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偷走的童年》（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 2019）的結尾，十歲的小女孩安娜在與自己相差三歲的哥哥、以及基於政治立場和猶太人身分而被希特勒「懸賞人頭」的父親與擔任歌劇女伶的母親一起前往──或者更精確地說，是「逃往」──英國的輪船上，面對哥哥對於他們必須再次適應全新的文化、語言與環境的怨言，她如此回應道：「就算要從頭開始，那也沒有關係，因為我一定可以的（weil ich das schaffe）」。
在此，讓我們回溯《被偷走的童年》中的時代背景：最初，安娜的父親阿圖爾患上了嚴重的流感，而此時距離 1933 年三月的國會選舉（Reichstagswahl）僅剩十日。阿圖爾深知，若納粹於十日後的大選贏得了過半數的選票，將會對自己多次於報紙上發表批判納粹與希特勒的文章採取報復──而這也正是人們所理解的，納粹清洗政治異議份子的第一步。藉著重病的理由，阿圖爾趕在大選前離開柏林，動身前往瑞士。這對照到安娜在結局所表現出的極度樂觀，我們便會差點忘記安娜一家人最初踏上逃亡的目的，是阿圖爾意識到納粹「報復」他們批判希特勒的政治立場，以及他自己和家人的猶太身份，將會是清除異議份子第一波行動的對象──而忘記這樣的逃亡理由，甚至是遺忘種族屠殺的恐怖之處，相當大的部分便是安娜樂觀的態度以及本片從她的「兒童視角」出發所致。
我是難民，但難民是什麼？
國會選舉前的離開，也正是安娜一家人「逃亡」的開始。自此開始逾十年間，安娜一家先後輾轉前往瑞士，再到法國，再來到英國──對安娜而言，或許值得慶幸的是，她的童年並沒有在面臨戰事的家鄉，逐步被限縮生活空間、剝奪基本權利與自由，最終被送入集中營的命運裡度過，和甚至以此終結。就事實的角度而言，她所面臨的是基於父親的工作、自己的血緣而不斷到達，再不斷離去，最終不得不離開歐亞大陸──這也是安娜所賦予自己的身份：「難民」（Flüchtlinge）與「無家可歸」（heimlos）。
然而，對於安娜自始至終所抱持的，一種與樂觀主義相去不遠的童真，我們必須保持懷疑的態度。基於安娜一家在戰爭尚未開始前便踏上了逃亡一途，納粹與希特勒對於安娜的意義，並非集體層面的，而是僅停留在個人情感的層面：安娜來到瑞士一段時間後，一日在阿爾卑斯山上的校外教學時，老師對安娜說道：「我看見妳父親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起初，安娜對此表達了興奮之情：「真的嗎？終於有媒體願意買爸爸的文章了！」顯然，安娜與自己的家人對他們時常無法溫飽的生活困境有所感觸──，可是，老師接著說道，「希特勒在德國境內以一千馬克懸賞妳父親的人頭」──話落，安娜的臉隨即垮了下來。
但是，這個「人頭懸賞」的威脅，似乎對安娜並沒有任何特殊的意義──除了這個被懸賞的人是自己的父親之外，這似乎僅是一個納粹可能將父親從自己身邊奪走的威脅與警告而已，並不包含希特勒的種族主義（Rassismus）、民族主義（Nationalismus）思想，以及對亞利安民族神話確實存在的相信，進而將它付諸實現的瘋狂。如同紀傑克所言：
納粹是一種實際存在的障礙，但問題是，為什麼他們是實際的障礙呢？因為他們被某種虛幻的世界支持著。（紀傑克，2008，頁 82）
對紀傑克而言，納粹對猶太人採取的「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無庸置疑地是種頗具威脅性的瘋狂；只是，這個瘋狂並非指納粹在集中營或醫院裡施加於人體之上的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過程──與其說是瘋狂，基於納粹對於純粹人種、也就是完美的人種的渴望，雖我們將之命名為「去人性化」，然其過程無疑更接近一種熱情的、窒息式的恐怖行為──，而是指納粹將德意志帝國的神話視為永恆不變、確實存在的真理，甚至意圖透過大規模的行動將之付諸實現。
總結而言，納粹的恐怖之處並非完全指向他們的所作所為，而是迫使他們、要求他們採取行動的某種不存在，卻支持著他們的幻象，而且他們將之視為現實。這種針對少數民族、尤其是猶太民族的恐怖，在安娜的純真無邪的世界裡，簡化成一種純粹的「討厭」，一如許多人於兒時經歷的「你不分享玩具給我，我討厭你，我要告訴老師」，是尚未、或永遠不會形成具體憎恨行為的無傷大雅的情緒；也如同安娜初到瑞士時，因不懂瑞士「男女有別」的文化習慣，在男同學面前翻跟斗，而被女生鄙視和嘲笑，或是被男同學以「喜歡」之名丟石頭。
可疑的是，不論丟石頭的行為是否基於瑞士人固有的文化與傳統，這個行為看在我們眼裡都是相當冒犯的，且對安娜與其家人富有針對性。然安娜卻不曾對於這個「喜歡」的解釋有所懷疑，遑論將瑞士同齡小孩對自己的嘲諷與鄙夷視為「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