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時代之子還是個人自覺？士人階層能動性考察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一書為余英時所作，當中集合四篇獨立論文，跨時幅度從春秋戰國至魏晉南北朝。除了第一篇〈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1978)著力在上古時期，其餘三篇〈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以及續篇〈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轉變〉(1979)則主述東漢、魏晉之際。四篇文章成文時間亦不一，足足相去二十餘年，第二篇〈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的轉變〉發表於1956年，是最早完成的一篇。

　　這與余英時的研究歷程相吻合，在1950年代至完成博士論文的期間，他專精於魏晉南北朝及漢朝的社會經濟史，拜於錢穆與楊聯陞兩位大師門下。在兩位老師的訓練下，練就一番卓越的治史功力，同時掌握東、西方思想精要，也使得他更能從大格局中的「變」去思考中國史。【1】正如余英時先生回顧：「無論從比較文明史與中國思想史的內在脈絡上作觀察，『突破』都最能刻畫出諸子興起的基本性質，並揭示出其歷史意義。」【2】，這段話雖針對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之際，實際上則可以看出，余先生以「突破觀」之一，貫全中國思想史。也難怪其研究時段不斷擴張，上溯春秋上古、下迄宋明理學，羅列出四個中國思想史的「突破」，並力求加深加廣的研究，成果卓犖。【3】此一脈絡，亦顯見於本書。即使看似獨立的四篇論文，實際上也因作者承同一史觀，而拉繫起一條連貫的脈絡。

　　而思想上的「突破」，必定繫於知識份子階層之上，在中國史也就是「士階層」。在本書我們會發現余先生在關注的主題上，有鮮明的幾個焦點：一是，士人之「自覺」，這個主題側重士人的思想能動性；二為，群己關係與對外關係，其中對外往往是指之於政治、社會，這兩種關係的相互辯證與反應，是余先生獨到的歷史解釋所在。因此下文將以兩個小節，分項探討余英時在本書精要的主題與史觀。另一部分，則是史學方法的部分，由於余先生治學融會中西，常有比較史的通盤概念；加之類似心態史研究的「自覺」主題，必須透過一手史料的層層分析。於治史上，同樣值得另一篇幅分析，於是下文也將探討作者細膩、特殊的史學方法。

　　余英時對於思想史之研究，曾云：「由於觀念與價值在中國史上是由士這一階層闡明和界定的，我們必須探究『士』的社會文化身分的變化，然後才能真正理解他們開創的新觀念與新價值。」【4】這裡的『士』，首先可以概括界定成知識分子，也是作者本書中側重的歷史人物群體。與大多數傾向政治的歷史解釋不同，余英時先生重視的是這個群體「自身」究竟如何創造與思考，也就是士之「自覺」。這份自覺濫觴自春秋晚年「士」階級的興起，「士」之形塑以及對「士」本身的價值肯認，則一路延續自魏晉南北朝。閱覽本書時，余英時著重以士人「自身」思想的能動性，採取主動且積極的解釋──士以「士人」之角度與社會互動，而非作為政治社會間一顆被動的螺絲釘。

　　上面對於士之自覺的觀察，可見於本書幾個段落與解釋。在〈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一文中所揭示：

　　當中第六節〈君主禮賢下的「不治而議論」〉，由政治人物與士的對話，除顯見學與仕之仳離，同時更能看到在知識份子心中，「道尊於勢」的價值認同。從魯謬公與子思之間的「師友」關係，到學術規制化後「不任職而論國事」的稷下先生，看出當時的一群為數不小的知識份子獨立於官僚系統，並以道統為價值皈依，超然於政治之術。【6】這也正是余英時所謂，知識階層初出現時所展現的「群體的自覺」的表現。

　　再者，此種自覺在知識階層穩固後，在〈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一文中更凸顯出，知識階層之「自覺」足以帶動思潮與時代轉變的能動性。在該篇中余英時且區分士大夫階級有個體自覺、以及群體自覺，兩者的交互影響可視為推動歷史轉動的內理。在此，我們先著眼余英時對於自覺的定義、與自覺的表現。群體面：士大夫集團與宦官、外戚集團涇渭分明，士大夫集團以與其他二者勾結為恥，反過來，可以說是一種「群體自覺」。【7】同時「大抵東漢中葉以來士大夫之交由結黨已頗風行，流弊所及，則為俗士之利害結合」【8】，足以認定東漢以來的士大夫集團，具有「共同的」社會經濟、及文化背影，加之以「同志」相稱，於客觀上是一階層，於主觀認同上也同屬一群體。個體自覺則定義為「具有獨立精神之個體，而不與其他個體相同，並處處表現其一己獨特之存在，以其為人所認識」【9】，這樣的見於「尚名」的風氣，以及人相互的「人物評論」。且當時與世俗權、利有別，「名」具有獨立價值，個人可以標新立異以求名、或者身死以求名留青史，都足見重視個人的風尚。余英時更進一步認為名教與自然之爭，實際上是反映群體與個體自覺的衝突，不能簡單視之為政治壓抑下的被動轉向。【10】

　　從節錄的段落中，會發現余英時著重「士」個體本身在歷史社會侷限下的主動性，甚至這個主動性成為推動歷史的主力之一。他們對於社會現狀的反思、轉向、以及不滿，都可以視為是自覺之反應，「士」作為個體並非只存在於歷史決定論，而是能透過哲學與思想之突破，轉動歷史齒輪之群體。吾人認為「士之自覺」此一主題，在本書中既作為被研究的客體，同時也是提供解答的歷史主體，此即余英時思想史觀的一大特色，在本書彰顯無疑。【11】

　　然而重視士之自覺，不代表余英時忽略士之社會性角色。誠如他在〈自序〉所言：

上文所謂「自覺」乃士之主觀，同時是貫串各篇獨立論文的核心思維，亦是使各篇獨立成篇的「歷史意識」。本小節著眼於士在不同時代的「社會人-客觀功能」，筆者在此將客觀功能涵蓋：一，士人個體與外界互動的「群己關係」，以及二，「士大夫階層」面對社會家庭以及政治環境者歸為「對外關係」。

　　尤以〈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一篇，能見從游士恆產化後為「士大夫」階層與政治的關係。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對於新莽後各武裝集團與其依附勢力，作細緻的考究與比較，針對趙翼所云：「東漢功臣多近儒」一條，探勘溯源士人如何「士族化」，成為主導政治的主力。另外在〈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一篇，則承續上篇結論：「玄學思想之分合，實與調整群己關係之社會要求之間有一種微妙之照應性」【13】，將這種在思想、政治上的照應性，拓展到南北朝的士族家庭與社會的問題，最終群己關係合一，達致「玄禮兼論」。

　　從上面的觀點皆可觀察出，余英時以「士」為輻射之中心，考究一對多的照應關係。並且對於浮面於歷史決定論之上，只以現象轉變作為結論的歷史解釋不以為然。筆者認為這是余先生治史之精髓，綜合自覺之考察，與輻射狀的關係考察，可推演出一套強調智性作用的歷史潮流，其背後則涵涉思想上「對立與交互」的設定，相當獨到。

　　面對「自覺」這樣只能從表徵推理，類乎心態史的主題，余英時採用西方「哲學的突破」一觀念框架，來思考中國思想史的承與變，並以極其細膩的方式，反覆檢視史料字義，推演其義。以上兩點都是個人認為值得分析之處。

　　「哲學的突破」本身所具有的普遍適用性，及在於肯定知識份子的思想創造性，這一類的知識份子雖是「創造少數」，卻翻湧起一波巨大思潮，形成階層。關乎「哲學的突破」背後肯認的智性作用的能動性，則合乎余英時所關切的主題。同時，余英時亦詮釋「突破」之概念，是類乎「道術將為天下裂」之概念，因此可以中西合璧，互相照應。【15】

　　至於第二點，則歸功於余英時扎實的治史功夫。心態史之推究易於恍惚，高度仰賴文字文獻的理解能力，以及對於個體所在之時代性的高度敏銳，才可能串連起意識精神的流變，否則論證上容易出現揣測、空洞所在。吾人閱讀本書，卻覺得作者推理行雲流水、層層推進，毫無罣礙。

　　其中幾處對史料的分析，極為精彩。下舉三例：一是，以〈樂志論〉分析當時士人個體自覺的各種面向，對於每一句話指涉的社會背景，精確解讀。二，在〈漢晉之際新思潮之發展〉一節中，對於青木正兒「言道」的解讀翻案，認為言「道」或「玄遠」並不能定奪為「道家」，在一開始可能是相對於「術」的抽象真理。因此起玄學者，依然是王、何二人，不可隨意上溯至荀粲。三，則是針對畢漢斯提出〈王莽亡於黃河改道說質疑〉，由於作者認為，王莽興亡與士族支持與否密切相關，反觀畢漢斯之說法則大相逕庭，於是作者運用同時代文獻比對《漢書》等等，作細緻重層的考究，足能使人信服，是個人最喜歡的一篇。除上三處，精闢之處不及備載，都能看出其師承楊聯陞之「訓詁治史」之精神──「徹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義」──同時這樣的文字史料作為知識份子的思想載體，處理這一主題，必須同余英時，具備精確的史料解讀能力。【16】

　　筆者參照他人對於余英時研究取徑的深入探討中，曾有文引用史華慈對於思想史的定義：「思想史的中心課題就是人類對於他們本身所處的『環境』(situation)的『意識反應』(conscious responses)」且「人類對其環境所產生的意識反應是構成變遷的環境之中的動因之一」。這也是對於「自覺」存疑的一點，自覺勢必是一種對於外界的反應，那麼主客關係的交互、以及歷史與思想鄉推動的先後順序就有根本上的動搖。【17】

　　在本書〈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中，余英時認為曹魏政權與典午政權性質不同，司馬氏與世族的密切關係，讓士族的群體自由備受保障，而稽康遭誅殆因其有實際謀反之政治活動，而非思想上之異端。筆者認為這層解釋，雖然精確，卻不見得能窺見典午政權與「士人」關係的真義。一來，畢竟言詞之放蕩，依然可以為誅戮的正當性說法，顯示思想上有一明面上的「道統」；二來，關乎阮、稽等人行止，可明白社會兼政治與思想的緊張拉鋸。筆者認為在此一推斷上，只能認定士族作為群體是被認可的存在，但士人之個人，則不得不面對政治的壓抑，與被挪用為政治藉口的「道統」，因此長久以後，才勢必有思想上的轉向與突破。這一章節吾人所提之疑義，即是思想史處理上的難題。

　　面對思想與歷史的動因，不免必須假設，這層假設即是建立在，對於個人之於社會有一定程度之自由。由上文，可以推知余英時高度肯定這份自由，展現出歷史中思想的能動性，以及「個體」在歷史洪流中的積極作用。對於上述疑義，余英時也坦承並非認定思想為歷史的「最後真實」，也不願高估。只是相較當今多數從大結構思考的社會、文化史脈絡，肯定自覺論展現的積極性，是能夠切入決定論所不及處，一如余英時自述：

出於對於決定論根本質疑，在本書中能夠強烈感受到對於「思想」的正面詮釋，並受之鼓舞。余英時兼採中西，並對思想主體作「主客」兩層面的分析，是為一大立論。

Footnotes / References

【1】江日新，〈歷史與思想及之外──余英時院士的學術成就〉，《中國文哲通訊》，2:1(臺北，1992.03)，頁71-74。
【2】余英時，〈我與中國思想史研究〉，《思想》，第8期(臺北，2008.03)
【3】余英時，〈我與中國思想史研究〉，頁8-18。此四次「突破」據余先生認定，分別發生在百家爭鳴時、漢末到魏晉南北朝、唐宋之際、及王陽明時期。
【4】余英時，〈我與中國思想史研究〉，頁7。
【5】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1980)，頁3。
【6】Ibid，pp.64-65。【7】Ibid，pp.207-208。【8】Ibid，pp.211。
【9】Ibid，pp.231。【10】Ibid，pp.231-236。
【11】持相同論調者，可見楊舒雲，〈余英時的士人論及其歷史思維──以宋代「君臣同志天下」觀為切入點〉，《史原》，復刊:3(臺北，2012.04)，頁145-148。此文中將這樣的想法歸為「士人論」，並對士之自覺有相當精闢分析，亦可見余英時處理中國思想史上四個突破，皆秉持一貫的史觀。
【12】同【5】，pp.3。【13】Ibid，pp.326。
【15】余英時，〈我與中國思想史研究〉，頁3-5。在此篇文章中，余英時對於突破觀的運用，以及其在中國文明的特色，論述明白。「哲學的突破」是余英時沿用社會學家派森斯之概念，用於解釋春秋戰國初出現的「士人」，及其思想上的勃發。亦可見本書〈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之〈哲學的突破〉一節，有所詳述。
【16】江日新，〈歷史與思想及之外──余英時院士的學術成就〉，頁74。關於訓詁治史，引余英時所歸結:「楊先生說:『他的基本立場是『訓詁治史』，這裡的『訓詁』一辭是採西方Philology的廣義，及徹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義，尤其重要的是能扣緊史料的時代而得其本義。如果史料中有分岐錯亂的狀況，治史者必須運用各種方法加以整理。只有通過對史料的嚴格鑑定及精確理解，比較可靠的客觀史時才能建立起來。......」上述引文對比，可見余英時如何體現其師門學風。
【17】楊舒雲，〈余英時的士人論及其歷史思維──以宋代「君臣同志天下」觀為切入點〉，頁152-154。
【18】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2014二版)，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