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在流傳過程中可能留下的時間線索

古籍在流傳的過程中，不免發生訛誤，越受歡迎的書籍，其傳鈔越廣，訛誤的發生就可能越多。但同樣的，其相關的文字被傳誦引用、模仿改造的機會也就大增。那麼當後期的引用文本、改造文本與早期的原文形成差異時，就可能為這本書的成書時間留下一些除了歷史詞彙（譬如提到某位有明確在位時間的王者）以外的線索。那麼古籍中的一段話在被引用、改造之時會產生哪些現象呢？這裡作為開頭就先簡單介紹幾個常見的現象。

以下的例子與說明主要取自《考證概論》一書。

很多譬喻使用了創造時所流行的詞彙，但這個譬喻中所用的詞彙到了後期引用、改造者的手裡，就可能被有意或無意的替換成當時更流行的詞彙。無意識的改造，大多發生在口語引用的過程之中。有意識的改造，其目的則可能是求新求變，增加新鮮感，可能是為了能讓那個時代的人更容易理解，或者為了統一改造風格（如劉安改造老子），也可能只是為了避諱。改詞的細節很多，包括特稱向泛稱改動，或者泛稱向特稱改動，都有背後各自的原因與機制。詳細的舉證與分析可以參考《考證概論》，這裡僅舉幾個出自《考證概論》的一般例子：

〈文子．九守〉：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肧，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為表，中為裏，頭員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

〈淮南子．精神〉：

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高誘註：四時：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為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

〈淮南子．精神〉劉安改〈文子．九守〉「三百六十」為「三百六十六」，這一則改動牽涉到兩造所處時代的朝廷所用曆法的不同，是牽涉到知識範疇的改動。與老子同時的孔子、子夏、公孫尼子（孔子七十弟子之弟子）以及戰國時代的呂不韋、韓非都是以「三百六十」立說。因為這些人都處在由周朝管控的時空背景之下。劉安時由於漢武帝已經制定新的曆法，因此採用了新曆法的一年天數修改了老子原始的說法，與劉安同處於一個時代的董仲舒、司馬遷、班固也都採用了「三百六十六」的說法。從而留下了寶貴的時間線索。更詳細的徵引資料與分析以及詳細的考證可以參考《老子弟子與老子》相關章節。

〈墨子．魯問〉：

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

〈淮南子．齊俗〉：

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

〈論衡．儒增〉：

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為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為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論衡．亂龍〉：

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為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為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

〈抱朴子．應嘲〉：

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鎋；管青鑄騏驥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

墨子當時「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韓非引用時改「竹木、鵲」為「木鳶」，韓非是引用惠施的，而惠施早韓非一百多年，晚墨子一百多年；劉安、王充引用時維持「木鳶」的說法，到了葛洪時，又被改為「木雞」。「竹木、鵲」、「木鳶」之與「木雞」相差已經很遠了！「鵲」是小型鳥類，「鳶」是大型猛禽，兩者還有共同點就是能飛，但後者的形象更宏大，「雞」則一般無法飛。可見改詞之後，小的變大的，能飛的變不能飛的，差異越來越大。這種後來者因為改換詞彙，而導致原始事件或譬喻喪失精確性的例子，在古籍中俯拾即是！

「泛稱」被「特稱」替換之一。這通常發生於置入典範的句子中，也通常是該句子或該段落所提事件在後期產生了典範人物、事件，才有的現象。譬如「美人」（泛稱）改為「西施」（特稱）、「多力國士」（泛稱）改為「烏獲」（特稱）。是「抽象概念」被「具體化」的結果。這與將「特稱」改為「泛稱」的細節遺失現象是恰好相反，卻又普遍存在的客觀現象。只是兩種案例發生在不同的文體上面，「細節遺失」發生於「敘事」中的非焦點人事物，「典範置入」發生於「譬喻」中的焦點人事物。其中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發生在《文子》這本書上，這本書的特殊之處就在於老子慣用「泛稱」，而不用「特稱」，也就是論典範產生時期，老聃之時已經有很多典範可用，但老聃選擇用慣用的「泛稱」。這種愛用「泛稱」的特色，充分體現在《老子》與《文子》的「老子曰」之中，《文子》中可以確認為文子的文字，又恰恰出現了用「特稱」的例子。因此，就這個文理本身已經足以證明，《老子》與《文子》的「老子曰」確實同出一源，即便其中包含了老聃引用其他古書的文字。以下將本書中的部分例子製表如下，以供參考。至於相關的例子，請見本書〈文子〉一節相關表格，不贅。

（由於方格子不適合放表格，如果轉換成圖片會導致更多問題。因此貼在Blog上。）

從上表可見，其中的變換還牽涉到版本文字訛誤，如「烏、鳥」之誤；也牽涉到引用或改造失誤，如引「走獸」為「禽獸」等。因此雖然這是個規律，也應該結合其他規律合併考察。否則，難保不會有人聲稱「禽獸」比「走獸」還寬泛。「禽獸」確實比「走獸」還寬泛，卻是一種喪失精確性的「引用」，與一般的改造有異，而更重要的是「走獸」「最終」確實被改造為「麋鹿」。因此如何區分是引用失誤或者是改造，是需要結合兩個文本的上下文謹慎分辨的。

「特稱」被「泛稱」替換。這通常發生於不含有典範人物、事件的故事、句子中的針對該人物、事件的細節描述。因為該人物、事件的發生當時，記錄者能明確知道事情的經過與參與的人物，記錄者加以表明，也是一種增加可信度的作法。可是當這些故事成為眾人皆知的事情時，許多當時被記錄下來的細節，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多數重述這個故事或句子的作者只是想要使用此故事或句子的意念，而且如果是口語引用，更可能把相關細節輕易遺失。因此，雖然「特稱」與「泛稱」的互換都存在於原典與引書之中，但仍然具備判定時代先後的價值。其根據便是在此故事所提人事物是否具有典範作用？此故事被引用時是否口語引用？譬如「楚恭王」掉弓事件，公孫龍口語爭辯引用時重點在於孔子對此事的評論，而不在於是哪一個楚王掉了弓，於是只點出了「楚王」掉的弓，到了〈呂氏春秋．貴公〉再次提到這個故事時，其重點在於表達「公」的思想，誰掉的弓不重要，甚至誰撿的弓也不重要了。於是「楚王」直接被泛化為「楚人」。「楚人」包含了「楚王」，「楚王」包含了「楚恭王」。在長達三百年左右的三次引用中，「具體稱謂」（特稱）被「抽象稱謂」（泛稱）取代。細節已經遺失！因為這些細節已經無關緊要了！〈呂氏春秋．必己〉引牛缺事件，即便把「趙君」（列子時當戰國初年，趙國尚未稱王）泛化為「萬乘之主」（戰國末年千乘之國已所剩無幾，七雄皆被稱為萬乘之國），這「萬乘之主」仍然是先秦時代的特色用詞，而〈淮南子．人閒〉再次泛化為「王」（漢朝初年劉邦已分封諸王，劉安自己就是淮南王），徹底的把這具有時代特徵的詞彙給拋棄了，而取而代之的是符合漢朝時代特徵的「王」字。而這些線索正正恰好佐證了《列子》的早出。至於此例的相關討論，請見本書相關章節，不贅。

本書中斬獲的一些例子如下：

典範轉移是改詞的一個小項，也屬於泛稱向特稱轉換的例子。必須特別提出，乃在於這種轉換不同於一般的改詞，而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其重點主要在於所改換的詞集中在具有代表意義的人事物之上。譬如春秋時期以前，黃帝是治理國家的典範，而春秋初期出了管仲，於是春秋戰國開始有用管仲取代黃帝來作為治理國家的典範人物的例子。相關的譬喻也就把「黃帝」改成了「管仲」。例子如下：（相關徵引資料在後）

善於治理、有能力的典範「黃帝」為「堯」取代，「堯」為「管仲」取代，「管仲」為「子產」所取代。老子用「神人」為誇飾，孫子用「智者」，計研用「堯、舜」為一般聖人典範更為儒家推崇，墨子用「禹、湯」為墨家推崇的聖人，尸子用「孔子、墨翟」相當於無位的聖人與智者的典範，與孫子用「智者」作用相當。尹文子由於受到黃老道家思想影響，用「黃帝」相當於老子的「神人」，而用「十黃帝」是誇飾，也是「十＋元素」譬喻架構的首創者。此後，呂不韋、李斯、韓非都有用「黃帝」的例子。表明這是從尹文子開始至李斯、韓非這一時期的特色。李斯在秦始皇面前沒有用到「十黃帝」的誇飾法，實屬合理。而韓非不僅在文學作品上採用了尹文子的「十黃帝」，更模仿創造了「十堯、十堯舜」甚至「十田成氏」的誇飾法。韓非既有儒家門徒的身分，又受到黃老思想的影響，並且有〈解老〉、〈喻老〉這些解釋老子思想的篇章。因此其中採用了兩種系統的譬喻，為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老子既不用黃帝、堯、不用管仲，也不用子產，而是用「神人」這樣的帶誇飾性的泛稱。用泛稱符合老子的文理風格，同時也與同期的孫子用「智者」的泛稱譬喻性質相近。以下逐條羅列：

老子：〈文子．微明〉：「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為謀。」→

孫子：〈孫子兵法．作戰〉：「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計研：〈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勾踐十一年）計研曰：「春種八榖，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

墨子：〈墨子．公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以上春秋，墨子可涉及戰國初期。）→

尸子：〈尸子．貴言〉：「夫禍之始也，猶熛火、蘖足也，易止也。及其措於大事，雖孔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

尹文子：〈孔叢子．公孫龍〉：「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

李斯：〈史記．李斯列傳〉：「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灶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根據〈史記．李斯列傳〉記載則這一段對話發生在秦始皇繼位之後。秦始皇繼位在前247年。韓非被秦始皇賜死於前233年。因此這段話發生在韓非文章發布之前的概率最大。而從其中所用「黃帝」的譬喻也上承尹文子。）→

呂不韋：〈呂氏春秋．審應〉：「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呂氏春秋》當成書於前239年。與《韓非子》各篇發布時間有交集。）→

韓非：〈韓非子．五蠹〉：「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韓非子．功名〉：「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韓非子．難勢〉：「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其中「十黃帝」取自尹文子，「十堯、十堯舜」為自創。這個自創還來不及被呂不韋門客模仿。以上戰國。）→

劉安：〈淮南子．齊俗〉：「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

桓寬：〈鹽鐵論．非鞅〉：「文學曰：……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桓寬稍後於劉安。而管仲為春秋初期人、子產為春秋末年人。）

此外〈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重複使用了這種「十Ｘ（人）」的誇飾法，而這個故事改造自〈晏子春秋．外篇上．十〉，與原始記錄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動與差別！

從以上的資料我們不難看出，對於同樣的邏輯或事物，每一個譬喻者使用譬喻時除了會受到作者個人風格與知識、身分的影響，其時的時代氛圍也會產生影響。當然，還有前人所創造出的譬喻的影響！

先秦時代流行散文，駢體文的盛行從漢朝開始，一直到唐朝韓愈重新提倡散文，駢文才最終迅速消亡。那麼漢朝到唐朝以前的文人在引用先秦諸子的文字時對其加以駢體化改造，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當然這些改造都是伴隨著其他各種改造現象而存在的，為了節省時間，以下的案例與分析就直接引用相關書籍的文字，不再另作說明、解釋。以下僅舉幾例說明：

相關表格如下：

文本演變流程中能留下證明自己誕生時代的證據很多，在《道德經論正》全八冊尤其《考證概論》、《老子與先秦諸子下》、《《子華子》公案徹底終結》中已經有非常詳細的討論與案例分析，這裡只是引用了相關的說法，作為簡介。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