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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影評|《上帝之手》:回憶裡閃耀的那不勒斯苦澀豔陽

2022/03/21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上帝之手》之於保羅.索倫提諾,如同《阿瑪柯德》之於費里尼,半自傳電影滿載著導演的年少回憶:喜劇角色般喧鬧歡快的家庭成員、街坊鄰里,對成熟女性女體情不自禁的慾望凝視,以及親人逝世所帶來的劇烈衝擊與成長之痛。不過,當《阿瑪柯德》延續費里尼一貫的夢境式虛實錯落,讓自傳元素融入成為故事的一部分;索倫提諾在《上帝之手》卻一改既往旋轉多變的鏡頭、華麗滄桑的風格,而以更平穩悠長的畫面,誠摯溫柔地敞開了私密的個人情感,娓娓訴說 1980 年代末,曾經對少年而言永無止盡似的夏日豔陽和午夜憂傷。
電影剛開始,風姿綽約的派翠莎在嘈雜的夜晚街頭經歷了一場魔幻時刻:那不勒斯主教聖雅納略乘著黑頭車,指名接她到大宅邸。裝飾繁複卻已然破敗的房間裡,巨型水晶吊燈垂墜在地又昂然立於中央,點亮了一室神聖的金燦光芒──她真見到了傳說中的「小和尚」,親吻他、為自己的不孕祈福。
可這裡不是享盡繁華的絕美之城羅馬,這裡沒有戲法。拿坡里有的更多是流轉於民間的傳說,傳說裡「小和尚」可以是帶來祝福的幸運星、也可以是惡作劇的搗蛋鬼。
於是那整部電影裡唯一的魔幻過後,引發的卻是真實的夫妻口角、險些家暴,法貝托騎著小摩托車三貼載爸媽趕來勸架,混亂中還瞧見派翠莎阿姨坦露的性感美胸,荒謬喜劇般的日常。然而更久以後,法貝托在低潮之際前往精神病房探望派翠莎──他的繆思女神、青春時期的愛慾原型──才知道見過「小和尚」的那晚她懷孕了、隨後卻又流產,使她漸漸陷入藥物和精神疾病的夢魘。
那不勒斯是這樣的所在,祝福與搗蛋並存,神聖與世俗混合,海洋與陸地相依。同時,私人與公共交融,陽台即舞台,廣場即劇場,每個人都是最佳演員,日常生活全是即興表演。早在 1920 年代中,班雅明與戀人拉齊斯來到此地旅行,便觀察寫出了那不勒斯的「多孔性」,看似二元對立的實則無法分離,並持續互相滲透,既定的邊界因此而模糊:
「在岩盤延伸到岸邊之處,人們鑿出許多洞穴。彷彿十三世紀的隱士圖一樣,岩石上好些地方都有門。門若開著,你能看到裡面有寬大的地窖,可以同時當作睡房與倉庫。此外有階梯通向海邊,進入一間一間以天然洞穴打造出來的漁夫小酒館。黃昏時,黯淡的燈光與細微的音樂從那裡往上傳出來。

建築就像這塊岩盤一樣充滿孔洞。在庭院、拱廊與階梯中,構造與行動彼此過渡。在每一處你都能注意到一種餘裕,允許新的、從所未見的組合被展示出來。要避免一切確定的、定型的東西。沒有一個情境是彷彿為了永恆而設想,沒有一個形貌能主張其『只能如此而無其他可能』。......因為沒有什麼是已經完成與結束的。」(註)
邊界模糊的地帶,「足球」和「電影」兩個看似不相關的領域也可以互相激發,以其作為藝術的某種形式互通有無。2013 年《絕美之城》獲頒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時,索倫提諾在致謝裡將費里尼和馬拉度納並列為他最重要的靈感來源。他也不只一次在訪談中提到,馬拉度納是他的藝術啟蒙,看他比賽就如同觀看一部偉大的電影、一場精采的演出。
同時作為影迷和足球迷,忍不住為此激動。是的,馬拉度納那一球驚天動地的「上帝之手」,之所以不僅是被誤判為進球的手球,還是替阿根廷羞辱英國的政治革命,更是讓馬拉度納成為神一般存在的天啟──那是因為他蓄勢待發的天賦、義無反顧的熱血,一次次爆發於那華麗的縱身和猝不及防的射門,緊緊擄獲了觀眾。這球確實有點狡詐、有點運氣,也是對遊戲規則的破壞,但觀眾卻是這樣的,如果那勝利的姿態足夠眩目撩人,狂妄得彷彿人間規則早已侷限不住他,像是命中注定,那便活脫脫成為傳奇了。
但對法貝托而言,馬拉度納不只是眾球迷的神,更是他人生裡實質意義上的「上帝之手」。為了看馬拉度納的主場比賽,他錯過了與父母到山上小屋共度周末的計畫;那個周末,父母在小屋裡因為一氧化碳外洩的意外雙雙逝世。
「小心熊。」一向喜愛惡作劇的母親,在陷入昏迷的半睡半醒間喃喃說道。
「瑪莉,別惡作劇。」悲痛的兄弟倆趕到醫院後,醫生轉述了父親的遺言。
我想起導演 2015 年的作品《年輕氣盛》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老編劇米克和手下團隊頭挨著頭躺在一起,輪流發想他們劇本裡的男主角,臨終前對女主角說的最後一句話會是什麼──日常的叮囑、瑣碎的回憶、或者懊悔與遺憾?俯拍鏡頭流暢緩慢地依序特寫每個人的臉,如悵然與憂傷流淌而過。索倫提諾又該如何想像自己父母生前最後的對話?
在《上帝之手》裡,法貝托的父母俏皮可愛、經常吹著口哨傳情,那婚姻裡卻有父親出軌、婚外生子的陰影。可是,在母親撕心裂肺尖叫、將父親逐出家門幾天後,仍在小屋裡用一隻熊把父親嚇破膽的惡作劇,在大笑中與之重修舊好。父親的外遇,隨著雙親過世成為兒女解不開的心結與謎題,也成為索倫提諾電影裡反覆出現的子題。可是多年以後,如果歲月和成長帶來了更多柔軟與寬容,那將會是牢牢記住他們充滿愛意的模樣,和所有還可能相愛著的時刻。
《年輕氣盛》的老佛列德曾說,我都快記不清我父母了,記不清他們的臉、他們說話的樣子。但《上帝之手》的少年法貝托說,我絕對不會忘記他們的。而五十歲的索倫提諾,用整部真誠的電影告訴我們,當記得與遺忘相互滲透,還有藝術能讓回憶成為永恆;而所謂的永恆,也只可能存在於藝術和回憶裡。
曾經,費里尼那句「電影一無是處,但能讓人抽離糟糕的現實」縈繞在法貝托心頭,成為他想拍電影最初的動機:現實已從風光明媚燒成了炙熱苦澀,他想逃離當下、想重回過去的美好。然而,在真實生活中提攜索倫提諾的導演安東尼奧.卡布阿諾,毫不留情地質疑法貝托──他的勇氣、他的痛苦、連同他想去羅馬闖蕩的願望──根本上,質疑他對現實的逃避:
「沒有人逃得過自己的失敗,沒有人逃得了這座城市。」
厲聲叩問迴盪在海陸交界的多孔洞穴,法貝托清秀蒼白的臉龐一半被傍晚的天光照見、一半隱沒在陰影裡,即使向外走幾步迎向那不勒斯寧靜優美的海灣,他的臉始終沒有更明亮起來。父母驟逝後,法貝托彷彿一夜長大,隨後也嚐到了瀟灑的友情、幫助他看向未來的性愛。可是,此刻卻是第一次,卡布阿諾的當頭棒喝逼得他從近乎耽溺的哀傷、迷惘與憤怒中清醒過來──這或許才是法貝托真正的成年禮,而非任何特定的生命經歷。
而費里尼電影裡,那些飄浮著回憶、虛構和夢境的超現實,又何嘗不是根基在對現實與人性的深刻洞察,戲法般重燃了活在糟糕現實裡人們的熱情與寄望。所以卡布阿諾說,要拍電影,只有痛苦不夠,想像力和創造力也都是虛幻。重要的是,你有勇氣嗎?你有故事要說嗎?
不過,那不勒斯再美、擁有再多故事,此時的法貝托望見了仍不免觸景傷情。他必須離開,是逃避、亦是自我追尋。列車一路緩緩駛向羅馬,在途經的某個小站,他隱約聽見父母傳情的熟悉哨音,定睛一看,「小和尚」就站在對面月台,脫下帽子後也只是個純真中透著調皮的小男孩。他們對彼此揮了揮手,法貝托笑了起來,未知並沒有那麼神秘,前方也許有幸運、也有惡作劇,但他收到了父母和派翠沙阿姨遙寄的祝福。
和煦的陽光灑落在車窗映照的法貝托臉龐,與窗外流逝而過、卻又彷彿無限綿延至未來的青翠林蔭層層疊疊融合為一,隨著吟詠家鄉的歌曲〈Napule è〉在耳邊悠悠響起,那不勒斯和所有他眷戀的從前,早已不知不覺刻進了他的身體、心底和夢裡,走得再遠,歷經滄桑,回頭望去,始終還在那裡。
全文劇照提供:Netflix

註:引自《魔法師的年代:跟著維根斯坦、海德格、班雅明與卡西勒,巡禮百花齊放的哲學黃金十年》,沃弗朗.艾倫伯格著,區立遠譯,2020年,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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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政經學院國際政治碩士。曾任品牌主管、課程統籌,從哲學、心理學、藝術、文學切入探討人生課題。現為文字工作者,經營FB粉專:藝文日常。IG:epilogue.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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