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作家蔣方舟等人「受日資助」的爭議躍上台面。
據日本外務省國際交流基金會往年審計文文件顯示，蔣方舟曾獲日方邀請與贊助，於2016年赴東京旅居寫作，回國後完成《東京一年》一書，收錄在日隨筆、雜文與日記，於2017年正式出版販賣。如此過程，雖於書中以「受日本基金會之邀」等字句交待，卻仍被當今網友質疑，有收取資金為日宣傳之嫌，引發了輿論的軒然大波。
蔣方舟雖於6月7日發博回應，表示此次交流旨在推進中日友好，為正常互動，仍難平網上怒火。隨後學者何兵、作家熊培雲、記者段洪慶、評論員馬立誠、作家馬國川等亦遭起底，被指曾受日本外務省贊助，赴日旅居後回國出版相關著作。剎那間，「日本之友」成了不忠與賣國的代號，「日本滲透中國大V與公知」更是各界最熱議題。平心而論，4年前的舊事會於今日大規模發酵，一是受近期中日關係陡降波及，二是被蔣方舟的自身爭議所牽引。自首相換屆起，日本便在印太戰略上愈發屈從美國，不僅於釣魚台、台海議題上配合演出，更在排放核汙水議題上見罪中韓，由此耗損了中日關係的互信基石，致使中國輿論場的對日風向生變。
而蔣方舟本人長期以「少女作家」、「天才兒童」的光環行走文壇，跨界參與綜藝節目，更有「清華下調分數破格錄取」等紀錄傍身。論作家生涯，其成名甚早，也算各界寵兒，卻始終缺乏一部代表作，以致近年諸如「傷仲永」、「消耗名聲」等諷論漸起。早在「精日」爭議前，《東京一年》便曾被批為「內容乏味」、「靠蔣方舟三字販賣」，「母親代筆」、「高考舞弊」等爭議更始終在蔣方舟身側糾纏。
歸根結柢，此次輿論風波既是中日關係惡化的附帶震盪，亦是對蔣方舟寫作生涯的一大靈魂拷問。隨後其又被爆料曾於接受日媒採訪時，「不當評論」中國的抗疫表現，事件顯然還將持續延燒。
台灣輿論場生態
然若跳脫中國輿論場生態，將事件平移至一水之隔的台灣，便又會是另一種風貌。
蔣方舟的《東京一年》曾在台灣以《東京，若即若離》之名出版，彼時其受邀在台分享，曾於採訪中表示已是其第三次訪台，並認為台灣對大陸而言，「既親切又陌生」，親切源於人與語言間的通性，陌生則來自生活與言語方式的差異，但這也代表「中國的另一種可能性」。早在此前，蔣方舟亦曾於2014年時親赴「太陽花學運」現場觀察，留下「僅僅對於行動本身的觀察，比想象中平和有序」、「學生席地看書的很多」、「警察經過時，學生讓大家給警察讓道」等語句。上述發言雖未必能完整呈現其政治光譜，但「對台相對友善」應是屬性之一。
然而台灣輿論能否回以同等「善意」，便又是另一件事了。平心而論，在台活躍的「中國人」亦不少，但要能攫取主流輿論青睞，便往往需具備某些特色：若非批判台灣人想象中的「邪惡大中國史觀」論述，便是強烈抨擊現行的中國政治制度。
例如人稱「滿州勇士」的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延賀，便以「解構傳統中國史論述」為主打特色，藉此在台灣青年與知識分子圈中，逐步累積知名度，成為劉仲敬著作、「新清史四書」在台發行的重要渠道。2019年蔡英文曾高調購買該出版社的8本出版品，並表示「應該推薦習近平好好讀」，既成功營銷了自己的「文青」形象，也為該出版社與其總編拉抬了「欽定」聲勢。
除此之外，尚有以台灣為跳板，瞄準歐美的「中國異見人士」。其大多以各式「深層批判」、「街頭常客」光環打響知名度，在台激起一陣陣明星旋風，隨後挾此威勢火速趕赴歐美，謀取「研究員」、「永久居留權」、「公民資格」等新身分。
然而蔣方舟顯然不屬於上述兩類人士，也未直接參與台灣文化圈的「政治營銷」，故台灣民眾對其印象十分模糊，也少有人關注其作品。
貧瘠的法西斯之島
而台灣這般「看人大小眼」，其實暴露了更深層次的問題，那便是島內的思想貧脊，以及輿論場的日漸法西斯化。
此次蔣方舟爭議看似各方圍攻，實則仍有不少緩頰與滅火聲浪，畢竟若要單就「接受外國政府贊助進行文化交流」一事上綱上線，恐怕全中國工程界、文化界、傳媒界皆要滿戴「漢奸」高帽，區區日本更不會是最大讚助方。是故中國輿論場在此事上並非一面倒地出征批判，炮火亦多集中於蔣方舟一人的過往爭議上，其餘同被起底者幾乎只是過場的陪襯。
然此事若發生在台灣，光是前提，便不會與中國相同。首先，蔣方舟被貼上的「精日」標籤，對台灣而言十分陌生。台灣主流民意或許共享著「精日」靈魂，卻極少有人因此被公開抨擊，正如台灣輿論也難以理解「精美」為何不該是普世價值般。畢竟不論「精日」或「精美」，皆可謂是台灣極其平凡的生活常態，故民進黨但凡操弄「台日友好」與「美台真朋友」等戲法，總能輕易收穫一波民意高潮。
由微而廣，台灣的世界觀格外貧脊。在內部精神世界上，似乎除了日本與美國，便無其他國家可效仿；在對外立場上，台灣又幾乎是唯美日是從，例如台灣雖每每以「支持穆斯林信仰自由」為名，譴責中共治疆政策，但面對美軍在中東屠殺成千上萬穆斯林的惡行，又往往高呼贊成、支持「中東民主化」。換言之，台灣雖高喊「自由主義」，實則並無真正的「思想自由」，反是鎮日在美國為首的西方話語霸權下泅泳，還自以為進步超前。
而如此現象的逐漸深化，加上民進黨對國民黨版圖的蠶食鯨吞，終讓台灣演變出了現代法西斯的氛圍：在建立「建立民族團結」、「維護台灣民主」的大旗下，民進黨動員了文化、傳媒、知識各界力量，將「台灣人的悲情」上升到政治美學境地，並大規模煽動學生與青年社團投身參與，在渲染「台灣必須建國」的精神號召時，亦鞏固了民進黨的「不可挑戰」，同時篩選出「有害台灣」的「不純種外人」，使其遭受輿論凌遲與制度踐棄。
久而久之，「中共同路人」成了台灣輿論場最大獵殺目標，民進黨嘴裡高喊自由民主，實則複製了納粹集中營的滅絕思維，將「舔共」的大衛之星別在所有異見者身上，遂行全方位的人格謀殺，致使不少知識分子噤若寒蟬、難再出聲，一言堂的現象由此成為常態，民進黨的濫權掠奪亦更加肆無忌憚。
要而論之，台灣的法西斯們之所以不關注蔣方舟，一來是因當今輿論場不存在美日之外的思想量尺，故而難以描述看似「精日」又「不批判體制」的「中國人」，正如台灣亦無法接受「吹哨又愛國」的李文亮般；二來則是蔣方舟不具可供當今台灣政界、輿論場營銷的「價值」，對於型塑反中法西斯氛圍無益，自然就難得台式「自由民主」的關愛與眷顧。
原文發表於2021/6/9《多維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