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個全球資本主義市場中，我們其實隨時都處在各式各樣的交易當中。凡交易必有數字，因此從數字分析人類行為，在二十世紀變逐漸成為一個潮流，甚至從上個世紀的60年代，慢慢衍生出「行為經濟學」，分析人類各種使用金錢的行為。
既然「經濟學」強調理性，「行為經濟學」著重分析的就是消費行為的理性與不理性，其中，「贏家的詛咒」（The winner’s curse）算是行為經濟學最早提出的概念之一。
不過，首次提出「贏家的詛咒」這個概念論文的既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心理學家、而是在ARCO 石油公司工作的三位工程師。也因為如此，促使這三位工程師提出這概念的原始想法和石油的探勘權有關。照說，如果有多家石油公司有興趣購賣某塊土地的競標權，那麼順利標得這塊土地的贏家就一定「發大財」嗎？
從現實的情況來看，其實未必。因為，專家對石油蘊藏量的估算往往非常大。所以，如果石油公司是按照專家的估算去投標，那麼贏得標案的公司往往是專家估算價值最高的公司。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以最高價買到土地的石油公司可能就「受到詛咒」，理由是，第一，他的得標價高過開發區的價值，廠商因此在金錢上受到損失。第二，開發區的價值低於專家的估算，得標廠商因此感到失望。
從這原始的概念中，我們可以知道所謂「贏家的詛咒」可以有很多種形式，不過，這當中牽涉到的基本形式就是「共同價值標案」（common value auction），也就是假設該權利對所有投標者而言，價值都是一樣的。
但，如果到各大網拍賣市觀察一下網拍交易，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基本假設其實有很多例外，網拍市場上有很多物品的交易價格差距很大，這顯示有很多買家在評估物件的價值時，彼此的「價值觀」其實差異很大。
這讓競標者之間的競標態度形成了很大的差異。
所以，要如何避免落入「贏家的陷阱」呢？
最直接而簡單的方式應當就是請「贏家」調整心態，不要一直想贏。如果一直想贏，就很可能如組織心理學家格蘭特（Grant）所說，因為想向自己和其他人證明自己的決定是對的，所以即使應該改變，卻仍持續合理化既有的政策，並加倍進行更多投資。（相關文章：因為不想輸，所以賭更大）
台灣的新冠防疫措施就是如此。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台灣似乎沒有太大的疫情，也讓指揮官陳時中一直信心滿滿，以至於在病毒發生各種變種後，一時反應不過來。
從台灣的情況來看，在野黨也不是沒有提醒執政黨不要落入「贏家的陷阱」，但顯然執政黨並不在意在野黨的意見，這就形成了「執政者」和 「在野黨」沒有「共同價值」的局面。
要根本解決這種局面，自然要請「執政者」（選舉的贏家）和 「在野黨」（選舉的輸家）先找回「共同價值標案」（雙方到底「為何而戰」、「為何而選」），才能再請專家重新評估價值。
當然，如果，這些都做不到，結果就是所有台灣人落入共同的選舉陷阱，無法脫身。
台灣曾以普選總統而自傲，但如今卻必須在新冠病毒的威脅，看著不肯離開「贏家」頭銜的執政黨不斷以人民的生命、財產與安全為資本繼續尋求翻身，豈能不問，到底要如何才能跳出這「輸贏的陷阱」？
陷阱
其實，台灣新冠疫情亂象中其實還出現許多與「贏家的詛咒」相關的「市場幻象」值得大家注意：
疫苗價格比較
為什麼台灣的民眾看見政府採購的國產疫苗價格居然會有如此身價，代表政府採購的專家們是否高估了「國產疫苗」的價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