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與建築到底有什麼關係？

女性主義與建築的關係究竟是什麼？為什麼要建立這個論題的對話與討論？

建築這門視覺藝術不僅融合工程技術、美學、文化與藝術創作層面的元素，被視為是特定創作者或大師的獨特心智產物，更是具體承載意義表徵與形象符號的物件。那麼，如此物質面向的課題，跟女性主義理論這個聽起來極為抽象且難以具象化的概念，將如何連結？

許多論者的疑惑經常是，如果要談論女性主義、或討論女性與建築等課題，那麼，有男性與建築，或男性主義與建築議題可以討論嗎？甚至有人更直接地問，甚麼是「女人的建築」？有這樣的建築存在嗎？那這裡所指稱的「女性的建築」究竟是提供給女性使用的建築？為女性創造的建築？或是由女性設計的建築作品？這樣的討論究竟有何論述的重要性與正當性呢？

從空間使用角度來說，建築除了基於使用者個別隱私或社會價值分類的使用分配，可以指稱為完全地由女性使用的建築空間，像是女廁所、產房、更衣室等等，此外，大致上很難排除一般人的使用，並以此來論述所謂男性或女性的空間。然而，問題的關鍵是，從生物性別概念來說，男性、女性雖然只是基於生理差異的分類，但這個生物差異衍生的，並不僅只是生物差異，尚包含複雜的社會與文化歷史差異課題，這個社會與文化歷史的差異便足以在生物差異的虛假前提基礎上，作為挪用不同性別主題空間資源與權力關係分配的差序關係。

此一現象成為女性主義探討建築文化時，意圖著力批判與反思的焦點。此外，建築亦可以從設計者的思考，建築文化再現等層面來思考建築與性別課題。換言之，設計者本身的生理性別，及其性別化過程所建構的性別意識與認知，也是整體性社會文化的產物，自然可能足以影響其建築設計過程與產出。

當然，既然社會價值分類足以影響性別社會想像與空間使用分配，那麼當社會性別關係產生變化時，則空間的分派也會產生不同。例如，泰國社會因為允許變性人手術以及跨性扮裝的趨勢，故許多學校開始設置無性別分化的廁所，以利於所有個體的使用；這樣的空間劃分也很快地擴散到全球各地、各級校園，作為標示尊重不同性別認同與身體主張的空間象徵。產房從原本的女性分娩、隔絕的血淋淋空間，也隨著對父愛起點想像論述的改變，成為鼓勵男性積極參與的空間場域。這些性別及身體論述的改變，具體而微地展現在空間生產象徵與表現層次。

綜上所論，包含基於使用者基於生理差異的空間需求變化、設計者本身的性別意識可能牽動的設計價值，社會整體的性別文化價值，及其所孕生的性別象徵的文化形式與符碼等等，均為討論建築與性別文化、設計與女性主義理論的議題。這些從實務經驗、歷史過程到實質空間生產向度等等，所誘發的對話與討論正方興未艾地開展著。

舉例來看，位於英國倫敦的「女性圖書館」（Womenʼs Library London）名稱開宗明義標舉了該棟建築、及其空間意義與女性的密切聯繫，被研究者當成檢視女性主義與建築間對話的參考案例。加拿大的學者安瑪麗．亞當絲（Annmarie Adams）曾以「為女性主義設計的建築？」（Architecture for Feminism ？ , Adams, 2004）為題來討論這個作品。在建築空間機能作為女性歷史博物館、象徵層次必須凸顯女性意涵外，是否在文化表現上有何突破、或提出什麼不同的切入分析建築的觀點呢？

這座「女性圖書館」起源於英國的爭取婦女參政權運動（suffrage），但其始終無法找到安身立命之處，道盡了女性公共資源匱乏的事實與困境。1867 年在倫敦成立的「全國婦女參政權社團」（London National Society for Womenʼs Suffrage），透過女性組織性的力量，積極爭取婦女公民權等政治社會運動，大幅改善當時社會男女極度不平等、將女性視為男人的財產與附庸的社會認知，在這個持續集結與運動的過程中留下大量重要史料與文物，例如當時鼓吹運動留下的各種文宣、旗幟與書籍等等；1920 年代，該社團轉型成為服務女性的團體，設置圖書館來保存這些史料與文物，以紀念這段爭取女性平權的歷史記憶。逐漸地，相關的文獻、圖書、文物越來越多，圖書館不只服務女性，也積極對大眾開放，強化其公共性，成為倫敦地區彰顯女性社會參與及公共歷史的重鎮。

二次大戰時，受到戰火摧殘，這些文物與圖書一直到1957 年才找到新的去處，為了爭取經費，也為了紀念當時的組織領導人佛賽特夫人（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及其女兒菲利帕（Philippa Fawcett），改名為佛賽特圖書館（Fawcett Library）。1970 年後，圖書館仍然面臨維護與管理經費日形窘迫的困境，幸而於1977 年獲得到倫敦都會大學（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的經費支持，改隸屬為學校內的圖書館。在長達25 年的光陰，學校只能讓這些書籍文物館藏，塞在狹窄的、不見天日的地下室。

為了讓這些珍貴的典藏被世人善用，積極改善典藏環境與圖書館現況的聲音不絕於耳。最終，透過英國「文化資產樂透基金」（Heritage Lottery Fund）的支持，終於在1988 年爭取到420 萬英鎊（約2 億台幣左右）的改善經費，學校也藉此機會將圖書館正名為「女性圖書館」（Womenʼs Library）。新的圖書館不僅有較為寬敞的閱覽空間，增加展演空間，同時扮演收藏保存英國女權運動歷史文物的博物館角色。

新的圖書館建築於2002 年啟用，獲得當年的英國皇家建築師獎；2007 年，這個圖書館的典藏獲得英國博物館與圖書檔案主管單位認可，肯定其收藏具有「全國甚至全球的卓越價值」。2011 年，經過評選，女性圖書館典藏的文物，選入英國第二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計畫（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的登錄名單中，象徵其承載之文獻檔案資料，對全球人類歷史發展之卓越價值。

然而，這棟具有重要女性主義運動發展文獻的建築物，對女性主義研究者來說，是相當有吸引力的，但建築物本身的形式是具有女性主義意涵的嗎？女性主義建築是來自於設計者的政治嗎？或者建築形式可以是內在的女性主義嗎？不論是男性或女性的設計師與建築師，是否會因為是女性業主與使用者，而提出不同的設計方案？女性歷史的文本可以激勵出何種建築？（Adams, 2004, p. 99）

（以上內容節錄自《性別與設計-建築與女性主義的邂逅》一書，關於女性主義與建築，敬請參考本書 第三章 女性與建築設計專業）

建築無關乎性別，
但以女性性別特質所發展出的設計美學與照顧倫理的想像，
卻可讓建築設計的初衷回歸到使用者身上……

修澤蘭是臺灣戰後重要的建築師之一，作品具高度表現性與雕塑性。設計作品類型多元，包括學校、教堂、火車站等，最膾炙人口的代表作為陽明山中山樓、花園新城與衛道中學聖堂。

淹沒於時間裡的包浩斯女力故事，以及如何透過這些國際性的女性設計師、藝術家與建築師，將包浩斯訊息傳遞到全世界的愛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