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十，要立什麼？

這是一句在2020年中火紅陸劇《三十而已》的經典台詞。劇名雖然脫胎自古典《論語》的「三十而立」，但其意義卻已然被當今沈重的社會期待給湮沒了。此脫口而出的「三十而已」便成了對如此壓力之下一次無奈的反抗，藉由從想像四十歲的高度來看穿自己三十歲時充滿徬徨的不屑，以降低目前對三十歲關卡的恐懼。打從這裡克服迷惘、堅定地活出自我、找回人生的節奏，無疑是該劇的最合適的完結篇，也是令觀眾們感到欣慰的結局。

在現代社會的氛圍下，「三十歲」代表了一座里程碑－－「男當婚、女該嫁」。君不見逢年過節，總是有各路親友們熱情地催問著感情狀態，好似一年一度的動態更新，讓人煩不勝煩。卻也不能全怪他們，畢竟這就如同破關玩家關心新手的遊戲進度一般的心理，也是無可厚非。但是這正顯示了社會期望包裝在叔叔嬸嬸們的「關心」裡，對個人所造成的莫大壓力，還得週期性地一年來一次。

這種連串的關心可不會因為感情進度的推進而使「劇情」有所變化，並沒有。即使你有了交往對象，一樣會被詢問：「何時結婚？」；婚後就問：「何時生小孩？小孩要幾個？何時升遷？……」沒完沒了。而《三十而已》的三位女性就是在面對這些社會及家庭的期待時，所做的人生抉擇與回應。並嘗試掙脫外在框限，奮力推出自我的主體性，進而活出自己想要、能把握的人生。

如果說世俗認為「三十而立」的「立」是「成家立業」的「立」那其實是說不通的，更保守地說，至少是曲解原意的。放在今天，說要符合「三十而立」，其暗指人「三十歲之前」一定要完成「成家」及「立業」兩者，相互綁定，才能算過關、解鎖人生成就。「成家」是與另一個人組成家庭關係，延續人類存續；「立業」是無論工作型式地建立事業，擁有生存條件以上的經濟基礎。

然而確實如此嗎？前述這些社會流俗的說法，都免不了摻入現代價值觀與社會期待的解讀。如果放回原始文本的歷史脈絡中，我們會發現，連三十歲前成家立業的人都還差孔老夫子太遠了！

依《孔子家語．本姓解》：「至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又名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1]也就是說，孔老夫子十九歲結婚，二十歲生子。（另說：傅佩榮教授認為應考慮古人二十歲行冠禮後方能娶妻，遂應繫孔子年二十歲娶妻。[2]）也大約在二十一歲左右，孔夫子在魯國季氏門下擔任委吏（倉庫之吏）與乘田（畜養犧牲之職）[3]。雖不算是大官，但好歹是編制內的公務員吧！而能在二十出頭就「娶妻、生子、立事業」，放眼當今社會，有多少人能夠達成？即便有人可以達成，那也不是夫子所言的「三十而立」，而是「二十而立」了，不是嗎？

至此我們可以確定：「三十而立」並不是俗話說的「成家立業」。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三十而立到底要立什麼？」這還先回到原文內前一句來看。夫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朱注云：「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這裡的「大學」不是我們當今所認知的大學，而是相對於學習文字聲韻等「小學」而言，而責成自我為道德君子，勤勉昇進至聖賢境界，方為「大學」的本意。

十五歲如為入門為學之初，則三十歲即是有小成之時。「三十而立」依朱熹註解曰：「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4]初學之時一切經驗與歷練皆需依靠時間積累，建立價值理想與自我人格目標，而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方向愈加清楚，道路愈加明確。所謂「自立」即是無待於外的自我價值挺立，不輕易受到外務煩擾動搖內心根基。這絕非十五歲的心智可以做到的，非時間砥礪不可，「守之固」當作如是解釋。

「無所事志」中的「事」就是「做」或「有作為」的動詞用法。依此，我們可以理解朱熹所說「無所事志」的意思是：「不用一再立志」。諺語中「大人立恆志，小人恆立志」就是描述小人一直「事志」的情形。而大人與君子要「立」，就是立一個長遠的志向，所以說「無所事志」。小人一直立志，頗像我們總是在許下新年新希望時，才赫然發現與去年的相差無幾，每年的「新希望」其實都不怎麼「新」，大同小異罷了。因為吾人缺少執行的動力與維持習慣的恆心，所以要不斷地立同樣的目標，進度及效果卻極其有限。至於君子們在立志之初就有不一樣的心態，他們插旗立旌，設定長久的志向目標並由淺近處開始執行，寧靜致遠、細水長流。

說了半天，我們對於孔老夫子究竟立了什麼？好像沒有得到「客觀具體」的評價標準，只能稍稍體會一種「主觀境界」上可努力的方向。我們從夫子拋給我們第一句：「志於學」就能會意出一點意思。這點「意思」並不是用說教的方式強迫我們去學什麼。而是提點出學習態度的重要性。至於學什麼？還需要靠我們自己去悟。

同理，在「三十而立」之前，要不斷逼問自己的是：「我要活出怎樣的人生觀？」從十五歲決定成為君子，一直到三十歲的確立人格。中間經過人事磨練與經驗淘洗，漸漸挺立自我價值，不再輕易受到外在條件變動而讓信念的基礎鬆動。只有這樣，過程看來很辛苦的這樣，才有下一段「四十而不惑」的人生境界。

「志於學」是「立志學習成為聖人、君子的學問」。而且是在人生早早十五歲就有這樣的志向。如此看來空泛的理想，從宋儒王陽明那裡卻可以發現，擁有這種「慧根」體悟的人確實存在的。

十二歲時，早慧的王陽明，對於私塾老師認為讀書只為科舉登第感到不以為然。他心中的天下第一等事就是成為聖賢。[5]儘管接下來的人生充滿坎坷，但追求聖賢的想望就像心中有座燈塔一般，指引著他，最終能有所成就。

王陽明固然聰慧如此，但我真的也能「立志」做到他的十分之一嗎？我倒是覺得借鑒王陽明的歷程，與我們現今的社會脈絡相對照，才有意義。否則猶如聽故事一般，主角是主角，讀者依舊是讀者，難以產生共鳴。

在王陽明時代，大部分的私塾老師應該毫無例外的認為：學四書五經的唯一目的就是謀個一官半職。這種預設的心態，說實在與現代的教育模式沒有太大差別。有差異的地方僅像是考試的科目、社會的多元職業要求等等屬於內容方面，但這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之列。我們聚焦在外在硬性條件之下，身在制度中的我們，是否有足夠強的自主性可以打開新的局面？

在王陽明的例子中，他著實與坐在教室的其他同學們不一樣。他突破了彼時僵化的思維，深入讀進了四書五經的內裏精神，看出了人生更重要的意義所在。我們看見王陽明求學時的態度，在面對「只能學什麼」的限制之下，突破框架，直取核心提問：「我能會什麼？」這種態度放在現代的課堂上，我們可以想像：一位捧著數學課本的同學，他不理會待會考卷上的考題。而是在心裡有更多的疑問：這公式的原理是什麼？它是被怎樣證明的？在物理上有什麼意義？它可以被運用在哪？這些問題將指引他進階學習，拓深成長。如果這初心保持下去，有成為一位科學家的潛力。

「只能學什麼」也確實是目前教育現場的先天限制與普遍困境，也是學生逃避學業以偷換一段假裝自由時光的顯著理由。每每學生問道：「為什麼學這個？」、「學這個有什麼用？」老師只能帶著無奈的笑容回答他：「以後說不定哪天就用上了，先學吧。」

其實，說對這些學習的材料沒有興趣，是不負責任的假議題。打從嬰兒開始，我們只能對周圍的事物產生興趣，也只能從這些「被呈現」的選項中做出好奇的選擇。所以糾結在為什麼「只能學什麼」根本沒有意義，反而是從「只能學什麼」尋找出「我能會什麼」才是關鍵節點。

王陽明少年時期喜歡讀兵軍書研究軍事，練習騎馬射箭。在修習朱熹哲學格物窮理之法遭受挫折之後，轉向道教健康長壽術，甚至想修煉成仙。苦無出路的他，又想透過佛教過著出世生活。但那無法放棄親人的心，讓他覺悟出人要選擇入世精神的理由，這就是儒家的根本精神。進而在三十七歲時於貴陽龍場悟道，體證良知本源，頓時撥雲見日、天青海闊。後來求教於先生的學生越來越多，解答無數門人各種道德工夫之疑難雜症，直至他人生五十七歲的最後一刻。這就是王陽明一生簡短的人生歷程。[6]

在我們現代人的摸索過程，似乎有所借鏡。回顧先生的歷程，先是多元涉獵各個領域，用刪去法排除那些不符自己人生目標規劃的選項，漸漸能夠逼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最佳解」。這是王陽明用他的生命留給我們的一種可操作的方法。而孔老夫子雖「十有五而志於學」但也別忘了他說自己「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多方涉獵，吸收多樣的養分，才能有寬闊的視野及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說「我能會什麼」是考慮自己，那問「我能做什麼」就是想到他人、想要貢獻團體、社會。無論是孔老夫子或王陽明先生，他們的人生目標不會僅放在「能會什麼」上，思考、體悟所有人生意義都是為了能夠正確引導他人，讓世人少走很多冤枉路。孔老夫子的周遊列國與陽明先生的講學不輟，都能從他們身上看見迸發而出的充滿生命價值的光輝，為我們後世從學之徒走出「能做什麼」的嘗試與示範一趟無憾的人生。

從王陽明少年時與私塾老師的問答中，我們發現他不是用「職業」來確定「志願」，而是立定「要成為怎樣的人」為人生目標。我們在規劃人生時，應該要把握住大方向，而非被特定的職業所框定住了。這是我們在寫「我的志願」這個題目時，常常掉進的陷阱，也是難以識透的迷思。

「認識自己是什麼人」與「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都應先於決定「要做什麼職業」，這點看來是肯定的。我們可以問問自己：「我要成為怎樣的人？」這是值得思考到老的問題，但別到老的時候才思考這個問題。而且是從「成人」邁向「完人」的關鍵。「成人」是指生理上的成熟；「完人」是道人格思想上的成熟。一個人不能以馬齒徒長就說他是「完人」，同理，一個思想成熟的小孩也不該因年齡而看輕他，年幼的王陽明就是這等人的最佳代表。

但要如何回答「我要成為怎樣的人？」可以套一句俚語說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要自己找答案了！各位讀者可能至此坐不住了，要批評我不負責任，話說到一半竟吞回去。但我仍必須直白地說：我著實已經盡了我的責任。因為筆者實在無法定義你的人生該成為怎樣的人，你該為自己的人生負起全責才是。

李白《樂府．將進酒》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是一個見證，從「我能做什麼」再進一步到「我能為社會乃至全世界貢獻什麼」的見證。如果說「我能做什麼」是社會強加於我，迫使我被動地選擇某些工作，說的白話些就是工作只為了賺錢。然而，「我能貢獻什麼」就是化被動為主動，發揮並付出你的天賦。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天賦是需要自我發掘的，不是明擺在桌上隨手可得的。

所以，無論是已婚成家還是未婚無家、事業有成還是事業浮沉，這些外在的條件、狀況都不應該是決定你人生「立」與「不立」的判斷標準。而要確定是否「立」得住的唯一參考點就是回答：

最後拿愛因斯坦的兩句話來作為本篇的結尾，我認為是再適合不過了！

這篇文章是把「事功追求」聯繫「成德要求」來寫，這是筆者刻意為之的。在現今資本功利主義當頭，吹捧事功效率主義之大環境背景之下，儒學又可以提供什麼「具體」的建議？這是我一直在思索的突破點，而本文就是這樣的一次嘗試。在大家急忙著在茫然的人生中尋找外在事功，希望藉此消除壓力與焦慮時，能夠慢下來，回到自身，問自己最貼近的內在問題。我相信，當我們誠實面對自己的成德問題時，外在的疑問自然就能打開出路了。

[1] 羊春秋注釋：《新譯孔子家語》，臺北市：三民，2017年二版，頁424。

[2] 傅佩榮主編：《孔子辭典》，臺北市：聯經，2013年10月初版，頁359。

[3] 司馬遷：《史記．世家列傳》

[4] 朱熹集注，蔣伯潛廣解：《新刊廣解四書讀本》，臺北市：商周，2016年8月初版。

[5] 曾春海，〈儒家對身心靈的治療－－以王陽明為範例〉，《輔仁宗教研究》第十四期（2006 年冬），33-47 頁。可參閱本文：http://www.rsd.fju.edu.tw/images/uploads/FJRS/14-03.pdf

[6] 更多細節請參閱王守仁年譜（錄自《王陽明全集》），見：https://bit.ly/3OG1e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