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櫃要塞不下了。」
這是我最常對自己發出的感嘆和沉痛檢討。
我有著非常不自律的閱讀習慣，想看的書太多，真正拿起來閱讀的時間太少，因此，想像與現實相減，等於我的擁擠書櫃，狹小的木頭櫃子塞滿了那些我以為自己得空拿起來翻閱的書籍。好不容易，時間像牙膏一般被我擠壓，緩慢推動了閱讀進度，我開始翻閱許久未曾閱讀的白底書封。
這是一本日記，透過四十六則隨筆，我得以窺見蔣方舟在日本的真空日子。他觀察、體驗、剖析著，記錄下我未曾見過的平成，以及身為一個年輕作家對政局與文學的思考。她筆下的東京，是若即若離的。
其中一篇文章，收錄了蔣方舟與西川正明先生的對談演講稿。讓我感到詫異的，不是那些我已經熟知的她的故事，七歲寫作、九歲出版、年少成名、北大菁英，這些陳庸但吸睛的標籤在她身上揮之不去。但是，在好作品出現之前，只能反覆拿這些標籤出來表演，性質和吞劍、跳火圈無異。
蔣方舟，中國大陸非常年輕的作家。
我想，我遇到了和當時的她一樣正在面對的，書寫者的艱難。
在這份演講稿裡她提及：
「我不是一個作家，因為好的作家必須面對她所在的時代，正面直視一個龐大的世界，而不是背過臉去，僅僅看著自己的回憶。」
誠如這幾天與許多朋友談論起散文的存在與荒謬，我依然不能理解，為何有人願意花費時間，去偷窺一個與自己毫無相關的陌生人的所思所想，但與此同時，我卻也這麼做了。
透過寫作，我把生命中面對的困頓與苦痛與眾人分享，如此一般，便能透過他人的閱讀分擔我的痛苦。透過輸出，將自己的醜陋的瘡疤公諸於世，並且嘗試從其中得到一些共感與安慰。
我的書寫是自私的。文章強迫閱讀者，一起面對屬於個人生命中的苦痛與徬徨，即便並非所有人都會與我經歷相同的生命階段，但我仍殘酷的選中身邊的朋友，強迫他們與我一同分擔生命中面對的虛無。如同蔣方舟在〈我承認我不曾經歷滄桑〉所述，我們這一代的青春裡，有幾多乏味與蒼白，而不曾經歷過滄桑，卻強作飽經世故，不斷書寫著自以為鋒利的痛苦與現實。
因此，我並不是一個好的書寫者，正因為我無法直面一個龐大而殘忍的世界，僅僅只是看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傷口與美好，並記錄下來。自從意識到這件事伊始，我開始陷入了巨大的認知失調。一方面，我相信自己的文字是美麗而別具意義的，另一方面，卻認為自己的書寫毫無價值，因為身為一個寫字的人，我無法進入他人的故事，站在其他視角落筆，而僅僅只能寫出自己感知與體會到的。
在失意與自滿間掙扎，比失敗本身更讓人無力。
與此同時，今晚的〈金黃色的種子〉講唱會台大場裡，鄭宜農也講到類似的觀點。到了某個階段，她開始意識到創作不能再只寫自己的事、自己的感知，不斷書寫自己會遇到瓶頸，而是要變得更社會性，想要為了甚麼議題說一些話。
因此，鄭宜農寫下了〈新世紀的女兒〉，將自己在乎的事情概念化，創造出一個空間，讓各式各樣的女性都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的位置。
寫歌亦然、新詩亦然，小說亦然、散文亦然，創作的本質也許都是一樣的。那麼，我在乎的事物為何，又要如何在其中找到自己，並以書寫記錄呢？
第一次見到現場的鄭宜農，覺得十分感激。
在真實與事實之間探索，在記錄與表述之間猶豫，也許這正是寫作的魅力。興許，當我能夠為了自己在乎的事物勇敢發聲之時，我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在沒有到達彼岸之前，永遠只是個以文字記錄的人。
前幾日在搖晃的公車上，我和 V 談起了真實與事實之間的瓶頸。然而，很意外的，她和我講述了一段有趣的閱讀故事，在閱讀某位北一女作家出版的散文集時，V 彷彿能真實的進入他人的生活，以別人的眼睛，觀察一段時間內發生的所見所聞。這是她認為的散文的目的。
正因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有悲歡離合也只能在有限的年歲裡體會。因此，透過閱讀他人的書寫，我們能成為他人幾百幾千次，經歷不同人生的喜怒哀樂，感知當下的每個痛苦與徬徨。文字讓他人經歷的事實得以妥善的被紀錄，讓讀者在閱覽的當下獲得真實感受。
也許，更讓我疑惑的問題是，我的生命宛若螻蟻，無足輕重。何以重要到，透過文字讓他人去經歷呢？
又有誰願意在乎我不曾經歷過滄桑的苦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