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7月10日，奧嘉開著貨車上人行道，撞擊20名路人，8人死亡。在這之前，電影花了不短的時間拍攝長鏡頭的主角日常，她如同常人一般，被欺負、與家庭失和、有工作，約會、上床等等。不幸固然是不幸，但未必如此殊異，然而在她寫下的信中，把不幸經驗放大再放大，於此就能猜想是否奧嘉有個想像世界與現實脫節？
試著自殺未果，認為自身是「代罪者」而希望社會不要再培育那些霸凌者，以杜絕如同自身一般知人再現，言之鑿鑿地於法庭上以此為認罪詞，並求取死刑，即便辯護律師以精神失常為由答辯，但她拒絕。
然而，在待死刑的期間會談中，她似乎出現了另一個人格，人格中有著另一種人生，然而在說詞上似乎與同存二人格者間之人有些許矛盾（但如何是個標準的對照組？）。這個「另一個」人格是為疾病所生的？又或者是犯後因死刑的節節逼近虛構出來的？於此之間，絞刑已經強制施加在奧嘉身上。我想這就是本片有意義的地方，在我們還無法確認一個人是否具有完全的自由，亦即，完全的責任以前，在國家的法律之下，就強制繳收了一個市民的生命，而這暴力毫不遮掩。然而對於刑罰或許應該要更加審慎，我們應該要問：要對什麼人施加懲罰？又為什麼施加？奧嘉，應該懲罰嗎？奧嘉，應該不懲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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