖然屋舍倒塌無一完整，死傷者多是沒錯，但報紙下標題重口味的風氣古今皆同。
依然可以想像如此傷亡嚴重的地震，就算不像現在網路時代新聞傳遞快速，波及大半臺灣的規模，一定是隔天各家報紙大肆報導的。然而沙鹿庄的災情卻到26日才見報，也已經算是非常晚了。
以現在的角度或許覺得不可思議，但當時的地方行政劃分，清水為街，沙鹿為庄，人口數來說清水較多，而且大甲郡役所設在清水，層級較高，比較受到外界關注。
雖然兩地相距不遠，大約才4公里左右，縱使沙鹿的受災情形與清水是同等嚴重的，但報導還是會以大地區的消息優先，或寫為「清水一帶」。
或許就是以上這些因素讓沙鹿被隱形了，導致外界只知道清水街的災情，明明周邊的沙鹿庄也非常需要救助，卻被忽略。
庄役所只能暫時以有限的資源提供白米，穩定物價。這個做法應是避免災情下數量不足的白米及民生必需品，因搶購而出現物價上漲現象。
其實1935年沙鹿庄的人口已成長到一定規模，已經在考量進行市街改正的計畫，是有相當規模的市街了(而且幾年之後也的確升格成沙鹿街)。
想這些為數不少的民眾受災卻無法得到相對的關注與救助物資，自然會有不滿的聲音。
幸好，由於這次新聞，報導了關於慰問品沒有配給到沙鹿的這件事，讓外界了解沙鹿災情之嚴重，便馬上得到物資分配了。
在4月30日的後續報導中，可以看到沙鹿災民為此表示高興。
1935年4月30日，沙鹿地方災害的續報。
熱心助人是天性還是學習?
另外，4月26日的報紙上還可見到日治時期清水街的有力人士––楊肇嘉先生*(註1)在地震中見義勇為的行為。
報導內容是這樣的：
清水街楊肇嘉氏，在21日地震家屋倒壞，但一家全員奇蹟倖免，之後自行帶頭站出來指揮家族協助，收埋屍體50餘，且幫忙配給食糧、應急治療傷病者，不遺餘力。並於26日早晨，自州下招集醫師5名、看護婦10餘名，對大甲郡各地災民進行健康診斷，然後給與藥品。
楊肇嘉受記者訪問表示，自生來初次體驗此等地震，家族幸無死傷，街上壓死者多實在悽慘，將死者一一收埋，然而其他民眾看見大驚，問你是他的家人嗎?為什麼做這種事?某些抱有個人主義的本島人，或許不解。當局則指揮親族對災民配給米、番薯，現在來到的救護班，是以台中市醫師陳茂提為班長，召集4名醫師，對附近災民診斷、給藥。我遭遇此慘禍，卻有互相伸出援手的好體驗，人生感概，也得到好參考及方針等等。
但同個版面，卻也有篇報導是在講：官方指出本島人(台灣人)因為迷信等因素對屍骸有所忌諱，救災時避不向前，不像內地人(日本人)一般勇往邁前。
報社編輯因而評論楊肇嘉先生善行，稱讚其可以移風易俗，是相當好的模範。
對於這樣的報導內容，我們要注意到這中間還是包含了殖民當局的角度，畢竟日日新報本身還是以日本官方立場為中心描述事情較多的。
難道真如描述所說，台灣人對災難不主動幫忙，比不上日本人熱心賑災，因為沒有如壯丁團互助組織之類的傳統嗎?
其實從清代以來台灣的地方仕紳與廟宇都有急公好義、鋪橋造路、救濟窮苦、捐獻的舉動，並不能說台灣人沒有投入義舉的習慣，只能說並沒有普及到大眾生活，通常是有餘力的地方望族、仕紳在做的事情，畢竟一般百姓生活水平不高，還是為了餵飽自己，養活家人為優先，接近楊肇嘉在訪問中提到的「個人主義」吧。加上宗教信仰對往生者的忌諱，才會出現這般本島人與內地人的文化差異。
當然日治時代，統治當局系統化的救災處置及組織，確實影響到日後台灣的發展，讓台灣開始用更現代化的態度面對自然災害後的賑災復興。
換個想法，或許正因為台灣百年來都是地震、颱風頻頻的島嶼，台灣人經歷過各式災難，慢慢學會困境中唯有人與人彼此幫助才能達到最大利益，才會有今日臺灣人熱心助人、踴躍捐款的特質。
(註1)：楊肇嘉，1892年出生於清水，1920年擔任清水街長，是日治時期台灣自治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曾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代表，要求台灣人參政權和地方自治。同時願意提攜後輩，出錢資助有能力的人才到日本留學，如：江文也、陳夏雨、李石樵、郭雪湖、張星賢。戰後1949年出任省府委員，1950年兼任民政廳廳長負責辦理戰後首次縣市議員選舉，1962年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退休後居於老家清水，1976年病逝，享壽8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