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歐洲文明曾經的繁花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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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海報 (2014)
考驗一下你的記憶:三級警戒前,你最後一次和朋友聚餐,是在什麼場合?
再想想看:當初那個時間點,你能夠預料到接下來兩個月,你都不能外出聚餐嗎?不僅餐廳禁止內用,電影院、KTV、健身房也都去不了;你還要盡量減少外出,甚至無法拜訪家人朋友。
恐怕絕大多數人都料想不到吧。
想像一下,如果你面對的不是疫情,而是一場戰爭,那會怎樣?原本你可能還在想著「下星期再約」,或是「下個月去台南找你」,但是戰爭突然就來了,並且一打打了四年。戰場上,數百萬人的生命損失了;就算你沒有上前線,你也失去了原本享有的一切自由,你失去了正常的休閒娛樂,甚至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所有正常的生活。
我在說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今天說起一次大戰,一定會想到斐迪南大公遇刺。我們說那是一次大戰的導火線。可是回顧歷史,當初其實沒多少人預料到戰爭會因此爆發。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回憶錄《昨日世界》寫道:1914 年 6 月 28 日下午,當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傳回維也納時,沒有人真的感到悲傷或難過,甚至有人暗暗竊喜。原來斐迪南大公並不受到民眾愛戴,比起他,大家還更喜歡當時的選帝侯卡爾一世(即後來的奧地利皇帝)。斐迪南死了,正好讓卡爾當上皇儲。
根據茨威格的回憶,在這事關重大的歷史時刻,維也納照樣歌舞昇平,一點也沒有大戰來臨的氣味。即使到了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的時刻,還有人繼續保持著無限量的樂觀,認為局勢一定會在最後關頭奇蹟似地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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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茨威格的說法,人們之所以樂觀至此,是因為他們這一代在 19 世紀末出生成長的歐洲人,已經度過了一段太久的太平日子。
對歐洲人來說,19 世紀的確是充滿樂觀精神的時代。如果你生在 19 世紀的歐洲,你會經歷到攝影術的發明,你會經歷到電報的發明,你會經歷到火車旅行的全面普及,甚至搭輪船遠渡大西洋,也都不再是稀奇之事。到了 19 世紀末,商業飛船啟用了,到了 20 世紀初,連飛機都有了。
還不只是科技上的進步。個人自由在 19 世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藝術文化不斷推出最新的形式,政治權利也不斷普及。19 世紀是樂觀主義的沃土,人們認為今天一定比昨天好,而明天又一定比今天更好。
根據茨威格的回憶,一戰前夕,年輕人已經想不起來上一次戰爭是什麼時候了。他們無法想像在未來等著他們的,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殘酷的戰爭。許多人甚至是滿懷興奮出征的,那些待在家鄉沒有出征的男孩,甚至都會感到羞赧。很多家庭都把出征當成了成年禮來辦,因為戰爭讓他們得以離開家鄉,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軍隊開拔的時候,無論軍民都熱切地唱著歌。他們以為最晚到聖誕節時,戰場上的士兵就都可以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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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在他的少年時代,當然也深深受到 19 世紀時代精神的感染。在他的回憶錄裡,他形容 19 世紀末的維也納是一個極度在乎藝術文化的城市。報紙上的政治議題,不一定會引起注意,但是當歌劇院要拆遷的時候,人們都會湧向這座歌劇院,陪伴它度過最後一次的演出,並且久久不願散去。直到真的必須熄燈的時候,人們會湧上台前,敲下一小塊歌劇院的木地板,帶回家好好保存。
茨威格寫道,在他的學生時代,他們一整班的同學都是喜歡音樂、喜歡文學的文藝青年。如果有位同學在街上意外碰到馬勒,或是碰到布拉姆斯,這件事就能讓他在班上炫耀好幾天。他們放學聊天的話題不是晚上吃些什麼,而是誰誰誰又出了新的詩集,誰的哲學又比誰的更深刻、更精彩。
假如你對西方文學稍有了解,不可能沒聽過里爾克的大名。可是這位 20 世紀德語世界最偉大的詩人,在茨威格念中學的時候,不過就在地方的文藝雜誌上發表過幾首零散的詩而已。可是就在那時候,茨威格和他那一幫同學已經發現了里爾克的天才。當他們熱切地在閱讀、背誦里爾克的詩時,講台上任何一個教語文的老師,都還沒有聽說過里爾克的名字。
所以茨威格說:「在時代的風吹起來以前,我們就已經聞到了它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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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年輕時,曾經透過朋友介紹,拜訪了當時已經成名的雕塑家羅丹,並且和他共進晚餐。用餐完畢後,羅丹決定要到工作室繼續忙他的作品。茨威格沒有放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他跟著羅丹進到工作室,近距離觀察羅丹如何雕琢作品。
茨威格形容羅丹是一個異常專注的人。當他進入到工作狀態時,好像根本看不到站在旁邊的茨威格。數個小時之後,羅丹終於忙完一個段落,想要休息一下,於是走到門口,穿上外套準備出門。可是就在出門前,羅丹看到茨威格站在自己的工作室裡,以為有人闖進自己的工作室。正要發怒時,羅丹才猛然想起來,原來這就是剛剛和他共進晚餐的那位年輕人。
茨威格特地把這段故事寫到回憶錄裡,我想是有用意的,因為茨威格也是一個想要安安靜靜,專注地雕琢作品的作家。但 1881 年出生的茨威格,在 33 歲那一年就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他 58 歲時,又碰上了二次大戰。
在《昨日世界》裡,扉頁一打開,茨威格就引用了一段莎士比亞的名句:「我們命該遇到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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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期間,茨威格雖然也被徵召,但因為體能太差,沒有去到前線,而是被安排在軍事檔案館工作。在檔案館任職的期間,茨威格有過一段非常特殊的經歷。
戰爭期間,奧匈一方每打一場勝仗,佔領到一塊新的地方,他們就會去搜集敵軍在該地發布的傳單、標語,以便了解敵軍的宣傳策略。在軍事檔案館工作的茨威格,就被賦予了搜集敵方宣傳品的任務。他得到一張由檔案館派發的機密證件,憑著這張證,他可以自由出入奧匈帝國所有的軍事據點,並且能夠乘坐任何的軍用車輛,去到所有他想去的地方搜集材料。
這簡直是任何一個戰爭期間的作家都夢想得到的任務。茨威格當然也沒放過這次機會,他帶著他意外得到的特權,也帶著他的作家之眼,到各處觀察戰火之下的人生。
有一回,茨威格從前線搭貨車,準備去布達佩斯。一路上同車的,滿滿都是缺腿缺手臂的傷兵,覆蓋在傷兵身上的毯子,早已被鮮血浸透。負責照顧他們的醫官,其實早用光了所有的藥品,連棉布都沒有了。每次停車,醫官便下車打聽有無任何剩餘的藥物或醫療用品,但唯一能夠得到的,只剩消毒用的碘酒。茨威格唯一幫得上忙的地方,就是下車打個幾桶不怎麼乾淨的水,幫忙傷兵清潔身體。
經過十多個小時的車程,疲憊不堪的茨威格終於到了布達佩斯,但他卻驚異地發現,布達佩斯好像一點都沒有戰爭的氣息。剛剛還在軍隊裡運送傷員的軍人,到了布達佩斯卻紛紛到花店購買紫羅蘭,「向女人們大獻殷勤」。街道上到處看得到「漂亮得無可挑惕的小轎車」,裡面坐著「頭臉整齊、衣著光鮮得同樣無可挑剃的先生」。
茨威格認為,這景象恰恰顯示出了一戰對歐洲人精神上的傷害。戰爭使人意識到,一顆小小的鉛彈,能夠在千分之一秒內奪去一個人全部的記憶、全部的情感,奪去他們的生命。因此,當一個人能有片刻鬆懈下來的時候,他為什麼不要極盡享樂之能事呢?當隨時都有可能失去生命,一個人為什麼還要花費任何一秒鐘去思考未來呢?而他又為什麼要思考過去呢?
在茨威格眼裡,一次大戰將歐洲人徹底變成沒有了過去,也沒有了未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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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茨威格自己的說法,他在一次戰前的所有作品,都是生澀、幼稚的作品,缺乏對現實的認知,因此他拒絕再版任何一部戰前出版的書。
一次戰後,茨威格在薩爾斯堡的山丘上買了一幢房子,打算在那裡遠離塵囂,安心寫作。在薩爾斯堡這段期間,茨威格也有過一段特殊的見聞。
薩爾斯堡位在奧地利邊境,緊鄰德國的巴伐利亞。一戰後,德國的貨幣馬克遭遇到極其誇張的惡性通貨膨脹,通膨率達到了以千萬計的程度。茨威格形容:原本能夠買得下整個柏林房地產的價錢,到了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候,可能連一顆雞蛋都買不到。
可是在馬克發生惡性通膨之前,奧地利的克朗就已經開始通貨膨脹了。據茨威格所述,在最嚴重的時候,克朗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一萬五千倍。
跟著通膨而來的,是一番荒謬絕倫的景象。茨威格觀察到,當克朗率先陷入惡性通膨的時候,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德國人帶著現金,搭火車從巴伐利亞來到薩爾斯堡,然後用極其便宜的價格採購各種生活用品,再搭車回到巴伐利亞。
到後來情況太嚴重了,所以德國政府開始出手管制,禁止旅客將薩爾斯堡的商品帶回巴伐利亞,以免傷害德國商店的生計。但每天還是有很多人持續湧入薩爾斯堡 ── 因為吃到肚子裡的東西,政府是無法沒收的。很多人白天來到薩爾斯堡大吃大喝,晚上又來到酒館裡喝得醉醺醺的,接著被人搬上火車,載回巴伐利亞。
最好笑的是,過了幾個月,馬克的通貨膨脹率遠遠超過了克朗,於是情況就顛倒過來了 ── 每天都有很多旅客從薩爾斯堡搭車去到巴伐利亞,大吃大喝之後,再醉醺醺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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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戰後的種種怪現狀,似乎也正暗示了二次大戰必然的到來。
作為一個猶太作家,茨威格在納粹入侵的前夕,只帶了一卡皮箱就流亡到了英國。在倫敦,他既無名聲,也無朋友。只能租到一間供單人起居的斗室。
在這個房間裡,他失去了一切藏書,也失去了他花費前半生蒐集的所有名人手稿。在維也納的家裡,茨威格曾經擁有歌德的手稿、貝多芬的手稿、莫札特的手稿、巴爾札克的手稿、羅曼.羅蘭的手稿、佛洛依德的手稿。
這片歐洲文明最燦爛的繁花盛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似乎永遠地消逝了。就在這樣一間什麼都沒有的斗室裡,茨威格開始書寫他一生的回憶。
在流亡前夕,茨威格最後一次回到維也納的時候,他是這樣寫的:
我在最後的那兩天裡,將維也納每條熟悉的街道、每座教堂、每個花園、我出生的這座城市的每個古老角落都凝望了一遍,心中充滿了「永別」的無聲的絕望……火車從薩爾斯堡駛過,這座城市裡有我工作了二十年的房子,火車靠站的時候,我卻根本沒有下車。我本可以從火車車廂裡眺望到自己在山丘上的房子,連同逝去歲月的所有回憶。但是,我沒有朝窗外看。何必還要看呢?我再也不會回到這理了。火車越過邊境的那一剎那,我就像聖經裡的羅德一樣,知道自己身後的一切都化作了塵土與灰燼,一切都凝結成了和鹽一樣苦澀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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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後來從英國輾轉流亡到美國,後來又從美國去到了巴西,最後在里約熱內盧度過了他人生的最後兩年。1942 年 2 月 22 日,茨威格和太太參加完當地的狂歡節之後,將同去參加狂歡節的一位當地朋友邀到家裡共進晚餐,共度了四個小時。茨威格和他一起下了棋,並且把幾本書歸還給他。就在這天晚上,茨威格和太太一起躺在床上,服用鎮靜劑自殺了。
自殺的前一天,茨威格才剛剛把他的回憶錄《昨日世界》寄給了出版商。在這最後一部作品的最後一段話裡,茨威格是這麼說的:
陽光普照著大地,在我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發現自己眼前的影子,而我也看見眼前這場戰爭的背後上一場戰爭的影子。在我們的時代,我避不開這些戰爭的陰影。它日日夜夜籠罩著我的每一個念頭,也許,在這本書的某些章節中,你也會看見它的暗影。但是,任何陰影,到頭來也只是光線的孩子。一個人,只有經歷了光明與黑暗,戰爭與和平,興盛與衰亡,才算是真正活過。
茨威格的英文譯者 Anthea Bell 曾經討論過茨威格的死。他認為,在茨威格自殺的時候,其實已經不是納粹德國氣焰正盛的時候了,甚至已經可以隱約看得到戰爭結束的可能。那為什麼茨威格會在這個時候自殺呢?他認為,對茨威格來說,經歷了兩場世界大戰的歐洲,已經不是他所認識的歐洲了。那些他花費一輩子追求的文學、音樂、藝術所曾經應許的人道精神、歐洲統一的理想,都已經永遠地消逝了。茨威格的自殺,無關乎戰爭的勝敗。從精神上來說,他早已經是一個活在昨日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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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圖書: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 (Stefan Zweig著,史行果譯,2017,漫遊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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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者的孤寂,不僅僅在於死亡的地點抽離開了家庭,也不僅在於死亡之事成為了一項嚴謹的專業。在現代化過程中,「死亡」本身成為了非日常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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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歲的愛因斯坦,在他生命最後一個月裡,曾經寫下這麼一段話:「像我們這樣的人,我們信任物理學。我們清楚知道,所謂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分別,只不過是一種頑強的錯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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