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魔鬼的自白》：遺忘招致邪惡

黃曦

發佈於釀電影：專為影癡而生的媒體

2023/10/16閱讀時間約 16 分鐘

《魔鬼的自白》電影紀實影像

＊前言：那些太過遙遠以致我們不曾在乎的

他們微笑，穿著最好的衣服，就站在毒氣室一旁的森林，這個歡樂的場景像是週日野餐。半個鐘頭後，數以萬計的骨灰從煙囪飄散，戰時的壕溝被屍體填滿，聲音、生命都消失了，只剩下工廠運轉的聲響，空氣裡瀰漫著死亡的氣味。

數以萬計的人口如果只作為歷史課本上的一頁，你很難真的停下來思考──這個數字乘載的是血肉般的生命，無論新生或是老嫗，死了就是死了。而希特勒就只是一個名字，在試卷的填充題上，你只記得：德國納粹，希特勒，尤太人大屠殺。

先說明在此何以使用「尤」字而非大眾熟悉的「猶」字。約於二〇〇四年，台灣社會已為此字的正名運動多所討論，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的執行長於當年十月建請時任總統陳水扁應將帶有貶意的「猶太人」正名為「尤太人」。同年十月，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以此案並非尤太籍人士之陳情，且台灣與以色列並非邦交國等理由，認為此正名運動無需由總統或政府單位來推動。當時社會上的另一派說法為「尤」字亦帶貶意，意為罪愆、責怪、怨恨，是故其改名並無助於「消弭歧視」，更有一派人認為此正名實為政治性的考量。

是故，此文將採用「尤太人」一詞，而正名運動只是理解這場史實的開端，絕非是與邪惡切割的贖罪券，且無論信仰與種族，這看似「政治正確」的正名是絕對必要存在的。如果二十年前的台灣政府認為正名運動是因非尤太籍人士所提出，而無需主動推行，那麼現在，筆者將援引身為猶太人，同時也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漢納・鄂蘭（Hannah Arendt）於《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1963）中，由雷敦龢（Edmund Ryden SJ）所撰寫的導論中的附註說明：

基督新教傳教士瓦特・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於一八一七年來華，一八三七年曾編篡一本中英辭典，其中採用犬部的「猶」字指稱尤太人，原因是他認為尤太人並非善類，而且中國古代慣以「犬」部的字稱呼週邊的蠻族，如北方的狄族，因此麥都思刻意不使用天主教原有的「如得亞」（Judah／Jew），而選擇犬部的「猶太」，帶有貶低意味。針對麥都思的觀點，本人與許多學者都刻意採用「尤太」一詞以示反對。

《魔鬼的自白》（The Devils Confession：The Lost Eichmann Tapes）為以色列 Kan11 電視台的調查紀錄片作品，以部分的戲劇演出將場景重現、搭配相關人士的訪談，結合一九六一年耶路撒冷大審的定罪過程和失蹤多年的自白錄音帶，將二戰期間被視為尤太人種族滅絕計劃「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的推行者之一的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從二戰末期流亡至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行蹤，到艾希曼遭以色列情報特務局和以色列國家安全局聯合綁架至以色列進行審判的過程詳加描述。而在這場審判中，漢納・鄂蘭正坐在旁聽席，庭審結束的兩年後，鄂蘭出版了《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以下簡稱《平凡的邪惡》），將庭審期間所撰寫的報導集結成書，此著作與紀錄片《魔鬼的自白》更趨向深入報導和剖析，目的並非是「證明」艾希曼究竟是不是惡魔，而是透過不斷地交叉詰問，試圖理解一個人「成魔」的過程，以及辯證這場看似屬於「個人」的極端的罪行背後，那些屬於「眾人都有可能招致」的邪惡。

《魔鬼的自白》電影花絮照

＊納粹底下的正常：人心底下暗湧的人性

艾希曼於二戰末期曾以假名在義大利的美國戰俘營生活一段時間，後逃亡至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在一九五七年與阿根廷記者薩森（Willem Sassen）進行了長時間的訪談，其採訪轉錄稿厚達一千六百多頁；在艾希曼被捕後，部分的轉錄稿被刊登在《生活》雜誌上，其中部分有艾希曼親筆改字的文件，被視為是庭審上的判決證據之一。

可即使面對著滿是證人和文件的庭審，艾希曼仍矢口否認自己的犯罪事實。

「屠殺尤太人這件事，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從沒殺過尤太人，也沒殺過非尤太人，就這個問題來說──我從來沒有殺死任何人，我從來沒有下令殺人，無論是尤太人還是非尤太人，我從沒有這樣做。」在九個月的調查裡，艾希曼表示自己只是奉命執行，從未參與決策的制定，而對一個奉公守法的公務員來說，在當時的大德意志帝國（Third Reich），希特勒的命令便是一切法的依據，反倒是違抗命令，才會使人良心不安。

艾希曼溫儒、孱弱地將自己安藏進寬一號的西裝底下，安坐在防彈的玻璃窗裡，他說自己不是一頭野獸，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只是一個坐在辦公桌前的公務員。他的形象實在與大眾想像中的「惡」相去太遠，這份矛盾不僅只令人難堪，甚至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彷彿看似正常的我們與如獸般的魔鬼其實是一樣的。

在此，艾希曼的「理想」與「正常」，我們可以將它解釋為是大德意志帝國語境裡的正常，以及恆常世界的「例外」。於是這其中醜惡的，並非只是個人（但當然也是個人），還有當時體制下的「正常」──將數百萬計的、有血有肉的活人成堆地送往死地的作為。

而這一份「正常」，才是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在《平凡的邪惡》出版後鄂蘭招致許多議論，有人說她是在為艾希曼的罪咎尋找解套，另一派學者則認為鄂蘭是被艾希曼精心設計的外在形象給迷惑，以致於她會說艾希曼只是平凡、俗不可耐的官僚，甚至在他身上沒有任何邪惡的、屬於納粹的氣息。

鄂蘭認為艾希曼並不是反尤主義者，更絕非是納粹狂熱分子，他的一切行為並不是「個人行動」，而是「國家行為」。此意即為，艾希曼僅是遵從了當時的政策──一個聽命於政府，失去自我思考與判斷能力的公務員，他的辦公桌便成了決定死生的案檯，生命對他而言就只是數字。

然而，當時消失的自白錄音帶於近年曝光，艾希曼在私下與薩森的訪談裡，不斷地誇耀自己的功績，更不斷強調自己從未後悔。「如果計畫能成功，我會說這是我們終於消滅敵人，我是全身上下在抗拒說出『我做錯了』。」，艾希曼在私下面對其他納粹分子的自白與其在庭審上的供述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紀錄片中更有受訪者認為，若是當年鄂蘭能聽到錄音帶內容，或許會改變想法。可關於這場世紀審判與鄂蘭的著作，或許我們最該做的，既不是找到一枚體系下的螺絲釘來為整場濫殺負責，也不是論斷鄂蘭的探問孰是孰非，而是在這場審判／屠殺之後，試圖辨明在其背後暗湧的、使致現實與倫常脫離的人性本身。

漢娜鄂蘭之紀實影像

＊極權主義的起源：水晶之夜與強制驅離

一九三八年十月，德國政府決議將尤太人驅逐出境，鄰近的波蘭政府也拒絕收容將近一萬七千名尤太人，流轉於邊境之間，只得築地野居，甚至有部分尤太人因受不了難民營嚴苛的生活條件，在逃回德國的路上遭軍隊槍殺。

十一月九日，一名德國外交官遭尤太青年槍殺。官員之死成了納粹行暴的藉口。當天凌晨，大批納粹支持者洗劫了七千多間猶太商店、砸毀了上百間教堂和集會場所，當晚有超過三萬名尤太人被關進集中營，死於暴行底下的人近百名。那個晚上，警察、軍隊甚至政府都不存在，因為他們正是暴力的施行者，「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實為一場由納粹政府號召的組織性暴動，也是納粹走向終極的種族滅絕行動的徵兆。

與此同時，艾希曼被賦予處理「德國尤太人解決方案」的重任，起初政策是以「強制驅離」為主，而艾希曼認定自己作為一個不討厭尤太人的「尤太專家」，需以相對和平、彼此協商的方式以執行此一強制移民政策。在當時，部分的尤太裔德國人認為移民至當時由英國治理的巴勒斯坦是公平的政策，甚至他們可以藉由「異化」而免於被「同化」，於是，黃色的六芒星臂章便成為關乎自尊和自我認同的象徵。

移民政策施行的隔年，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納粹政府併吞波蘭之後，原被迫遷移至波蘭的尤太人再度成為需要被安置的對象，艾希曼與納粹政府意識到，單靠移民政策沒有辦法徹底解決尤太問題，一直以來被壓在抽屜深處的「最終解決方案」就此浮上檯面。隨著德國政府逐漸表明其極權主義的思想，納粹的本質也不斷形變，這便成為了一切殺戮的開端。

回到庭審上，艾希曼認為自己計畫的「移民政策」實為「救援行動」，在水晶之夜後，是他的政策拯救了十幾萬名尤太人能離開德國，也才能在大屠殺時倖免於難。

「強制移民」成為艾希曼眼中的「救援行動」──是的，如果讀到這裡，你已經感受到了身處於納粹政權裡，與正常脫節的邏輯的謬論，你更應該繼續讀下去。

「水晶之夜」紀實影像

＊滅頂與生還：萬湖會議與納粹大屠殺

一九四一年七月，艾希曼被傳喚到柏林的黨部辦公室，時任的納粹親衛隊領袖海德里希（Heydrich）告訴他「元首已下令要實體滅絕尤太人」，在當時得知此一消息的人都受到語言符號上的制約，一切關於「滅絕」、「屠殺」的殘忍字眼都被「撤離」、「最終解決方案」給替代，已經悖離現實的接收者們，便成為中性字眼底下的真相的背負者。在此，最終目的（種族滅絕）的意義被抹消（或掩蓋），成為字面上的「解決方案」，彷彿一種行政命令。

隔年一月，由海德里希為首召開了萬湖會議（Wannseekonferenz）。十五人的會議僅持續約一個半鐘頭，艾希曼作為其中最低職等的官員，負責為海德里希準備開場演說的資料和會議期間的記錄謄打。會議圍繞著該如何有效落實「尤太滅絕方案」和「相對有人性」的死法，艾希曼直言當天列席的官員都展現了對計畫極高的熱情，這使他決定收起自己對暴力的恐懼，畢竟他誰都不是，甚至沒有資格為這項由希特勒親自決定的政策作出任何評論。會議結束後，艾希曼將其在「強制驅離方案」時期所計畫的配套措施重新修訂，系統性的滅絕方案便由他手上而起。

大批尤太人循著納粹政府的指揮依序前往指定地進行身分登記，上繳家產、地契與一切值錢的東西，身上留著一只手提行李箱，他們如家畜般被戴上象徵族裔的六芒星臂章，乖巧地整隊、搭上死亡列車，就這樣被送進集中營。

「納粹大屠殺」紀實影像

「集中營」一詞就和前文所提的「語意消抹」是一樣的，在「集中」的表象背後，為的是將殘忍的「滅絕」給藏起。詳細地劃分青壯老幼、區隔性別與血緣，年輕的尤太人晚點再死，他們得先負責燒死老人。你可能會說，這數百萬計的尤太人就這樣沈默地赴死嗎？事實上，艾希曼的臣服與尤太人的絕望在某個層面上是一樣的精神式的摧毀。前者是被官場倫理中必須恪守職責的「美德」給毀滅，後者則是在極權的統治底下遭恐懼震懾，遂束手就死，轉身為己挖墳。

關於納粹是如何將尤太人毀滅，除了歷史學上可見的物理上的屠殺，精神上的摧毀可從尤太裔義大利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的多本著作中，窺見其中的殘忍。李維的最後一部著作《滅頂與生還》（I sommersi e salvati）（2001）再次回望其自身經歷的迫害經驗，指出在集中營裡最根本的權力結構，是何以抹殺掉一個人對生存的信心。

集中營旨在讓一個人變成非人。透過食物的剝奪、高壓的勞動環境與日夜重複的壓迫和暴力，促使人在當下已經遺忘死亡就在眼前，只得專注在當下的存活。此一看似違反了人之本性的邏輯，瓦解了生而為人的存在意義，也消滅了一個人言說的能力。成為非人的凌辱經驗，使致集中營的尤太人被「訓練」成了家畜，而納粹分子則在過程中習慣暴力，於是倫常的價值觀再不被其所用。

在暴力之後，活下來的無論是受害或施暴者，某種程度上都成為了「見證悲劇的倖存者」，前者產生一股「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活下來」的自愧感；後者則在意識到「自己曾經認定的正常實為泯滅人性的醜惡」之後衍生出了罪惡感；其中，更加扭曲的還有「不曾反抗極權的我（尤太人／納粹分子），如今也沒能站出來的」愧疚感。於是，自從萬湖會議結束的那一刻起，這一團團的恐怖織成了錯綜複雜的權力架構，倖存者如同死難者般喪失了言說的機會，無論滅頂或生還，這段非人的記憶都將成為無人相信的真相。

「納粹大屠殺」紀實影像

＊遺忘招致邪惡

我們再次回到那場庭審上，艾希曼認為納粹政府只是重新定義了既有的價值標準，正是這樣的自我說服，才使他（與絕大多數的納粹分子）在希特勒的極權統治下，成為了背離現實、麻木不仁的非人存在。因此，納粹才邁向了多數人類所無法理解的惡的極端。

而紀錄片中幾段倖存者的自白，也再再揭示了這場悲劇是如何超越了人的極限，以致多數人都無法相信／不願相信。有人認為可以從大屠殺中活下來的人都不是誠懇的人，才得以在這場磨難中免於一死；有人則在聽聞了受難經驗後認為這些倖存者是遭遇太大的苦痛，遂分不清現實與虛幻。所以許多被迫害者拒絕再一次的訴說，而這正是極權主義的目的。於是，在納粹大屠殺之後早已深入人心的恐怖與噤聲，成為了下一場全人類都有份的集體犯罪。

當然，這場大屠殺也就不再只是法律上的問題，而是鄂蘭所探討的政治的問題，以及李維欲辨明的人性的探問。

鄂蘭所探討的是大屠殺／庭審背後，屬於權力本質的政治操弄，此一研究或許被認定為模糊了犯罪者自身本該承擔的責任，可是來到現在，得以閱讀更多史料的我們，也終能將鄂蘭和李維的思想與經驗放在一起觀看──邪惡作為一種平庸，亦即，停止思考便會招致邪惡。

而鄂蘭的庭審側寫、李維的生命書寫與紀錄片的真相挖掘，是為反覆地擊醒人類憶起惡之根本──遺忘，而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魔鬼的自白》電影紀實影像

＊後記（以下後記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

二〇一六年末，在新竹市光復高中的扮裝遊行上，一班師生裝扮成納粹親衛隊，身著納粹服飾、乘在紙箱拼裝成的坦克上揮舞納粹旗幟、行納粹禮；另一班師生則以「重現霧社事件」為題材，上演一段馬赫坡社（Mahebo）的賽德克族人示威、殺害日本警察的「演出」，並高聲喊道：「打倒日本鬼子，光復我中華民族！」。

二〇一九年，當時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以市長身分參訪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館，出訪回台後，柯文哲表示：「只要到以色列觀光，以色列政府都會安排去看大屠殺紀念館，這是因為尤太人在國際上最大的宣傳，就是希特勒時代屠殺了六百萬人這件事情。」。

究竟，台灣人對台灣史的認識是何以粗淺，以致我們甚至渾然不察這段台詞是多麽誇張、不符合史實的錯置；而我們對於世界史的教育，又是如何形塑、解釋這一場似乎離我們太過遙遠的，屬於過去、屬於異地的屠殺，以致於我們甚至無從想像，才能如此輕率、暴力地言說這段歷史？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同年，在赤色的國土上，有人隻身站在極權與坦克面前。而在台灣，四月七日一早，近百名鎮暴警察集結於鄭南榕和他的自由時代雜誌社附近，當時還沒想過現在會出來選總統的侯友宜率隊欲闖入雜誌社。後來起火了，社內的電話被切斷，雜誌社後巷別著警徽、身著鎮暴裝的警察就只是在一旁看著，而巷口就停著一台早已「待命」多時的消防車。鄭南榕將自己反鎖在總編輯室，留下妻子葉菊蘭和當時年僅五歲的女兒鄭竹梅，也留下了火種。

鄭南榕自焚的總編輯室至今仍保存著當年的景況，它就在尋常住家的三樓，當時的那把火，現在究竟燒向了何處？屬於台灣人都應該知道的真相與轉型仍是未竟之業，出生之時早已擁抱自由民主的這一代人，可曾經在歷史的記憶裡看過那一把火？

二〇一七年底，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並在隔年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將針對威權時期所發生之不義，推動還原歷史真相、公開政治檔案、處理不當黨產⋯⋯等工作。在促轉會正式成立當年，當時已是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的侯友宜接受《風傳媒》專訪，在談及鄭南榕自焚一案時表示：「當時的時空背景是解嚴時期，抓鄭南榕的任務對當時還只是基層員警的我來說，就是一個執法過程中必須執行的事項，當高檢署發拘票到警察局，你說如何不去執行？」，他說自己問心無愧，如果再來一次，自己仍會做出一樣的選擇。正如艾希曼或是絕大多數納粹分子在受審時，不斷地重述自己只是「依命令行事」，你感覺到某些相似之處了嗎？說到這裡，你還覺得我們離威權遙遠嗎？

明明隔著一片海峽，就有一隻極權的手正伸向我們；明明我們都還未真正直視島嶼的傷疤；明明不久之前這些傷口又被硬生生地掀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