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女的資格》：男人享有家務勞動的資格感

編按：被譽為「21世紀的西蒙‧波娃」、康乃爾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凱特‧曼恩（Kate Manne）繼近年最具突破性的女性主義經典論著《不只是厭女》後，又一重磅新作犀利剖析「男性資格」如何作為社會潛規則，全面打壓女性的應有權利！

在《不只是厭女》中，道德哲學家凱特‧曼恩大刀闊斧地為厭女情結給出了一個前人未曾明確定義過的分析框架。而在新作《厭女的資格》裡，她則延續前書的論述骨幹，將觸角探入女人日常，不僅深入前作尚未提及的多重面向，並更進一步清晰描繪出厭女情結與其他壓迫體系交織運作的內在邏輯。透過不同領域的案例分析，曼恩犀利地指出在家務勞動、男人說教、性暴力與身體自主權等議題上，父權機制如何暗中運作，並造成實際壓迫。

「男人就覺得他們有資格享受我們的勞動。」《所有的憤怒：母親、父親，及平等伴侶關係的神話》（All the Rage: Mothers, Fathers, and the Myth of Equal Partnership）一書的作者達西．洛克曼（Darcy Lockman）寫道，「這種資格感的光芒如此耀眼」，它也對許多異性戀家庭投下了綿長的陰影：擁有男性伴侶的母親承擔了遠超出合理範圍的育兒和家務工作。

女人的「第二輪班」（second shift）數十年來不曾略為動搖；社會學家亞莉．羅素．霍希爾德（Arile Russell Hochschild）於一九八○年代晚期提出這個概念，描述女人每年多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進行「家庭」工作。

這幅家庭內家務不平等的慘澹圖像可能令人驚訝。在描繪當代異性戀伴侶關係時，這種為家庭付出的現代父親形象隨處可見，但，很不幸，它卻是誤導人的。儘管從一九八○年到二○○○年間，美國男人分擔育兒責任的程度確實有所增加（伴隨著女人的勞動參與率大幅提升），但在二○○○年後卻陷入了停滯。在一份針對今日國內情況的代表性研究中，社會學家吉兒．亞佛斯奇（Jill Yavorsky）、克萊兒．坎普．達許（Claire Kamp Dush），與莎拉．薛普－蘇利文（Sarah Schoppe-Sullivan）發現，當雙方都有全職工作（每週工時大約為四十小時）的男女伴侶成為新手爸媽時，男人在家中的工作量大約增加十小時，但與此同時，女人的工作量則增加了約二十小時，因此，母親角色必須承擔比父親角色加倍的工作量。

除此之外，父親們在這些情境裡真正承擔的新工作中，有許多是與孩子互動這類相對「有趣」的任務─例如和嬰兒玩；父親平均每週花四個小時做這件事，但同時，也就減少了五個小時的做家事時間。母親每週做家事的時間只有減少一個小時，卻增加了大約二十一小時的育兒勞動時間，其中包括十五個小時的身體照護—例如換尿布和為嬰兒洗澡。而在與嬰兒的互動方面，母親也依舊做得更多，每週平均六小時。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和美國勞動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所蒐集的時間使用日記統計資料也呈現出類似的情況。在二○○○年時，他們發現，全職母親承擔了家中三分之二的育兒責任，而男性伴侶則負責餘下的三分之一；再一次，女人做了雙倍的工作，且令人困擾的是，在過去二十年間，這些數字一直保持穩定不變。

樂施會（Oxfam）於二○一八年發表的報告顯示，就全球整體情況來看，女人從事無償照護工作和家務勞動多出男性一倍，而這在統計數字上仍處於低端。在世界各地，女人平均承擔了比起男性伴侶多出二到十倍這類工作，而這些工作的每年全球產值估計約為十兆美金。

根據現況，男人和女人若要在育兒工作上達到平等，需要花費的時間預計介於七十五年（由父職倡議團體「男人在乎」〔MenCare〕估算）和兩百年這個更令人憂鬱的數字之間（由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提出）。不過，研究顯示，在某種情境之下，男人和女人間的家務分工仍有可能趨近平等，那就是當她擁有全職工作，但他卻處於待業中時。然而，就算如此，此處的關鍵字仍是趨近，她還是會做得多一些。即使在據稱眾人皆平等的美國社會脈絡之下，平等仍難以企及。

但真要說的話，時間使用研究裡所描繪出來的男性家事參與情況，可能還太過美好。「我對我們從時間使用日記中得到的資料抱持懷疑，」坎普對洛克曼說，「當我們檢視一對伴侶在同一天內的情況時，發現了不同的結果模型，顯示出男人甚至做得更少。」與此一致的現象是，男人看來會高估自己對共同家務工作的貢獻程度。《經濟學人》（Economist）近期針對八個西方國家的父母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四十六的父親認為自己是付出等量的家長，但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母親同意他們對自己的評價。當然，這或許是女人在時間使用日記裡少報了伴侶的貢獻，而不是男人多報，但社會科學家認為這不太可能。社會學家史考特．柯川（Scott Coltrane）指出：

基於共享家庭工作所擁有的潛在好處、女人的勞動參與快速增加，以及婚姻中的平等理念獲得愈來愈多大眾支持，許多人……預測家務勞動的分工會變得愈來愈性別中立。但儘管如此，研究……卻似乎不太支持這個說法。這為研究者迎來一個重大的、尚未有答覆的問題：「為什麼男人不多做一點？」

男人為什麼沒有多做，原因之一很有可能是不以為意—一種存心的，且相對幸福的無知狀態。坎普．達許在評論她自身研究時寫道：

有趣的是，新手爸爸似乎沒有覺察到他們並未跟上伴侶增加的工作量。當我們提問時，男人和女人都認為，在成為父母後，他們每週都各自多出超過三十個小時的總工作時數。但我們手上那份更精確的時間日記則說出了一個不同的故事，亦即親職為女人增加的工作量比男人多出許多。

在如此情況下，另一個男人不多做的原因則是，去要求他們盡到本分，此事本身便已是某種形式的勞動。

在《所有的憤怒》一書開頭，達西．洛克曼回憶了一樁事件，那是促使她撰寫本書的原因之一。她向丈夫喬治要求在母親節當天有個短暫的休假，請他帶兩個女兒去看他的母親，給洛克曼一個罕有的機會，可以有一些屬於自己的時間。這個心照不宣的約定包括了喬治要負責幫孩子打包行李，而這是他打從他倆的長女出生以來的六年半間，第一次做這件事。洛克曼回想起當他詢問她自己有沒有可能忘記了什麼時，她感到多麼沮喪，並且難以平和鎮靜地回覆。但很快，內疚感就生效了。她寫道：

我肩上的惡魔─那是一陣已經被內化了幾十年的白噪音，一個關於女人、女人的責任，和她們相對地位的聲音─慫恿著我：你這樣對他不公平。他畢竟已經要帶她們出去了，你只要隨便丟幾樣東西進去行李箱就好。這只是個在外面過一晚的旅行，這只會花你三十秒，有什麼該死的大不了？我拿了iPad和幾樣玩具，把它們放到行李袋裡，作為對魔鬼的奉獻，也是我對丈夫的奉獻。對於他，我尤其只希望能以公平相待，再無其他。

這段內心對話刻劃出情緒勞動經常造成的複雜代價。情緒勞動有許多內涵，尤其包括了那些太常落在女人頭上的追蹤和預期工作：知道哪樣東西在哪兒、誰需要什麼、購物清單、家庭預算、家人的行事曆等等，更別提還有打包無盡的行李，從尿布包到行李箱都是。（在洛克曼拒絕提供更進一步的協助之後，她的丈夫忘記帶女兒們的睡衣，她們最後穿著泳衣睡覺。）

如今所有這些形式的工作都被含括在情緒勞動的標題之下，已經算是相當標準的作法；在近期一份提供給男性聽眾的情緒勞動指南中，這個概念獲得了以下定義：

女人為了掌握生活中的小事而從事的免費、隱形工作，這些小事綜合起來後則構成生活中的大事：它們是膠水，凝聚了家家戶戶，並藉此進一步凝聚了一個運作得宜的社會。

我們必須承認，該詞的創始者亞莉‧羅素．霍希爾德並不贊成對它作出這樣的延伸解釋，她最初使用該詞，是用來指涉那些為了維持特定情緒效果而必要的有償工作─例如空服員要展現出令人愉快的風度舉止。但對我而言，這正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顯示一個詞語如何自然演變，好跟上語言使用者的需求。情緒勞動的概念自然而然地被理解成涵蓋許多情況，如同《拒絕失衡的「情緒勞動」》（Fed Up: Emotional Labor, Women and the Way Forward）一書的作者潔瑪．哈特莉（Gemma Hartley）所說：

家務並不是唯一一件令人感到厭倦的事。我也是行程管理人，負責安排預約並隨時隨地知道行事曆上寫了什麼。我是那個擁有所有答案的人，從我丈夫把鑰匙放在哪裡、那場婚禮是幾點，還有當天的服裝規定是什麼、家裡還有沒有柳橙汁、那件綠色的毛衣在哪裡、那個誰誰誰的生日是什麼時候，到我們晚餐要吃什麼。我心裡揣著一張包山包海的列表，不是因為我想這麼做，而是因為我知道沒有其他人會做。

情緒勞動也包括處理環繞著這類事務而生的情緒：例如，不要指出男性伴侶哪件事情做得很糟，以免使他惱怒，也要避免太常在家中尋求他的「幫助」和「支持」。如此一來，許多女人陷入了一個強而有力、進退兩難的局面：你若不開口求助，就必須承擔許多的物質、家務和情緒勞動，程度遠遠超出你原本應該負責的份量；當你真的開口時，你則會破壞一套隱晦的社會規範，亦即女人得維持秩序、照顧他人，並且不要要求太多。哈特莉：

開口求助，而且是用正確的方式求助，是一層額外的勞動。在許多情境裡，個人為了要把工作委託給他人，必須反覆地提出要求，而這經常被看成是嘮叨。有時這實在就是不值得費力去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求，而且是持續用正確的語氣提出要求（但依舊有可能被說成是一個嘮叨的人），所以我乾脆自己動手做。

哈特莉的書以一樁事件開場，它和洛克曼的開篇小故事明顯相似：作為母親節禮物，她要求雇用家事清潔服務員，為她與丈夫子女一起住的公寓打掃浴室和地板。她解釋：

對我來說，這個禮物的重點不是打掃本身，而是總算有那麼一次，我不用負責家裡的辦公工作。我不必打電話聯絡、詢問好幾家的報價、做功課研究每間清潔公司、處理付款，然後預約打掃時間。我真正想要的禮物是擺脫這件任務所帶來的情緒勞動，而它已經在我心中困擾我許久，打掃房子只不過是加分而已。

然而，唉，事情未能如願。哈特莉的先生選擇省錢，然後自己動手徹底清掃浴室；在此同時，她則被交付獨自照顧孩子的任務，而整間屋子除了浴室的其他部分在她周遭陷入一片混亂。她描述自己隨之而來的憤怒乃是「年復一年，緩緩接下了扮演家中唯一在乎所有事情的角色，最後綜合起來的結果。」

把這樁事件輕易地打發成已開發第一世界的煩惱、進而不予理會，是一件簡單的事，也是一道障眼法。在此，將這些女人和她們那些享有較少特權的同儕兩相比較，並不是有意義的作法；後者無疑確實面對許多獨特的問題，其中某些主題我們已經討論過，也會在後續討論到更多。真正有意義的比較，是針對女人與其未能公平負擔家庭照護之重擔的男性同伴，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而在這件事情上，並沒有好理由可以解釋男人的失職。

男人和女人「天生」有著不同的育兒傾向或偏好，這個太過便宜行事、性主義的假設已經被破解了，一部分是因為研究顯示，當男人是主要照顧者時，他們的大腦（大腦是可塑的）會變得和那些擔任主要照顧者的女人相似。

但縱然如此，男人卻還是未能適當地投入家務和育兒勞動，而此事看來影響了各種人口統計背景下的每一個女人。當然了，這並不是在說富有和貧窮的女人受到影響的方式一模一樣；當高收入、占優勢地位的白人男性不在乎，而與他們同樣富有（且還是一樣，通常是白人）的女性伴侶變得精疲力盡且感到絕望時，她們最後經常就會「俯身取用」（lean down），仰賴非白人和貧窮女性的勞力。

因此，當享有特權的白人男性失職時，這不只會對他們的妻子造成傷害，傷害也會延伸到更弱勢的女人身上，她們最終可能會遭到剝削，必須從事這些相對享有特權的女人原本應該要做、但不應該由她們獨自處理的工作事務。

（本文摘自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厭女的資格：父權體制如何形塑出理所當然的不正義？》；為閱讀需要，部分擷取內容有些許調整。）

凱特‧曼恩（Kate Manne）
康乃爾大學哲學系副教授，自2013年起任教至今。其研究集中於道德哲學、社會哲學與女性主義哲學。《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為其第一部著作，深刻探索並拆解現代生活中公共場域和政治場域中的厭女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