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余英時博士之死談思想史的使命與困境

「一切的歷史都是理念(思想)的歷史。」這是二十世紀初葉英國哲學家喬治‧柯靈屋( George Collingwood)最著名的一句話，意指所有歷史論述的建構都離不開歷史學家自身所處的時代的影響。這句話雖然在任何一個敏銳的歷史論述者的耳裡都不過是一句等同常識一樣的話語，但對於歷史已失去了原先的使命，成為大學院校或研究機構內供相關人士把玩或收藏的一門「技術性」學問，那是多麼的震撼人心與指點迷津。上個世紀六O、七O年代，在戰後大眾民主風潮的加持下，歷史學已經完全脫離了大衛‧休膜(David Hume)、湯瑪斯‧麥考萊( Thomas Macaulay)以及奧斯華‧史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的寫作理念，甚至就連學院派歷史學的老祖宗利奧波德‧蘭克( Leopold von Ranke)的歷史觀念中也多少帶有「將過去之事加以現實化，使歷史就如同親身經歷一般」，那種徘徊在現實與過往之間的歷史建構早已成為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群眾眼中的昨日黃花，寫作缺乏了「思想」，有的也不過是「考據技術」以及「未經嚴格審視的學院政治正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余英時博士適時地將柯靈屋的歷史觀點引入中文世界，才會使「思想史」( ideal history)成為一門顯學，甚至直到今日仍有不少史家將治思想史視為人文社科領域的最高殊榮。

然而，我們要注意的是，當代所談的思想史已非十九世紀古典史家所治的那款歷史敘事：在過去，史家透過近乎哲學般的嚴肅融合了亞里斯多德意義上的詩學( Ars poetica)來敘述歷史事實，其中不乏隱喻或明喻著《史記》或《資治通鑑》那種有關實踐背後的倫理教訓。現今的史學訓練，則因為大多民主的多元性與平等性而捨棄了一切有關歷史論述背後的至高價值理想，改由僅僅討論敘事技術問題或方法論的史學研究。(當然，不乏也還有文明史、馬克思史學或新文化史這種具有群眾煽動性或大眾政治正確的史學突出一格)現今的思想史已經成為「研究過去傳遞思想的文本的歷史」了，而不再是史家透過自身才能與體悟「通透」古今的博雅歷史。余英時博士在當時正處於上述兩種史學寫作的「典範」之間，一方面他既是專精研究古代儒家的經典文本，另一方面卻又不斷追問著歷史與他所處的時代之間的關聯，也就是實踐倫理上的問題，這點在他的著名論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中體現的最明顯。這樣一種夾雜在兩種典範間的歷史寫作也鼓舞了好幾個世代的學人，尤其在那個被中國國民黨獨裁專制的時代，台灣的學者多半在歐美等地留學後，就心心念念著要把西方古今帶有民主或啟蒙色彩的文本引進台灣學術界，乃至大眾政治的領域之中。

「具有現實政治色彩的思想史」也隨著台灣社會的民主化和本土化而漸漸遠離了余英時時代的思想史之特色，有的像中研院台史所的吳叡人博士那樣思索出了一條基於世界趨勢而產生的民族主義理念使來為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深化提出解釋，有的則向政治大學政治學者葉浩博士那樣為了啟蒙一整個世代可能影響未來民主政治的學子，而將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乃至當代自由主義學說透過各種計畫引進台灣知識圈。這是一個台灣學人百家爭鳴的時代，但卻也是一個「政治的」思想史寫作即將淪為去現實脈絡的政治正確或把努力讀政治哲學當成政治成功唯一途徑的時代。除了除學院派的學者之外，目前知識界裡我們這一世代的政治思想學徒主要分成兩派，一派我稱為是教科書式的思想導師，這類學者雖然有著非常富有理想的政治視野，但又因為身染當今學院派刻板且錙銖必較的性格，因此在論述思想史時往往過分強調用學術上的技術問題來解決他所面臨的政治問題，比方說一位熟捻歐陸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史學者，只要讓他抓到申論現實議題的機會，他就會喋喋不休地把他在歐洲大學的課堂內學到的所有知識一字不漏地背給他的讀者(甚至還會順便炫耀自己的歐語造詣)，但具體上要如何處理這個問題，他或許會回答說：「我該講的都講了，剩下的怎麼實踐式你們政治行動者的事」，留下了還是一臉懵懂的讀者，志得意滿的回到自己的小書齋去。另一種思想史學徒則是半瓶水的社運人士，不像是那些專門鎖定特定議題發聲的社運人士，這群人往往以直接民主或啟蒙大眾的名義配合特定書商去炒作一些從國外引進的思想理論，這些理論僅僅是因為其先進或者受到現代媒體社群的再包裝後便直接引進來，而那群半瓶水人士往往為了增加自己的曝光度而積極的為那些尚未被嚴格檢視或與本土社會脈絡契合不夠的新潮思想背書，更可笑的是，只要當書商引進的思想潮流改變或者國內的政治社會環境改變巨大，這群人完全可以厚著臉皮反駁自己原先背書的那股思潮，轉而向那些更進步或更能再讀者圈譁眾取寵的思想理念頂禮膜拜。以上這些困境或許也是當今學術知識環境改變所造成，我們不應該用一個環境所不允許的理想去要求一套標準，那就會像是要水裡的魚像鳥一樣在空氣中振翅高飛一樣，完全沒有道理可言。不過筆者也相信，這種困境既然能被清楚意識到，就代表未來仍有突破此一困境的可能。

回到余英時博士身上，或許我們要成為好的思想史家，最好的辦法不是只顧個攻讀最難最駁雜的學問，也不是僅僅把所謂「進步思想」當成商品販賣給自己的群眾，而是要回到自身與時代環境之間的互動，理解到如何透過歷史學的語言去構築這個時代所給予當代人的印記，就好比余先生對傳統君權的批判來自於他對中國共產黨恐懼的記憶，當今的史家當中也不乏有類似經驗的佼佼者，例如來自文革後中國的劉仲敬和余杰，他們的寫作即使不被大部分的學院派所承認，卻能夠吸引到一定數量的普通讀者，這不是因為他們有任何高等的學術造詣，而是在他們肯於將自己的歷史論述與所面臨的政治現實用最直接的方式構築起來，這使得與他們分享相同或類似的時代經驗的讀者頻頻首肯、讚嘆不已，而這也就是理念(思想)的誕生，它是一群人在面臨相似的時代環境並做出相似實踐時所形成的集體價值，理念並不需要裝模作樣、故作高深，只要真誠的反映觀察者們的時代感，如此而已。也因此，思想史(或說理念史)要也得不是研究思想的歷史，而是將「我們這個時代的感覺」以歷史的體裁加以呈現。在這裡，我們也要客觀地承認余英時博士在這面並非特別的成功，或許是因為其身在學術圈子裡，受到的專業規範與偏好導致他沒能總是直觀地去反映自己時代的理念，更多的則是被文本限制了自己的因果推論，而得到了越來越無法與新時產生共鳴的結論，比如他那些模仿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的宗教社會學方法論的書，裡頭將資本主義和儒家倫理綁在一起，或者將孔子的倫理學上升到柏拉圖的理想型( ideal type)，在現今的社會科學家或哲學研究者來看都是非常怪異的，這也是當思想史不在是博雅的歷史而變成片面方法論的歷史時所導致的，但我們也不忍再怪這位在當今學術界仍如此才華出眾的學者太多，他也不過是反映了他自己時代的學術困境而已。

最後，我期許隨著時代環境的推移，台灣能夠在產生一位足以反映這個時代的一群人的思想，並且將歷史重新推向「反映我們這個時代思想的歷史」的為大史家誕生，再進一步推動台灣的歷史人文之是走向下一個典範。在此以本文章紀念今年八月初逝世的余英時博士，歷史與思想的辯證並不會為一位成就不凡的人死去而止息，但卻有可能位他的成就留下長遠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