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反智傳統的淵源

（1）

近來參加了一場讀書會，閱讀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國的反智傳統》(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該書台譯本剛面世，而不少人對川普現象也不無困惑，乃有此議題。我是主講者之一，不足一小時，言猶未盡，因此在這裡繼續發揮，期待這個討論在場外能持續。

會上主持人說：他初次從臺灣赴美留學、因期待與現實之間出現巨大不協調而感到文化震撼。因此我也以“文化震撼”破題，我本身早已對“震撼”免疫，遂轉述同校園的一位大陸研究生的震撼，他說：未來到美國前，以為美國是“科技先進國”，但他在數學系任助教，卻被班上投訴有“外國人口音”，沒能解釋清楚為什麼1/2+1/2不等於2/4！

我任教的那個校園裡的趣事還包括下列一宗：一名學生中了獎、贏得了一張赴夏威夷的來回機票，但在地圖上找不到目的地，很鼓氣，就去找老師問，老師發現他是在墨西哥灣搜尋夏威夷！

美國高校裡這類無知像是常態。根據問卷，加州有70%的大學生不知道明尼蘇達州的鄰居是加大。有臺灣學生曾來問我，說看到網路上謂美國大學生竟然不知加拿大在哪裡，然否？我回答說此提法不準確，該說不知美國在哪裡，好比說不知俄、日、韓、越南坐落何方，中國不是沒有了座標。

而且，為什麼只把對象限於學生，家長呢？兩名從前南斯拉夫來寄住的女生告訴我，她們在談去年遊覽義大利的見聞，她們的美國主人插嘴時卻露了餡：她以為“歐羅巴”是義大利境內的一個地方！這還是有心申請歐洲學生來自己家短住的“接待家庭”(host family)哩！有從路易士安納到孟菲斯的鄉巴佬，在填表格時遇到填寫是否公民欄，問：“路易士安納是否美國？”

為什麼只把對象限於一般老百姓？美國的領導人呢？老布希的副總統奎爾(Dan Quayle)十分白目，他去糾正小學生的簡單拼字，反而是自己錯了，因此常成為傳媒的取笑對象。它們編了一則笑話：奎爾訪問拉丁美洲，在外交場合致詞、如此開頭：“請包涵，我得用英語致辭，因為我不諳拉丁文！”

2008年共和黨副總統競選人、阿拉斯加州長裴林(Sarah Palin)的無知更是騰笑國際，她顯然對美國捲入伊拉克的動亂惘無頭緒；她受電視臺訪問被問及：萬一她將來接替總統職，有對付俄國的良方否？裴林顧左右而言他，謂：俄國與阿拉斯加是鄰居嘛，俄國總統訪美必然先降落阿拉斯加！

這些菁英也受過高等教育的，我不無懷疑：這是否他們與選民親和的招數？奎爾還在參選時，我曾與一名美國老婦人指他是文盲，對方卻回答：“是又怎樣，他有性格(he has character)！”看來，無知還是贏招與賣點。

姑勿論政客是否上演“不脫離群眾”的戲碼，至少上述老百姓那些例子都有點“扯”，除非親聞，連想像力最豐的作家都杜撰不來。的確，除了剛降落地球的外星人，不可能對世界如此無知。他們肯定都接觸過我們所謂的“常識”，只是沒放在心上、或不知所云，終墮入兩者之間的惡性循環。

有人用美國人“夜郎自大”去解釋他們對世界的罔顧。問題是他們的無知也涉及本國，而且不限於世界地理知識，還包括數學與英文—是的，也包括英文! 故“夜郎自大說”是一種只從有意識的動機甚至道德立場解釋一切的思維，人與社會現象的複雜性卻遠勝於此。

不過，無知還未等於“反智”。任何社會都有無知，“反智”是指社會不尊重知識且討好甚至歌頌無知。在美國，後一態度背後有大環境的因素、有歷史因素、也有個體心理因素，容後分節討論。

（2）

霍夫士達特對“美國反智傳統”的歷史溯源第一個就數到美國的福音派基督教。基督教乃新舊大陸所共有，具美國特色的福音派不同處在它的草根性。在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傳統教會組織原本很薄弱，而且每一個殖民地的移民皆來自歐洲各地，國教根本無從架設。因此遂擺脫了歐式國教將個人的人生教儀化的安排，而是由個人自己去尋覓教會，信仰不是國民生活制度化的一部份，而是有待收割的靈魂自求在基督裡獲得“再生”。

在18世紀下葉開國時還不怎樣，但至19世紀末，這種草根性的基督教即演變為“反現代”的民粹主義，其反智的本質暴露無遺。傳統的主流教會仍由知識份子掌控，他們面臨世俗化的批判與新興的達爾文主義還多少作出一些讓步，美國民粹式基督教則直視“現代性”為背離上帝，表現為一種毫不妥協的反智主義。

傳統教科書說：美國之立國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例如獨立宣言、三權分立，顛覆君權神授等等，這些都比法國大革命早，因此美國可以說是啟蒙運動的長子。然而，西方在啟蒙運動的同時，亦在進行“大覺醒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我在《世界通史》的課程裡已指出，它不純然是啟蒙運動的反動，而是與啟蒙運動形成相輔的兩翼，在推動廢奴運動上它比啟蒙運動更激進。

然而，“大覺醒運動”也確是對啟蒙運動的一個回應。它是基督教避免面對科學革命帶來的困境、不想在哥白尼太陽中心說上繼續與知識界作徒勞的纏鬥，轉向將信仰內心化，強調個人與上帝的強烈情感紐帶。信仰內心化也勢不免痛斥國教底下制度化的信仰之流於官樣文章，不是發發自內心的向神。

在此意義上，“大覺醒運動”代表了第二次宗教改革。16世紀的第一次宗教改革是將文藝復興的人文精神灌入了基督新教，打破中古大一統教會的壟斷，讓個人以自己的良知面對上帝。旋因宗教戰爭的爆發，大一統教會碎裂成對立的國教，而個人的良知則被“國有化”。良知私人化的落實有待“大覺醒運動”，新大陸則是這個落實的理想土壤。

1960年代，有學者視美國為世界史上第一個左翼國家，它的啟蒙憲法中居然一字不提“上帝”。此說把美國比擬作1960年代反帝反殖民風潮底下雨後春筍般湧現的“新國家”。1979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給學者又提供了一個新視角，也可以把美國獨立戰爭看成是一場宗教戰爭，是反國教—尤其是英國的國教—的革命。這裡有啟蒙菁英的革命，也有草根性的民粹革命，雙軌並進，既團結又鬥爭。

今日的美國是這兩個傳統的結晶。與共和傳統不斷深化平行的，是不斷爆發新的大覺醒運動，此處省略細節，至雷根年代，已經是“第四次大覺醒”(the 4th Great Revival)，它是對1960年代以來的反戰、嬉皮文化、性開放、墮胎、同性戀以及非白人族群漸趨主流化的反彈。

“第四次大覺醒”顯著表現為“宗教右翼”(the Religious Right)的抬頭，將再生派基督徒(born-again Christian)小布希送進白宮。在全國各地，基督教草根運動發動在中小學課程內用“創世說”擠壓達爾文進化論的鬥爭，最終被啟蒙國家的最高法院判為“違憲”。然而，進入21世紀，仍有38%的美國人否定達爾文，有7千萬人是“再生派基督徒”（還不是全體基督徒的總數）。

中文裡將統整美國歷次大覺醒運動的意識形態revivalism譯作“振奮主義”，則是把美國立國的兩大精神支柱之一冷僻化了。

（3）

基督教民粹主義否定“現代性”可說是“蒙昧主義”(obscurantism)，但和美國大學生的文盲化一般，頂多說替反智主義營造了大氛圍，未觸及“反智主義”的根本。反智主義之本質在仇視知識份子，指控他們思想有問題、道德上虧欠、人格墮落，甚至叛國。中國在文革期間攻擊知識份子是“臭老九”，即其典範。

美國反智主義對知識份子的抹黑，自然不會套用階級鬥爭的教條，反而是打著反共旗幟，且套用“適合國情”的人格理論、性別角色學說等話語（其實仍是教條）。我在2009年的《殺母的文化》中已簡約了霍夫士達特《美國的反智傳統》的思路：“[在冷戰年代，]‘同性戀’與‘有共黨關係’同屬致命傷，的確反映了該時代的心態: 50年代初麥卡錫時代，反共分子誣衊知識份子的伎倆即暗示他們同時是‘左仔’(commie)與‘相公’(faggot)，兩者殊途同歸，皆屬‘非美行動’[Un-American activities]。”（中信版，頁145）

如果大陸文革期間非難知識份子的階級出身“有問題”，來給他們反動的世界觀定罪，20世紀中期美國的反智主義推理模式則是：知識份子思想歪了，因為他們的人格長歪了。他們沒有成長為美國式的男性，而是女性化、娘娘腔，有瑕疵的人格方才產生偏頗的思想。

霍夫士達特舉了1952年總統大選為例，當年是共和黨的艾森豪對民主黨的史蒂文生(Adlai Stevenson, 1900-1965)。後者落敗有客觀因素：民主黨當政已經20年、它的競選對手是二戰的英雄偶像。主觀因素是：史蒂文生雖曾參與兩次大戰，但皆事文職，從未任戰鬥人員，更糟的是他也從未與聞拳擊、打獵，或美式足球一類“陽剛的”（masculine）活動。他的唯一強項是出身自常春藤的哈佛大學，卻反而成了負值。

在把“知識性”與“女性化”等同的美式自由聯想指導下，紐約的一份報紙將史蒂文生的名字阿德萊(Aldai)改為“阿黛蕾德”(Adelaide)。史蒂文生的粉絲集中在美國的高校，尤其是常春藤，結果皆受到連坐，大眾傳媒給這一整批知識份子戴紅帽子，謂彼輩至少已經“粉紅化了”。

知識份子不是無神論就是懷疑論與相對主義者，政治價值觀偏向自由主義，好作批判與自我批判，不苟同冷戰分子那種黑白分明的簡單頭腦，因此易與敵人妥協，這種立場上的示弱源自他們荏弱的人格：缺乏“男子漢氣概”(manliness)。

《美國的反智傳統》出版於1964年，它舉的例子是1952年的。在今日“政治上正確”的壓力下，這類歧視女性化與“相公”的言論已不能進入主流，但心照不宣，長期以來右翼分子仍在用這個眼光看知識份子。

1992與1996年兩度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的極端保守派派特‧布坎南(Pat Buchanan)，有一次被邀與一位大學教授在電視臺上對談，他正眼都不望對談人一眼，對著螢幕說：“請告訴我有哪一屆政府是聽從教授之言決策的？”接著說：“每一所高等學府中都必須養一員馬克思主義者作標本 [如動物園中的奇珍異獸焉]！”

我記得在布坎南這次上電視前後，有州議員動議取消大學教授的終身俸、像其他工作般把它開放給自由市場去競爭，蓋教授終身俸違背美國的精神，使美國的大學成了培養“吃大鍋飯的共產主義溫床”，云云。

其實，布坎南自身是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出身常春藤的美國政客有必要向老百姓撇清：“我是站在你們這一方的，我依然是美國人！”相映成趣的是從國民黨時代開始，臺灣的部長級人選偏好常春藤名校的學位，今日大陸的上層子弟也走上常春藤路。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傳統科舉制、現代聯考制以及狀元情結在作祟—這是另一個馬戲團演出了。

（4）

霍夫士達特在《美國的反智傳統》中披露：美國反智主義醜化知識份子，除了戴紅帽子，還將他們“相公化”。他沒能進一步探討：這種抹黑之生效，是因為它不是出自某幫某派的說辭，而是訴諸一個更普遍、彌漫于文化中的前提。反智主義之能夠用這些說辭與全民對話，顯示這個文化前提是比反智主義更廣義的大氣層。

我在《殺母的文化》中談到一部電影：

“1965年美國電影《哈露》(Harlow)是20世紀30年代紅星珍‧哈露(Jean Harlow, 1911-1937)的傳記，其中有關她丈夫保羅‧貝恩(Paul Bern, 1889-1932)自殺事件的原委，在電影裡受到不符事實的渲染。哈露的丈夫自殺後，謠傳導因是他性無能，後來證明不確。電影不但把謠傳當史實，而且用如下情節再現：故事中哈露受兩名男士追求，一名是風流的電影小生，影射克拉克‧蓋博(Clark Gable, 1901-1960)，另一者是電影公司裡頗有造詣的名編劇，就是貝恩。前者約會哈露時，總把她帶往較嘈雜有生氣的酒店，或去看拳擊比賽，後者則總在比較幽靜的酒店，或去聽古典音樂演奏會。哈露終於選擇了文靜的貝恩，犯下一生最大的錯誤。洞房花燭之夜，哈露即哭哭啼啼地去找她的經理人，說發現丈夫原來‘不行’，他需要的是‘一名媽媽，不是一名妻子’！後來哈露與他鬧離婚，丈夫說自己很有文化，可以教會她很多東西，哈露說：‘文化！我不會自己去圖書館嗎！我要的是一名男子漢！’丈夫終於羞愧自殺。”（中信版，頁195）

這裡對“知識份子”的描繪不涉及政治立場的攻奸，無疑只是迎合大眾娛樂對八卦的熱衷、以及必須在很短的放映時間內交代情節，遂訴諸刻板印象，而且必須是在觀眾眼裡簡單化又具“可信度”的敘事。

歸根到底，是“知識份子”在“異性戀羅曼史”這個偉大的美利堅制度面前得了不及格的分數。我在《殺母的文化的形上導讀》一文中指出“異性戀羅曼史”(heterosexual romance)這個偉大的美利堅制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在文化中的比重，與“孝道”這個偉大的中華制度在中國人裡的比重等量齊觀。

我的《殺母的文化》正處理美國人借所謂“中國式的人格”的材料，投射自己心底對性別角色模糊化、對平輩的男女關係墮落為母子關係等病態的焦慮。絲毫不意外，他們也把這個焦慮投射到本國知識份子身上。在此意義上，後者也成了“非美人格”。(這個概念是我《缺乏“性”與“暴力”：非美國式的人格》一文的標題。)。

（5）

1988年的一部電影《越過德蘭西大街》(Crossing Delancey)，說一名年輕女子伊薩貝拉在紐約一間書店工作，店裡常舉辦作家簽書會，她也被知識份子的世界吸引。店裡來了一位常駐的荷蘭作家，談吐還帶歐洲口音。伊薩貝拉迷戀上他，但見他身邊已有女友，期盼的眼神不禁流露惆悵。

此時，她住在曼哈頓下東城區的外婆請媒人給她物色了對象，是區內一位開醬瓜店的老闆山姆，女主角自然看不上他，但心懷歉意，就把他塞給了自己的女友。山姆很開朗、不以為忤，欣然接受。

輪到荷蘭作家的女友離去，女主角以為機會到來，卻發覺該作家不過用她來填補前女友的功能，那就是當助理，替他打字、校對、整理文稿、陪他睡睡，自然少不了對他的天才的崇拜。伊薩貝拉與他決裂，該作家還說受傷。此時，伊薩貝拉獲知醬瓜店老闆山姆不是婚姻介紹的意外，他對她愛慕已久，但既然已把他介紹了給別人，恐怕已錯失良緣，後發覺山姆還在等她。

德蘭西大街在曼哈頓下東城區(Lower East Side)，住民以猶太人勞動階級為主。片名作為一個隱喻，意涵女主角越出了自己的生態圈，涉足華而不實的知識份子圈，或者，是她醒悟了、又跨過這條界限街回歸她長大後離開了的原鄉。

但該故事是否“反智”? 它是一部娛樂性不高的小眾電影，像是在光點或華山文創區上映的那類，並不似迎合大眾。電影的女導演和原著的女作家皆知識分子，也都是猶太人，後者在美國文化生活中占了與族群總人數不成比例的一大塊。伍迪‧艾倫就是典型的紐約猶太知識份子，他的作品中也不乏以這群人為挖苦對象，像是在自我調侃。

《越過德蘭西大街》的製作人是否猶太裔知識份子實無關宏旨，一切由美式羅曼史喜劇的太上文本(meta-text)這個如來佛掌拍板敲定。喜劇模式決定完美收場，在這裡則表現為異性戀羅曼史的功德圓滿，“知識份子”不可免成了這場喜劇的反面教材。

劇中女主角和她的閨密談起這號人物，閨密勸其避之則吉，說他們仿如“有腳走路的傷口”(walking wound)。多愁善感、無病呻吟乃作家的創作靈感，作家視自己的創作最重要（但這有什麼錯呢？），不是大情人，也不會是好的奶爸。他沉醉在自己的天才夢裡，女性對他的仰慕是他自戀的鏡中反照。

能如此解剖知識份子，其實已經是“智力”的發揮。俄國知識份子就好對自己作無情的自我剖析，例如普希金與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的人”，反映其在舊俄的社會革命中還未找到自己的位置，流露的正是知識份子的使命感。

將知識份子問題化固不限於美國，但美國的這個切入點有自身的文化特色，乃是以一個非知性的活動作為絕對標準，把知識份子整個地振出局。俄國人將知識份子問題化已經成了這個文類的經典，大陸文革時期將知識份子問題化則更是鑼鼓喧天，美國的卻神不知鬼不覺（逃不過孫大聖的火眼金睛便是）。

（6）

1989至1993美國的電視片集《量子飛躍》（Quantum Leap）是科幻故事，謂一名科學家在實驗時間旅行，面臨官方裁減經費的壓力，技術問題未妥善就用自己做實驗，結果他身陷於過去，從一個過去的人的驅殼跳到另一個，前提是必須替“宿主”解決當前的危機或疑難才能脫身，但也不過跳入另一個時空、另一個宿主的身上，不斷面臨新的挑戰是他回家之路。這個故事的大框限是他總是在過去30年的美國境內作時空穿梭（除了少數幾回例外）。

有一回（第5季第13集、總第88集，1993年初）他跳入了美國東部的一名家庭主婦身上，時當60年代末，宿主受到當時方興未艾的女性主義影響，面對的老公卻思想陳舊，又沒有文化。屋漏偏逢連夜雨，她的中學情人卻在這個當兒出現了，已是長春藤名校的教授，令開始醞釀新思想的她感到氣味相投。

老公酸溜溜的問這位第三者幹哪一行，後者回答說在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大學都教過。老公的反應透露他既無知又反智：“你連一份工作都守不住呀！”(You have difficulty holding down one job, erh?）。

觀眾都不看好老公而期待女主角獲得新生，故事卻峰迴路轉：女主角從山崖上摔了下去、掛在樹上，那位常春藤名校大教授面臨這個危機，整個人往後退縮，卻是老公一把將她救了上來。從此他拯救了婚姻，蓋老公終於願意接受妻子的女性主義新思想。《量子飛躍》這部片集一般都站在“政治上正確”一方，因此，如果家庭主婦這位舊相好是黑人或拉丁裔的話，就絕對不敢如此描繪。

我曾得出一個結論：在今日美國的“認同政治”底下，誰都有維護自身認同—族群、膚色、性別、性向—的權利，唯獨白種男性搞“認同政治”，在銀幕上就會以3K黨的形象出現。彼輩這一股怨氣憋久了，自然就投了川普的票。

此外，不管紅黃白黑、幼少青壯都可面不改色（甚至理直氣壯）地發“年齡歧視”的言論、不會受到制裁，連老年人都將這個歧視內化，覺得自己在美國這個崇尚青春活力尤其是性能力的國度裡已經變成了殘渣。我一邊在寫目前這篇文章，一邊悟到不受美國“政治正確性”保護的範疇裡，不妨多添“知識份子”這一項。

（7）

本節用心理測量的數據透視美國反智主義的心理背景。我在《當代中國文化：結構與感情構造》一文中大量引用了跨文化心理學的成果，顛覆了“中國人是集體主義、西方人是個人主義”的皮相之論。

這類跨文化研究多以學生為測驗對象，一直以來都顯示：中國人的“自發性”和“合群性”比較低；和美國人比較，中國人更少需要去尋求人際關係，他比較能夠“自我接受”。把它演繹為具體的日常生活，就是：相對一個美國學生來說，一個中國學生在週末較少需要外出社交、趕赴party，他甚至在週末可以一個人呆在宿舍裡讀書。“顯然他對自己是否‘得人望’比較沒有那麼執著，或者認為搞這種‘公關’太費勁。”

在一位美國心理學家對1980年代瀋陽的大學生的問卷中，“未來生命中該是哪些事情令你快樂？”這一題，得分最高的是“工作”，其次是“教育”，其次才是“家庭”，得分最低的反而是“婚姻”。根據這位心理學家，標準的美國答案會是：“終生難忘的羅曼史！”

“家庭”與“婚姻”選項都偏低，與中國人現實生活的印象不符，但現實行為和心理深層的投射性資料是兩回事，在後者出現了人格偏內向（躲避社會性）的指數。相對內斂傾向的“自我”，外鑠的社會“形式”比較容易令它就範，遂製造了更高的“社會性”的假像，但並不等於在人格的情感構造裡“社會性”之高。

一份對動機的比較研究亦顯示出：中國學生傾向於被“自我投入”（ego-involvement）所驅動，和北美學生以“社會競爭”（social competitiveness）為動力形成鮮明的對比。前者的內向性導向是毋庸置疑的。

多年來的人格量表都顯示：臺灣學生在“內向性”方面得分高，“外向性”相應地低；臺灣大學生在“社交性”(sociability)上得分低於美國的標準、在“輕鬆熱心”(cyclothymia)和“愉悅多話”(surgency)的平均得分值都低於美國大學生。1980年代一連串的問卷透露：香港和大陸成年人在外向性方面得分都低於英國人。中國人“社交性低”的證據亦見於對“害羞”和“孤獨”的跨文化研究中。

這與人們印象中的“中國人是集體主義、西方人是個人主義”有何等大的差距？謂中國人“社會性低”的計量心理學是否陷在一個西方文化偏見的符號學網羅裡？

“如果中國人較不善於從一個強大的自我基地出發搞‘公關’—所謂‘掌控’環境—而傾向讓事情發生在自己頭上，他們那種高情感[比西方較有人情]的社會交往或許較近似西方心理學術語裡的‘依賴感’範疇。”後者當然也是一種“社會性”。

現在的問題是: 哪一種情感構造更能支持所謂“讀書”呢?

我初赴美深造在1970年代初，遇到先出國的台大女同學，她住女生宿舍、有如下見聞：每逢週末，同室室友都期待有約會，剩下孤零零的美國女生就會在宿舍裡哭。既然演變至此，約會中男生立即要求上床，女生無從拒絕，否則下一回又回到獨守空幃了（當時一夜情之翌日告發強姦的風潮還未興起）。這種自賞(self-esteem)完全靠他人來肯定算哪門子“個人主義”？

但如果像中國學生那樣週末可以一個人呆在宿舍裡讀書，則似不在乎自身是否有魅力，也欠一把勁為自己的社會在場性（這裡也包括性吸引力）投注競爭力。在美國人設計的計量心理學裡，中國人測驗對象就在“鎮定”(poise)、“占上風感”(ascendancy)、“自信”(self-assurance)這整個區域裡都比較低，而“社會臨場感”（social-presence）以及心身健康感(well-being)則墜入谷底。

如將美國人的情感構造當作絕對值，那麼幾乎所有的所謂“跨文化心理學研究”都指向中國人“更具抑鬱和精神分裂的性格”。它既然是中國式情感構造的“常態”，就不是“抑鬱症”—這裡存在文化的相對性。

一份心理測驗顯示：勾起令中國測驗對象失望的不健全的思想時，她不是用抑鬱、渴望補償或自圓其說脫困，而是對好事和壞事都寬大地接受。“在那裡並沒有出現不規則的高潮，也無所謂宣洩(catharsis)。” 說得負面一點，有點逆來順受的味道，對攻擊性無法朝外發揮轉而導向內（即攻擊自己）造成的抑鬱症免疫。怨氣太容易撫平的“自我”不傾向為自己的權益作鬥爭。

中國文化對“情”的一個古典定義就是“靜”（見《白虎通義》），是使人安靜的媒介，是人倫性的情感溫馴化了“私慾”。美國人的“情”則是用來刺激的對象，常需從已有的水準往更高水平提升，即所謂high。

美國人感覺精神“低落”(low)了，不是躺倒休息，而是到街上跑步，把它重新拉“高”。在性事前先嗑藥也屬getting high，在乏溫情而是相對陌生的性關係裡，勢必靠此支撐方能投入。一位華僑告訴我，對美國出生的兒子已產生陌生感，後者早上一起床，還未刷牙漱口，先打開音響、播搖滾樂。

上面引了一堆測驗與觀察，為了論證中國人的“聯考-惡補文化”必然以相對“抑鬱”的情感構造為基礎—這在東亞似乎具普遍性，蓋日本也有它的“試場地獄”和“陪考媽媽”。將這一套壓在美國人頭上的話，必需把他們的心理天花板往下調至低沉。

但這個心理因素如無其他因素配套（詳下節探討的教育民粹主義），不一定導致“反智主義”，蓋智力對心靈的刺激何嘗不是從呆滯到高昂的提升，難道不也是一種high？

同樣道理，東亞的“讀書文化”也不一定就是崇智主義，如無才智配合，讀書不會讀出一個道理來，缺乏智力刺激心靈，淪為一個外殼、一類沉溺、一種沒有更好選擇的無奈、心理天花板低沉，是生命力最旺盛期不志願地過著的僧侶(或修女)生活。

**已在上期網上討論中澄清：此處用的“情感”一詞是指emotions、“情感構造”則是emotionality的中譯，乃個體人格中的因素；相形之下，“感情”一詞才是指人際交流的social feelings，才是人情網路，乃外在因素。

（8）

美國的全民教育制度之有今日，乃是將普及教育民粹化的結果。霍夫士達特的《美國的反智傳統》指出：美國建國一代的啟蒙思想家類型的壓軸是第六屆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 1767-1848）。他在1828競選連任、慘敗給民粹派的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 1767-1845)，令他建設一流的首都大學的宏願胎死腹中。

俄國的科學院和莫斯科大學都是沙皇專制地榨取農奴的民脂民膏蓋成、只替菁英服務的，民主的美國絕不允許這種事。

傑克遜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是美國史上毛澤東式的不斷革命論，在沒有了舊大陸的貴族作為打倒對象的“新形勢”下，把矛頭指向了精神貴族，提防他們變成新權貴。從此，開國時代的啟蒙思想家不再現身領導階層，偶而有知識份子入主白宮，也必須用“草根性”和“陽剛性”包裝形象。

待至1870年代，民主精神進一步深化、資源也逐漸允許，美國遂將義務教育的年齡提高至16歲，高於歐洲列國，而且是單軌而不分途的。這樣做是為了抵制歐式的階級觀，同時製造了“一大批俘虜聽眾”。

至19世紀末，美國的教育界菁英胸懷朝陽地替這個全民化教育設計課程，以升大學為前提，這是“普及+提高”的綱領。但不旋踵，它滅頂於“進步時代”的“新教育”的洪流中。

“進步時代”是一個滿懷烏托邦憧憬的時代，視工業革命與民主化帶來的新時代即將舊社會推入歷史的垃圾筒裡。平民教育也已大眾化，有必要從不斷使舊社會得以複製下去的傳統課程裡，以及威權主義的舊教學法中把未來的國民拯救出來。課程必須朝平民化、現代生活化的方向走。

“普及+提高”的舊教綱被視為是照紳士、淑女、老爺的模式“提高”。新教育反其道而行，當然是“降低”，但在這些民粹派眼中不是“降低”而是“破舊立新”。至20世紀初，終究是“普及+降低”綱領成為了新的全國教育方針。教育界的菁英主義被擊敗，與1828年約翰‧昆西‧亞當斯的鎩羽如出一轍。

民粹派攻擊升學主義乃貴族思想，用大學教育領航全民教育不只浪費資源，而且是作踐人。既然大多數人升不了學，中學教育的內容必須朝“適應生活”(life adjustment)方向修正。中學大學兩階的課程變成了非進階性的，而是分道揚鑣性的。

用在我們這個世界角落懂的比喻說，就是將中英史地數理化這類“傳統課程”（也是大學課程的初階）一應淡化甚至去除，改以令這一大批俘虜聽眾“自我感覺良好”的課程替代。

在民粹派的教育改革健將眼裡，養成能適應的公民遠比栽培學者重要。民粹精神不允許教育制度將國民製造成“一般人”和“人上人”兩等，升學主義是製造了一小撮的“人上人”，讓大部分國民變成輸家，製造他們的挫折感與自卑感，自我感覺絕對不良好。教育服務該兩者擇一的話，“一般人”還更能代表國民呢，他們才是全民教育的重點所在。

“人上人”並非是具“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信念的美國產品，這裡暫且借用中國科舉時代士大夫“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維。在台灣，它的遺留和嚴苛的聯考-惡補制一般，皆隨解嚴時代淡出，但並未壽終正寢。臺灣“後戒嚴”的教育已經呈現種種“美國化徵候”，然而，如還未把“無知”當作一項“權利”來維護的話，則美式民主路沒走徹底。

美式民主的“平權”，就是不要讓無知者成為有知識者“歧視”的對象。這個“歧視”無需形諸於色，只要有“崇智”這個價值在，無知者會將其內在化而出現自卑。“有”和“無”在理論上可以說成是一視同仁的，在現實裡自然不會做到“平權”，而是大多數人倒過頭來“歧視”有知識者。民主本來就是魯迅所說的“以眾暴寡”。

說到全民教育的課程，有中國人的地方，似乎總擺脫不了舊大陸的習性。霍夫士達特指出：在美國的教育民粹主義眼裡，歐洲的中學教育仍保留“傳統課程”是一種腐朽的階級觀，但共產主義前蘇聯的中學教育也是保留這些課程的，又怎麼說？顯然，歐洲與俄國沒製造出美國那般無知的國民，它們的“傳統課程”仍讓中學與大學兩層教育間維持了進階性，而不是分道揚鑣。

孔子將人分四等，“生而知之者”可存而不論，其下順次是“學而知之者”、“困而後學”、“困而不學”，前兩者是可以納入普及教育的。不過對“困而後學”、“困而不學”兩等就不會有“自我感覺良好”，將會涉及類軍營或監獄的強迫因素，其精神意味類蘇聯或臺灣戒嚴時期的威權主義，與上節論及的較“抑鬱”低沉的心理天花板亦具共生關係—這些皆違背美國的民主精神。

美國教育的民粹精神索性來個釜底抽薪，以“困而不學”作為全民教育的基準，其課程設計且將“學而知之者”、“困而後學”兩等人也拖了下去。這個“最低綱領”對菁英學校(所謂貴族學校)與私校毫髮無損，反而加深了“一般人”和“人上人”的鴻溝。前一類人既佔絕大多數，民主先進國之美國自然必須在兩等人之間搞平權，遂讓“無知”升格為一項“權利”。

問題出在:教育民粹主義採“最低綱領”，將普及教育與升學主義一刀切，最終又回到和高等教育“剪不斷”的關係，卻成惡性而非良性的重新接軌，在中學、大學兩層的課程是進階性還是分道揚鑣性這方面，則製造了“理還亂”之局。

美國社會日趨富裕，讓大專增加到4,000千多所，美國民主精神的進一步深化、“（不問具資格否皆心懷）該享有權利的意識”(sense of entitlement)之日益瀰漫，促成50%的中學生都“升了學”，擺明反升學主義又大量升學，讓“一大批俘虜聽眾”也湧入了大學，於是繼文盲中學後出現文盲大學的奇觀。

我在美國大學裡教學多年，其慘不忍睹性皆紀錄在《課堂花邊小品》(Classroom Vignette)與《新千年教學手冊：功能報廢時代的教師生存之術》(New Millennium Pedagogic Manual: Teachers’ Survival Kit in the Age of Dysfunction)兩部寫作裡，在《孫隆基的大觀園》網站上可看到。後因來台教學之故，未能寫成三姊妹篇《新時代教師工傷復健方案》。

附錄1 實用主義?還是基本教義主義?

對美國反智主義的一個常見的評述是：美國思想是實用主義，因此傾向反智。姑勿論這種用單因論、並且是一個雲端概念去概括錯綜複雜的、具時空性的歷史是否有效，它其實是給“實用主義”胡亂下的定義，不是美國哲學的實用主義。後者視追求絕對真理為過時，認知有如進化中的物種一般，在新環境中能生存的才是真理。

在新環境中能行得通的才是“真理”，早已表現在《易繫辭》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命題裡。然而，把它系統化為現代哲學則確是美國思想的特色，一句具美國特色的話是：“你打不贏他們，就參加他們(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這與是否“反智”無關。

“功利主義”一詞也是被濫用的、定義因人而亂發明。原本是英國的一種哲學，是指：為最多的人謀最大的幸福。但人們常用此詞指“實利主義”，並把它扯到“讀書無用論”的提倡上頭。若論“實利主義”精神，中國人貌似“崇智主義”的背後—“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其實才真正是。

思想過於實利、加上靈魂、上帝、魔鬼、天國、地獄等觀念之付之闕如，常使中國的論者只看到有“實用主義”這回事、無法掌握美國的“反智主義”其實有類福音派基本教義的精神在作祟。這裡並非指在第2節中已談過的福音派基督教，而是它的世俗化的、更彌漫于文化中的表現。

福音派精神其實彌漫於美國。一本教導如何購買二手車的手冊，除了教授竅門之外（這一部分是很實用的），還說了一大通：必須將它變成一個“信仰系統”，云云，而這本手冊遂成了二手車的“福音書”。一個公司老闆召集全國推銷員開年會，幾乎是穿戲服上臺、在臺上熱情洋溢、手舞足蹈，大喊：“你們可愛的一群，我真以你們為傲！”仿如福音派宣教師在野地裡搭佈道大帳篷鼓舞信眾。

對川普總統來說，根本沒有“全球暖化”這回事，他的出發點就是“自由市場的基本教義主義”。它可以追溯到經濟學的奧國學派，在川普上臺前夜已被極右派的“茶黨”(Tea Party)奉為皋臬。奧國學派視“自由市場”為絕對，任何政府干預、重稅、福利政策都是對它的施暴。

奧國學派登場的19世紀末，環保的考慮還沒有出現，但今日它卻成為“自由市場的基本教義主義”重點攻擊的對象，把它政治化者甚至視其為一批左翼知識份子的陰謀。

這種“反智主義”不是鄙夷文化素養、譏諷知識份子為“娘娘腔”，而是否認環境科學、大氣科學、氣象學等硬性數據，亦無視美國境內和世界各地日益頻繁的天災、極區溶化、島嶼將滅頂等鐵的事實。

這個“見到棺材也絕不掉一滴淚”的態度，亦見於“第二憲法修正案的基本教義主義”，即公民擁有槍支的權利。不論已經有數據顯示：自1968年(開始有數據)以來至2017年中美國人死於自己人槍支之手的人數（1,516,863）已經超過包括獨立戰爭在內歷次戰爭的陣亡人數（1,396,733），擁槍派就是一步都不妥協：不是捍衛擁有自衛槍支的權利，而是堅持擁有重型大規模殺傷力攻擊性武器的神聖權利。

“基本教義主義”的原型是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不論地質學與生物進化論如何提出地球年齡的證據，基本教義派仍說：地質岩層中的恐龍化石是魔鬼放在那裡誤導信仰不堅者。在今日仍可看到“地平學會”(Flat Earth Society)的網站，宗旨是捍衛《聖經‧創世紀》裡大地是平的世界觀，謂從人造衛星拍的地球照片是無神論者捏造的騙局、哥倫布的故事則是俄國人釋放的“假訊息”，云云—彼輩皆為上帝的敵人。

附錄2“無知”也可以等於“無恥”

本文開始連載時，某些回應予人的印象是：美國人缺乏基本常識，正因為他們的教育偏向邏輯分析與解決問題之方。這個命題可以P⊃Q的符號表達，P是“無知”，Q則是拜“無知”所賜的上述諸般比中國人更強的能力。

Q既非一個不變數，因此它可以代入“朽木”、“糞土之牆”甚或徑直的“無恥”等項。後幾類情形也不是一個不變數，但還是有發生過，茲舉兩例論證之。

我曾在美國某大學任教，在一次期中考後，班上有一位學生成績不如她期待，她就去退選，卻已過了退費的期限，她繼續上訴遂訴諸平日在人前儘量避免的種族主義論調：“老師是外國人、因此他不會講英語、因此也不懂得教學。”本來不退費的校方，在聽了這個三段論邏輯後，退了一部分給她。

就這樣，“政治上不正確”就從學生身上轉嫁到校方。我於是找上學校的平權委員會、一般都是聘任一名黑種婦女當專員的。她按職務必須受理，說作了調查後再回復，後來以一句話“Students have the right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敷衍我的詰難:“It is not right for a student to say such things!”這種在同一個right字裡玩文字遊戲，把“不對的”(not right)變成“權利”(right)，美式“政治正確性”的偽善性於焉暴露無遺。

我的投訴對像是退選退費申訴委員會、又不是那名學生，於是就把鬥爭升級到校長室去，後者自然不受理，並拖了我13個月，直到有一個學年初校長在大禮堂對全體教職員致詞，謂“教職員是我們最寶貴的資產”，我當眾舊案重提，他連忙打斷，說大會完後立即召見。事後在校長室內給我作了公關:“我能替你做些甚麼?”，我要求以後不再發生同類的事，他一口承諾。

空泛的承諾不算是收穫。我的這次行動的“附帶收穫”是見識了古希伯來聖殿最高祭司的“至聖所”：四面牆都鋪高材質木板的校長室是系主任們都沒踏入過的。

當時我壓根兒不存能作任何改變的幻想。連主耶穌試圖將褻瀆聖殿者清理出去，在一周內就在人前死得很難看。

另一次事故的起端是我與一位前系主任在教學路線上的齟齬。他在主任期間，一邊說我班上退選的人過多，另一方面又維護學生不來上課的“權利”，並搬出一本校規，上白紙黑字：“校方不得妨礙學生的行動自由。”

問題是：即使允許用點名來限制學生“行動自由”也無濟於事，因為有些人回應了老師的點名後，就在老師的鼻子底下大搖大擺地離開教室。

我遂來個釜底抽薪，索性廢除點名、廢期中與期末考，化整為零為26次小測驗，也借此實驗我的《新千年教學手冊》，內有一通則：

“如果一個身體因爲生化功能失調而不能一天吃三頓正餐，該身體就必須遵從糖尿病人的飲食法：少量多餐。同樣道理，如果在一個班上，上課的人由於知識‘補充品’短缺，無從應付二至三次大型考試，那末就必須將所謂‘正規考試’化整爲零，變成一連串的小型測驗。”

這個教學法的落實，就是下一節課考上一節課的內容，量少而只需保留記憶猶新2天，小型測驗設在每節課開頭10分鐘，遲到沒有補考，發還考卷則在下一節課結束前的5分鐘，如沒親自來領則取消分數。貌似嚴厲，對學生卻有利多：一個學期26次小型測驗，學生只需通過其中20次即可得滿分（100分）、12次即過關（60分），容許多次不及格、翹課的空間也很大。

這原本是我和前系主任有關教育仍是“教育”還是該變質為“福利”之爭，卻殃及了魚池。有這麼一位學生，只打算第一堂課、期中、期末各來一次的，我這種安排他絕無可能過關，同時他的這門必選課又只卡在我這個時段。

於是，他就草擬了一封公開信，列了上述的三段論：“老師是外國人、因此他不會講英語、因此也不懂得教學”，和上一案子要求退費的學生如出一轍，真是程咬金三板斧，心靈貧乏空洞一至於此。

他拿了這封公開信，在班上流傳，收集簽名，看能收集到多少背書就算多少，但沒有人理會他，唯有單槍匹馬直接告到系主任那裡去。

這位現任系主任把我也找去當面協調。他對應付此類學生顯然胸有成竹，讓後者重複一遍他的投訴後，就轉向我：“既然這位先生需要幫助，你就在課堂外多替他補習吧！”該生果然立即露餡，脫口而出：“我課都不想上，居然還要我‘額外’上課！”媽XX了我們兩位老師後憤怒地衝了出去。

“無知”往往也是“無品”與“無恥”。如還有認為無知者是沒有了知識卻發展了思考和分析能力，不妨試答下列選擇題：

（1） 按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一個在地圖測驗裡把國家的名字填到海洋裡去的人，他心靈的其他功能例如邏輯思維、分析能力、獨立思考甚至是非觀：a. 更發達了、b. 也同樣是報廢的、c. 難以置評。

（2） 如果你的食譜只限於下列兩項，你如何選擇？a. 填鴨、b. 空心菜、c. 寧可餓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