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門,一個神秘而令人嚮往的名。
1995年7月6日,早上7點50分,一群政大登山隊的學生,在中央山脈未知而陡峭的山壁上卡了二天後,終於奮力翻上了南三段的稜線,領隊對著天空狂幹了5分鐘髒話,宣洩逃出生天的狂喜與熬過苦難的激動。
那是二十出頭歲的鄭安睎第一次與「關門古道」的邂逅,一點也不浪漫,還帶著許多磨難。但本著對山的熱愛,與追根究底的學術精神,在往後的4年間他以「關門古道」為主軸,安排了整整20次的長短調查行程,為的就是一探這堪稱台灣最神秘古道的身世。最後,他成功於2000年集結探勘成果,出版了《臺灣最後秘境:清代關門古道》一書,讓這條出於清朝之手,為眾多日本人所探,最後又成為布農族丹社群遷徙要道的路,重現在台灣人的視野之中。
如今,21年過去,這台灣唯一一本描述關門古道的專書重新出版,更加入了鄭安睎教授廿年來的所學與凝鍊,以古道為主軸,建構出橫跨百年歲月、堆疊數千呎高的台灣史話;讓我們能透過他的雙腳雙眼,了解國家力量是如何深入山區,看見過去環境的樣貌與旅人的心境,挖掘歷史的真實,以及居住在中央山脈心臟地帶的布農族丹社群族人們,有著怎麼樣的過往,今後又該邁向何方。
就讓我們一同將中央山脈越嶺道路的視野,回溯到那遙遠而神秘的清代以前吧!
翻越中央山脈的清國官道
1874年(同治13年)的牡丹社事件後,清朝終於意識到台灣的重要性,開始積極治理原住民、建設過去幾未涉略的東部與中央山脈深處。「開山撫番」政策由沈葆楨起頭,開啟了台灣山區道路的建設時代,清朝的實權也透過一條條道路開始深入東台灣。當時(1874-1875年間)首先開闢了四條穿越中央山脈的道路:
- 北路:提督羅大春從蘇澳開闢到花蓮,今日僅存東澳至南澳一段的「蘇花古道」,與後三者不同,為南北縱向。
- 中路:由總兵吳光亮率領兩千清兵,從南投竹山開闢到花蓮玉里的「清八通關古道」(與日八通關古道僅有少數交會),是清代唯二的高山越嶺道路。
- 南路:海防同知袁聞柝修築的「赤山卑南道」(崑崙岰古道)與其副線「射寮卑南道」,是台灣第一條完成的撫番道路。
然而,這些穿越中央山脈的道路命運坎坷,主因是深入原住民的家園,那對原住民而言,無疑是強烈的侵略,自然會引起抵禦,使得清朝需要派駐大量的兵力屯守於途中營盤,才能確保暢通。因此,南北二路皆僅一年左右,即因駐兵調離而告中斷;中路好一點,因位於台灣核心地帶,能直接聯絡東西交通,不時有人利用其往返東西,慢慢到1880年左右才告完全荒廢。
大水窟池的東北側山坡,有一處微微凹陷、形狀方正的小凹槽,即是清代八通關古道所設的營盤遺址,為開路工人的住宿地,或駐紮軍隊確保道路暢通的要塞設施。
但或許是政策使然,也可能是難度較低且東西交通需求仍在,在北中路荒廢的同時,清朝仍繼續建設南路,後續又有「楓港卑南道」(後成為今日的台九線南迴公路)與「瑯嶠卑南道」(其中一段其為今日熱門的阿朗壹古道)等的開拓。
到了1882年,清朝又再度闢建了新的東西橫貫道路「三條崙道」,由提督周大發率兵修築,鎮海後軍副將張兆連接續,這次設有八個營派重兵屯首,讓它成為了清代唯一持續保持暢通的越嶺道路。這條路後來經日本人整修,成為了今天為人所熟知的「浸水營古道」。張兆連完成了三條崙道沒幾年,又投入了下一條撫番道路的闢建,迎接更大的挑戰。
1886年底(光緒12年),時任巡撫劉銘傳任內,「開山撫番」的需求仍在,遂闢建「新中路」,由總兵章高元負責、余步青督工,率軍由西往東開鑿;翌年春天,張兆連也率兵由東向西開鑿道路,兩隊人馬合計約三千人,最終會師於中央山脈海拔3020公尺的關門山南坳水池,完成了這條清代最後的中央山脈越嶺道「集集水尾道路」,即日人所稱之「集集拔仔庄道路」,今日為人所熟知的「關門古道」。
然而,好景不常,集集水尾道路竣工僅數月,隨即因清軍與布農族卓社群和邵族等發生衝突,導致交戰,最終撤出沿途軍隊;爾後古道再也沒有人維護,漸漸無人通行,和多數清官道一樣,被遺忘在歷史的長流之中了。
布農丹社群故鄉
關門古道所經過的山區,全為布農族人的天下,從拔社埔(今民和村)出發後,進入卡社群的傳統領域,很快便又進到丹社群的家,直到翻越中央山脈抵達花蓮。今人口約6萬人的布農族有五大社群,居住地自中央山脈濁水溪武界曲冰一帶至高雄那瑪夏與台東延平,由北而南為:卓社群(Taki Tudu)、卡社群(Taki Bakha)、丹社群(Taki Vatan)、巒社群(Taki Banuaz)與郡社群(Taki Isbukun)。
依據口傳歷史,布農族本居住於濁水溪下游平地,最遠的傳說來自鹿港;爾後逐漸往中央山脈移動,巒社群首先定居於濁水溪中游的巒大溪畔。後來以此為根據地,建立眾多小部落,隨著人口增加、族群擴張而又開始向外遷徙。
首先於十七世紀中葉甚至更早就分支出去的是卡社群,一路向北遷徙到今日卡社的位置建立家園,而後又分支出卓社群繼續往北拓展,到了卓社一帶與泰雅族對峙。郡社群的起源傳說比較不一樣,是來自北方,因大旱而南遷到郡大社的位置。
最後,在十七世紀末,丹社群的始祖Vatan Tanapima自巒社群分離,朝無人的東方進發,最終落腳今日的丹大區域居住,成為了丹社群的始祖。布農族社名有不少如丹社「Taki Vatan」般,是源自始祖之名。
整個中央山脈自丹大林道三分所之後的丹大溪流域,都是布農族丹社群族人的傳統領域,散居著十來個舊部落,等待著子孫們重返故地。
爾後,十八世紀開始,布農族巒社群、丹社群與郡社群又有一批人,因耕地與獵場不足,開始向無人的中央山脈東、南方遷徙。丹社群首先跨越中央山脈來到花蓮瑞穗山麓一帶,接著或同時巒社群也過去了;而郡社群與一些巒社群則一路向南挺進到大分、新武呂溪流域,最南抵達鹿野溪中游的內本鹿一帶居住,形成了日本治台前布農族各大社群最終的勢力版圖。
然而,一切都在1895年,日本人來台之後,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大和民族的深山探險
日本治台初期,為了透徹了解這塊新的國土,並且落實統治權力,派遣了眾多人力深入山區調查;除了增進對原住民族的了解之外,更開啟了台灣山岳的文字史時代,留下許多台灣最早的山岳調查報告,彌足珍貴。那個年代,因為原日衝突嚴重,多半以大隊人馬甚至軍職背景,聘請原住民嚮導才得以深入山地,帶回珍貴的見聞。
日本人對於中央山脈的探索,肇始於參謀本部付陸軍中尉長野義虎,他開啟了日本生蕃地(原住民領地)探險的序幕。1896年初他便開始調查蕃地,到了9月,他先是從花蓮玉里出發,踏勘清代中路八通關古道,途中順登玉山(登頂與否不可考)後抵東埔,成為了史上第一個橫越中央山脈的日本人;接著他往北走,10月到了集集又再度東轉,沿著尚未徹底崩壞的關門古道,住過拉夫朗社、帖鹿桑社與堪姆卒社後,越過中央山脈下抵馬太鞍溪、翻過倫太文山,最後抵達花蓮拔仔庄。
長野義虎的探險都有留下報告,關門古道的描述便收錄於〈番境探險譚〉中。其對於沿途所經原住民部落、文化風俗,乃至山區地質地貌、森林植被等的首次描述,成為了台灣深山地區最早的考據文獻,更是日治初期最珍貴的紀錄。
爾後,關門古道尚有平田猛、野呂寧、森丑之助等人的第一手報文,還有其走過之後對於檜木林的評估、橫貫道路的建言甚至橫斷鐵路的想像,都能讓我們一窺那個年代的「先進國家」,是如何看待原始的自然資源,以及和在地原住民的互動。
我們更能從古人的眼,重建真實的歷史現場。比如依據長野義虎描述,在現代國家勢力尚未介入之時,途經的布農族部落周遭已經沒有什麼樹木了,丹社群族人們用斧頭、柴刀等,在坡地上耕作小米、玉米、蕃薯等作物,生活必需品則透過通事(1896年堪姆卒社的通事叫杜成羅)或自己經關門古道至集集購得。
丹大林道往西望去,舉目皆為赤楊森林,可想像昔日耕地滿佈的樣貌。關門古道此時已在右手邊山坡上方,往稜線延伸而去。
遠走他方的Bunun
然而,隨著國家勢力深入山地,布農族流離失所的時刻也漸漸到來。隨著佐久間左馬太對太魯閣族發動的「太魯閣討伐戰」在1914年結束,也宣告第二次「五年理蕃計畫」落幕,整個北蕃(泰雅族、賽德克族、太魯閣族)基本上已被壓制,日人的目光便轉移到原本就比較溫和的南蕃(布農族)來。同年起,日本人開始沒收布農族賴以維生的槍枝,要打獵得先去駐在所「借貸」,造成嚴重的族群衝突,引發了一連串抗日事件,如1915年規模最大的「大分事件」。
而在1917年,原本與世無爭的丹社群,也終究忍無可忍揭竿起義,上百人襲擊丹大駐在所,引發日人以軍警聯合征討,砲轟丹大社,最終焚毀數個部落,以丹大社頭目率先投降告終。此後,情勢逐漸緩和,直到1930年爆發了霧社事件,促使日本開始了更強硬的原住民統治手段:「集團移住」。
整個南投的布農族舊部落,因地處深山,管理、教育與產業輔導都極度不便,日人積極建設警備道治理時,早有將其遷移至較易管理的淺山的打算。直到霧社事件爆發後,移住政策方轉強硬,許多原住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鄉、丟失了自己的文化,最終造就了眾多我們今日看到的「山區原住民部落」。
台東延平鄉的桃源部落,是昔日最後被遷徙的內本鹿區域布農族人們落腳的地方。
然而,丹社群在日本人的強迫移住開始之前,就已經開始悄悄自己搬家了。從1933年(昭和8年)起,因為他們大多不喜歡日本人建議的達瑪巒(地利村),加上18世紀早有零星族人落腳東部居住,於是便以家族為單位開始了為期6年的大遷徙。丹社群族人們大多沿著關門古道翻越中央山脈,移居到馬侯宛社,今日的馬遠村居住;少部分則往西,和卡社群等一起住在原就屬卡社,又再被日本人精心規劃過的移住示範部落,達瑪巒。
自1940年起,廣大的丹大溪流域,就再也看不到裊裊炊煙,聽不見迴盪山谷的槍響,還有布農那悠遠嘹亮的歌聲了。
在登山人的好奇心中甦醒
關門古道在1939年,隨著最後一戶丹社族人抵達馬遠後,就徹底退出了歷史的舞台,只留存在老人家的記憶,與獵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路徑更隨著狩獵文化的沒落而漸漸消失。而台灣山岳界一直以來對這條道路也僅止於「聽過」,在民國60年代前後,只有四大天王的林文安與邢天正等人,走過關門古道的東段並對其有隻字片語的描述而已。
真正開啟關門古道踏勘種子的,是1988年1月27日,台大登山社陳文翔所率領的隊伍。當時台大登山社甫完成宜蘭大濁水溪流域的踏勘,正式定下目標,要完成整個丹大區域、中央山脈心臟地帶的探勘計畫;而找出關門古道,就是整個大計畫的第一槍。
關門古道東段稜線上,保存狀況十分好的清代石階遺構。
他們在資料闕如、地圖模糊的情況下,動身前往花蓮富源,一探這條神秘的道路。經歷砍草、摸索、下錯稜等挑戰與曲折後,他們走過古道東段,下抵馬太鞍溪底,在那幸運遇到高齡78歲的布農族老獵人,並答應帶他們爬上中央山脈主脊,接回南三段的傳統路徑。否則,面對陡峭的中央山脈屏障,可能會如同前述的政大登山隊般,也在路徑不明的狀況下受困山壁一兩天吧。
後來,1991年台大登山社集結了丹大山區的探勘成果,出版了《丹大札記》一書,成為台灣近代山岳著作的經典之一。四年後,政大登山隊的鄭安睎,看了開篇的〈關門古道東段〉深受影響,秉持著年輕人的野心與夢想,在沒有困難中級山與七天以上帶隊經驗的情況下,他號招了社內各路好手,來到拔子山腳,準備大顯身手一番。
結果,他們被關門古道狠狠的修理了一頓。
可怕的植被、吸血的蚊蟲、模糊的路跡、懾人的崩壁,讓這支隊伍陷入前所未有的絕境。然而,途中偶而出現的清代石階、未解的歷史之謎,卻深深吸引了年輕的鄭安睎,讓他誓言重返,絕對要將這條被歷史遺忘的道路,一點一滴的找回來。
最終,費時5年光陰,前後20次踏勘,他成功了。不僅讓關門古道得以重現在世人眼前,甚至帶領前一個世代的古道研究巨擘楊南郡,以及《丹大札記》中曾踏勘過關門古道西段的何英傑,西進東出完整走過一趟關門古道越嶺,還一起在該趟行程裡,找到了當年清軍在關門水池附近所建立的「華表」(類似木造牌樓)的遺址。 近年,他更成為了丹社群族人們透過關門古道,回到故土Taki Vatan的關鍵人物,陪著部落族人們循著老人家們的路,回到真正的家。
鄭安睎老師(左二)與《重返關門》中提及曾大力協助的老烏鴉學長賢伉儷(右一左一)與新婚的Lizu和Ali賢伉儷,2020年底合影於關門古道馬太鞍溪底的Tongqolan。
二十年一日,當代學術登山的楷模之作
同樣是古道專家的伍元和老師這麼說著:「登山要輕量化、多元化、學術化。」輕量化已成為當代登山顯學,多元化則是什麼都要會一點,以應付多變的台灣山岳環境。而學術化,指的就是結合文史資料、田野訪談與多次的實地踏勘,將所有元素不斷爬梳後,彙整成足以呈現所述主題的作品,解開未知的謎團、拓展已知的視野,讓後人得以站在這個成果上,看得更高、望的更遠,讓文化不斷的前進。
任何領域都是這樣,唯有付出時間,並持之以恆,才能有所收穫。在《重返關門》一書裡我們可以發現,旺盛的好奇心、對山野與歷史的熱愛、加上出眾的毅力,是驅使鄭安睎老師不斷重回同一片山區,尋找證據解開一道道歷史謎團的巨大推力。
前文所梳理,從清代直到當代的關門古道故事軌跡,大多是我研讀《重返關門》後反芻的心得,加以旁徵博引後所撰的「故事大綱」,希望能透過這樣的簡單整理,讓更多人了解清代以降圍繞著關門古道發生的故事、以及布農族丹社群的身世。
拿起這本書,你會發現簡直是關門古道與布農族丹社群研究重要的文獻大成,甚至歸納了布農族丹社群的族群歷史,乃至於其氏族考究、移住歷程。更重要的是,這樣的集結與彙整,結合自身探訪紀錄、第一手影像與古照片的書,能夠勾勒出何謂「登山學術化」的想像,給予了我非常大的登山啟發。在台灣山林這無垠的浩瀚之海中,點滴堆疊出一座座島嶼,讓我們這些後人只要輕鬆閱讀,就能心領神會那山中過往,清晰地看見那曾經消失的路,而免披荊斬棘之苦。一邊翻著,我心中滿是感謝。
關門古道中央山脈稜線上的康莊大道,是我與它第一次的邂逅所在。
不只關門古道,每一條有歷史的路,都圍繞著許多故事;族群也好、產業也罷,千絲萬縷的織出台灣真正的歷史樣貌。我們唯有透過不斷的閱讀、累積,不斷的再訪、挖掘、與故事的主角及其後代建立連結,才能真摯的理解山、理解人、理解台灣。
探勘?在GPS年代,台灣其實再無秘境可尋。然而「探索未知」的標的並未消失,正是那些無航跡可跟、散落各處甚至用不同語言寫成的古籍史料、隱晦的遺跡,與聚落裡傳承知識的耆老們,才是這個年代的「探勘精神」所在之處。
承襲著前人的開拓精神,結合身體與智慧的勞動,走入山林,去探索屬於自己的古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