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現在大家嘴巴所說的「桃園市」，是在2010年五都升格以後才出現，之前叫做「桃園縣」。升格前的「桃園市」則是現今的「桃園區」。升格前後，「桃園」的面積沒有什麼改變，看起來相當穩定，幾十年來沒有重大變化。我想，使用這個比較穩定的框架來談桃園平埔族，讀者的接受度會比較高，也比較容易理解。
郭光天是什麼樣的人？這位在台灣漢人拓墾史上有小名氣的墾戶，我們是否該正視他對桃園平埔族的傷害呢？
我們確實需要正視且好好思考郭光天、薛啟隆這些墾戶與閩粵移民對桃園平埔族人的傷害，但前提是他們的生平事跡要清楚明確，不能背離史實太遠，否則花那麼多力氣去批判那些虛假不實的人事，去推行轉型正義，不但無法保障現今原住民的權益，也不能還給受害先民及其子孫遲來的正義。
郭光天是一個相當麻煩的人物，其生平事跡乍看之下，沒什麼問題，但我們如果將不同資料放在一起比對，很快就會發現問題一堆，有的地方甚至讓人不得不懷疑：它是真的嗎？該不會是後人編造出來的「鬼故事」吧？
如果郭光天的事跡全部或大半是編造的，譬如：他如蕭那英那樣──明明是平埔族漢化第一代，卻被寫成是來自廣東嘉應州的粵人移民，那我們檢討半天，豈不是朝錯誤的方向努力嗎？
如果郭光天確有其人，而且是道地的漳州人，可是他向當時的閩浙總督提出開荒桃園的構想，若是後人編造的鄉野傳聞，背離史實甚遠，甚至連總督派兵去驅趕原住民的事都不是真的，那原運人士、關心原住民權益的知識人耗費時間撰寫論文、評論，不就虛擲了自身寶貴的時間、精力與金錢嗎？
舊版的《大園鄉志》說：郭光天是福建漳州人，是個讀書人，考上漳州司馬，頗有才幹，雍正三年渡海來台，巡遊台灣北部沿海地區，發現所到之處一片蠻荒，亟想開發當地，於是回到福建以後，拜見福建總督，希望總督答應他的請求。結果總督大受感動，不僅口頭嘉許一番，還派人幫他達成目標！---我頭一次看，覺得這個故事好正能量，非常勵志~~再看一次，卻發現有些地方怪怪的！與我所知的清代官場風氣、官銜、官階、官員的工作內容不太相符！
這個充滿「篳路襤褸，以啟山林」精神的拓荒故事，確實很多地方怪怪的！
首先我們來看郭光天的出身。一些資料沒有說郭光天是文人、儒生、漳州司馬，只提他巡遊台灣北部而已，有的資料更簡略，只寫他巡遊「台灣西部沿海」或「台灣」)，您讀的舊版大園鄉志寫的比較詳細。────可是清代根本沒有「司馬」這個官。文人雅士在文章與口頭所說的「司馬」，其實是指官位正五品的「同知」，而非其他官名。郭光天是同知嗎？他當過同知嗎？沒有。史書與郭氏族譜都沒有他當同知的記錄。舊版大園鄉志與其他記載「郭光天當漳州司馬」的文章明顯有誤。
其次，雍正年間，一個人要渡海來台，除非決心要當偷渡者，不然要向官府申請，並經過核准，也就是說：郭光天不論是如某些資料所言，是「漳州司馬」這類的小官，還是一介平民都要如此，但坊間極大多數資料卻省略不提。這樣就存在以下的問題了……
如果郭光天是一介平民，事先沒向官府申請許可，便擅自渡海來台，巡遊台灣北部，這樣的行為已經觸犯法令，為何他事後還敢呈請福建總督，向總督提出開墾土地的訴求，而沒被總督或負責渡台事務的官員下令逮捕，予以治罪？────這是非常荒謬、不合理的！現實不太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如果他是官員的幕僚---師爺之流的人物，奉上級命令來台，巡遊台灣北部，考察土地使用狀況，這可能發生！但奇怪的是，既然如此，為何郭家子孫及文史工作者沒說；沒說，不就代表郭光天渡海來台，並非上述的情況？若郭光天是官員的幕僚，出於自身意願，而非奉上級之命，擅自渡海來台、巡遊台灣北部，這樣的行為仍然觸犯法令！郭光天後來不僅沒因此被懲處，還被上級長官福建總督嘉許──這不是非常荒謬嗎？雍正治下的官場會發生這種怪事嗎？
除了郭光天本人的記載有問題，其他人也有明顯錯誤與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例如：郭光天在當時的大清國出身平凡，既不是蒙滿權貴，也不是高官的家族成員，正二品、旗人出身的福建總督竟然會平白讓他當大墾戶(怎麼沒向郭家要紅包呢？)，不僅讓郭氏一族去桃園開荒，還下令正五品的同知大人率兵渡海來台，先幫郭光天跟他的家族驅趕桃園的原住民。這種超乎現實的台島開荒夢，恕我直言，以滿清當時極度著重等級尊卑的社會環境而言，幾乎是不可能發生！何況正五品的同知是文官，而非武將，怎麼能「帶兵」、「率兵」渡海來台征討原住民呢？這是違反清代官場與軍隊的常態運作。
當時的桃園平埔族不少已經歸順滿清，成為熟番、化番，甚至有的已經向官府輸餉、服勞役，總督、同知若為了郭光天的台島開荒夢，去拿一百零六名軍官與士兵的生命、大筆的軍餉軍費，以及那些熟番、化番的土地與忠誠當作犧牲品，不但非常失格，而且容易出事，極有可能發生以下的事件：
1.激起桃園地區的原住民串連抗官
2.給漳州移民群聚作亂的機會
3.平埔族頭人冒險進京上訪，向朝廷舉報郭光天與福建總督的惡行惡狀等等
智力正常的官員不會做這種拿石頭砸自己腳的決策。──大園鄉志所寫的內容很可能不是整個事情的原貌！
有一篇文章，名叫〈清代芝葩社和過嶺、雙連陂的拓墾史〉，上面寫：「清雍正三年（西元1726年）福建人郭光天從原籍渡海巡遊台灣北部，他返回福建後就呈請福建總督開墾本區，福建總督後命海防同知尹士良率兵106人，在清雍正六年（西元1728年）渡海從今許厝港登陸，芝葩社原住民在清廷大軍壓境的現實環境下，不得不接受朝廷的招撫與開發安排。郭光天首先在今圳頭村後館（舊名圳股頭）設館，以圳股頭為中心開始了芝葩社的開墾史。」
可是舊版大園鄉志及一些網文、景福宮廟誌卻說：尹士良率領鄉勇、士兵去招討野番，行經南崁社、桃仔園，然後野番見到鄉勇、士兵聚集，自知無法抵抗，就帶著老幼退入東邊的深山。
到底哪個才是對的？
很遺憾。目前我實在無法判斷哪種說法才是對的，因為缺乏可靠的史料當作標準。上述說法都存在不小的問題，不排除這兩種說法全都是假的，沒有一個是真的。
許多資料把那位帶兵征討原住民的官員寫作「尹士良」，其實正確的寫法是「尹士俍」。其次，清代的「同知」是文官，並非武官，可是不少資料卻寫同知尹士俍「率兵」或是「帶兵」來台，代表作者不是不了解滿清的官制與軍隊運作，就是沿襲前人說法不疑有他。
對於尹士俍所率領的士兵，有的作者說是「軍隊」，也有的作「鄉勇」，也有人認為兩者都有。如果「征討番人」確有其事，應該是「軍隊」比較合理，因為雍正年間，八旗、綠營戰鬥力仍在，並不需要特別招募鄉勇，何況台灣北部當時原住民佔絕大多數人口，閩粵移民根本還沒大批移入，哪來的「鄉勇」？是找當地的熟番壯丁去當鄉勇，征討「番人」嗎？招募鄉勇征討番人這種說法明顯不合理。。
尹士俍當年到底有沒有奉總督之命，率兵來台，到桃園為郭光天驅趕原住民呢？幾乎每篇網文、地方誌都說「有」，而且不少作者說是1728年。可是研究南崁社的台史學者簡宏逸卻說，考查清代文獻，尹士俍1728年還在福州擔任同知，受命驗收福州附近修理城垣的工程，隔年才調任台灣海防同知。伊士俍的轄區一開始並不在台灣北部，而在台灣南部。後來遇到台灣北路原住民叛亂，署理淡水撫民同知，配合福建陸路提督王郡去鎮壓原住民，這才開始涉及北路事務，因此簡宏逸斷言《郭氏宗族北臺移民拓墾史：郭光天宗族》所錄的時間有誤，可能是後人將兩件發生時間相近的史事混為同一件事情。
由於簡宏逸寫的論文(我讀過)，以及他所考查的清代文獻，比錯誤百出的網文、地方誌可靠，所以我選擇接受簡宏逸的說法，認為：尹士俍當年奉總督之命，率領一百零六名官兵去鎮壓桃園地區原住民(包含泰雅族的祖先)，好讓郭光天及其佃戶順利開墾……諸如此類的說法，很可能是後人將「尹士俍署理淡水撫民同知期間，配合福建陸路提督王郡去鎮壓台灣北部(不限於桃園地區) 原住民」與「郭光天得到官府許可，開墾桃園地區」這兩者混為一談。
〈清代芝葩社和過嶺、雙連陂的拓墾史〉這篇文章有一段實在寫的很怪異！作者說：「郭光天先後大規模進行開發，他開墾的範圍非常廣，包含清代桃園芝葩社所有地域，還有今台北縣市部分地區，南至鳳山崎（今新竹縣新豐鄉），北至八里岔、長頭坑（今台北縣八里鄉長道坑口）和大加吶（台北市大安一帶），清廷賜以鐵印稱為「大業戶」，意思是朝廷提供芝葩社原住民土地給他開墾。這樣，朝廷和原住民、大業戶之間就互得利益。大業戶又招來佃戶開墾，大業戶、佃人又互得利益。 這就是台灣開墾的原動力。」
為什麼朝廷提供芝葩社原住民的土地給郭光天與他的佃戶開墾，當地原住民、大業戶、佃人能夠互得利益？文章前面明明寫：「芝葩社原住民在清廷大軍壓境的現實環境下，不得不接受朝廷的招撫與開發安排。」
原住民被迫交出土地給外地來的大業戶、佃人以後的處境，就好比中國統治台灣以後，把你家的房子、土地發配給好幾個福建無業青年，要你們一起使用，然後那些人發展順利，他們的子孫興高彩烈歌頌祖先(而且只有父系祖先)勤奮節儉的精神。而你呢？無論是特區政府、台灣社會，還有那些把你誤認成古早福建無業青年的子孫，幾乎沒人在乎你當年的真實感受──如果後者叫做「共匪的強盜行為」，前者怎麼會是「大家互得利益」？
如果這篇文章寫的內容接近史實，您講的很有道理，如果背離史實甚遠，您的質問也仍然有道理，因為這種一面倒只在乎我們閩粵移民祖先的說詞，背後隱藏的可怕雙重標準，確實值得我們正視！
(第七部分結束)
參考資料：
1.張茂松題字的《大園鄉志》
2.陳宗仁/撰、鄭明枝/編，《郭氏宗族北臺移民拓墾史》，大園郭性族譜資料(網頁名稱)
3.許時烺〈清代芝葩社和過嶺、雙連陂的拓墾史〉，筆者從「過嶺雙連陂的饒平客家歷史」(網頁名稱)轉引。
4.簡宏逸「從Lamcam到南崁」(台灣史研究第19卷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