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戲《Beholder》刻劃極權統治下的生存，玩家扮演秩序部派駐的公寓看守者，負責監視人民，「合法」的偷窺不僅無罪，還能定別人罪。同樣地，抓別人挾帶違禁品的同時，你可以悄悄將它們據為己有。
格局方正的公寓中，住客來來去去，夜裡，有雙冷眼監看眾人的一舉一動；在政府高度監管之下，只需要一點小理由，就可以讓一個人「被消失」──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哪裡，反正對國家而言，他們是不該存在的人。反烏托邦遊戲《Beholder》的小公寓，是共產主義下荒謬社會縮影。
玩家是永遠的「清醒者」，不眠不休為政府（慣老闆）工作，隨時要接聽秩序部電話，依法辦事，與人交談、安裝監視器、潛入房間調查，最後，鑽進不見光的密室，為住客建檔，上呈犯罪紀錄......這款遊戲，你必須聚精會神，記法令編號，敏感地辨認每一個房客特徵，嗅出誰是危險分子。儘管，共產主義下每個住客都沒有臉孔，黑壓壓的。
故事：從這個房間到那個房間
遊戲敘事帶動節奏，同樣是極權政府監控人民的背景，《This war of mine》明確以「一天」為單位，固定時間製造斷點，黑屏做出小小切換，像呼吸的節奏，玩家累積行動，情緒節制，到結局總回顧才像柯南腦中閃過真相那樣，咻一下把每一個點狀敘事串起來；《Beholder》雖然也以「一天」為單位，但公寓管理員不用睡覺，早晚有不同事情可以忙，幾乎感覺不到切換，又要在期限內完成各種突發任務，不給喘息空檔。因此，雖然也採點狀敘事，刻意切割，高壓氣氛卻不中斷。
《Beholder》的敘事角度，更接近「空間」串連。每個房間都是獨立劇情，在同一天裡，玩家可以到處行動對話，同時參與、推動不同房間的劇情。用空間做分鏡，打破原本的時間限制，事件雖然零碎發生，串連性仍很強。
白天緊繃蒐證，夜裡把握分秒建檔、舉報犯罪，一按下送出鍵，就有秘密警察上門，拳打腳踢地「帶走」房客，毫無預警的劇情選項還會突然跳出來，一不小心便會game over，因此玩家會明顯感受到每次行動的直接力道，一有動作就會「立刻」造成影響，這種充滿儀式性的緊張，也象徵一種權力快感。
節奏調控是《Beholder》精緻的部分。點狀敘事下，每天緊迫盯人，節奏不變容易疲乏，因此遊戲初期節奏相對緩慢，讓玩家適應收信、接電話、偷竊、敲詐、舉報等規則，在加害住戶的操作中稍微獲取小成就之後，馬上爆發一場人民抗議！扮演政府公務員的我們焦頭爛額，一邊面對上級施壓，一邊解決住戶疑難雜症，一邊面對家庭問題，包含女兒重病、兒子不願聽從政府安排去做礦工成為叛亂分子。同時，玩家得要飛奔接電話，和時間賽跑完成部長的命令，還要賺錢支付兒女需求，對房客監控又不能鬆懈......這款遊戲很殘暴，節奏的轉換是「加快」，讓玩家隨時感受即將爆炸的風險。
玩過遊戲的人，大概可以理解那種肩頸痠痛，還捨不得離開監視器的感覺，貼近人對權力的態度，恐怖卻又迷戀。
和權力同一陣線，可以做些什麼
《This war of mine》將個人從社會網絡之中抽離出來，營造一種失根、無助的感覺；《Beholder》扮演的角色，有一個明確的身分歸屬，甚至背後有整個政府系統在撐腰，是不是能擁有比較多選擇？
玩家在《This war of mine》面臨的，是良心與生存之間的艱難，不存在所謂的命令和負責對象，點選任何行動，好像都可以，又好像都很危險，玩家的遲疑回應到的是自己在現實世界的道德律──這款遊戲明明有明確的事件對應（賽拉耶佛圍城），體驗時卻不強調「背景」，沒有刻意把玩家拋入哪邊陣營，我們對角色沒有那麼強的「帶入感」，行動時就會按照自己本身的意願。
玩家在《Beholder》面臨抉擇時，也會回應到現實價值而騷動，但當你習慣部長電話說來就來（快來人把電話線剪斷！），卻沒有「提出質疑」或「不做」的選項──可以虛應故事，或不按照指令方式完成，但「結果」就是那樣才能交差。
監控房客過程中，甚至讓我們生出一種「大家長式」的矛盾情結：投入關心、維護管理和糾舉懲罰的三重行動同步切換，我們既好奇每個房客身後的故事，又隨時切換成冷面制裁者，依法舉報這些熟悉面孔。這座老舊公寓，象徵密不透風的體系，玩家自己也被嚴嚴實實包裹其中，受到更高層的政府單位監管，監視者／被監視者立場相對，卻連通成詭異的「命運共同體」。
監管就是偷窺，玩家一直守候在暗處當抓耙子，一邊暗笑這些違禁品毫無邏輯（蘋果？牛仔褲？），一邊不假思索地執行。看見房客出現反政府、做炸藥等破壞行為時，有種痛快，隨後又因為自己是有權力懲治這些破壞者的角色，產生一種高高在上的快感。遊戲的「兩難」大多回扣這個概念──如果住戶的違規，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偷吃蘋果），要舉報嗎？操作時玩家自動套入「國家機器」的一環，檢舉一顆蘋果，和一把手槍，SOP完全一樣，都只是把法令填入表單空格，這種「科層體制」的設計，執行起來不痛不癢（把房客帶走是「警察」做的，不是我哦），加上禁令本身太蠢，從一開始就無法說服自己這是「正義之舉」，考量當然就轉往利益導向，遊戲的敲詐鍵，顯然也意圖建立這種暗示。
發現有人想推翻政府，或向你尋求協助時，擔心被捕的恐懼感，伴隨著怠職的焦慮，形成一種自我審查。玩家盡責地做紀錄，隨時準備接聽電話，任務完成在所當然，稍有差池便是一頓臭罵或game over（別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問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擁有權力的代價，是無止盡的「責任」，而我們自然地把所有活動都劃入了職責的藉口。
體制內尋找逃脫路線？
遊戲最後，人民起義，在這之前玩家必須鋪路拯救自己跟家人，否則，就會與政府一起被推翻，走向死亡或終生監禁。
《Beholder》沒有給出「不作惡」的選項，過程無論如何都會加害其他房客。面對人身安全威脅，目睹家人苦難，上下不討好、腹背受敵的困窘讓賺錢成為第一要務──沒錢，兒女會在面前死亡；想逃走，移民國外也需要大把鈔票，玩家把清除其他房客視為「必要之惡」。或許因為這樣必須付出代價，「完美通關」條件尤其艱難──眾多結局中，只有一種是和家人帶著錢平安出國，「假裝忘記」這段記憶，其餘都很淒慘，比如勉強逃出國可能身無分文、遊民一樣地過活；就算政府沒被推翻，你成為被國家獎賞的「忠誠者」，也可能被抓去做人體實驗，死在手術台上。不論哪種結局，「孤獨」是最可能的處境，呼應在國家監控之下，人與人的疏離。
在體制的邏輯裡，「道德」界線是曖昧的，隨時有模糊地帶：我們可以不舉報一個好人，但小小敲他一筆，或協助反政府組織偷偷殺掉某人，同時完成上級指令，做一個雙面間諜──既然腹背受敵，自己開創出一條兩面討好的路有何不可？上級檢核玩家是否怠職的標準，也不是「沒有住戶犯罪」，而是公寓中的犯罪率是否在「可接受範圍」內。（啊那個範圍的標準是？）
角色設定，一開始就不是「理想」派，即便跳出來反抗政府，出發點可能也不是站在人民那邊。畢竟，我們是介於二者之間的「夾層」，被指派當守門員，要守住的那扇門，除了政府，再來就是自己心中防線了──與體制離得近，很多作為都不假思索。既然道德模稜兩可，最後底線到底在哪裡呢？這名公寓管理員，只是一個普通小人物（害過那麼多房客，也稱不上大奸大惡），但不管是為了活下去、貪財或其他原因，一個接著一個平庸小惡，最後加總起來，造成多少家破人亡？我們所做的，不過是敲敲鍵盤。
當然，整個遊戲的監看、毫無公平可言，你知我知還要維繫表面正義，突出特定時空下極權統治的荒謬，而「體制」造成的麻木疏離，是極權運作的根基，也是更大的背景──透過給予少部分特權知法犯法的游移地帶，將之收編成為體制的一環，把所有房客和管理者同步綁在一個恐怖平衡（炸彈）之中。體制的目標，就是維持體制本身，在其中能盡到最大的善良，多數時候只是旁觀，光要保持清醒都很困難。
別忘了這座公寓的視覺設計：我們所在的位置，是比所有房客更低的地底下。體制複雜，卻又很簡單，把全副身家性命栓在內部的人，其實更加渺小，卑微卻又堅定地，把自己慢慢活成體制的一部分，國家機器下，一顆小小的齒輪。
整座公寓就是一個牢籠，微型社會；埋設地下密室的看守者，其實離出口最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