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玉蘭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一日，我被天津市南開區向陽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之後家、辦公室幾次被非法查抄，電腦、錢、書藉以及資料被洗劫一空。因為在其中一份資料裡有三十六名西方法輪功學員天安門請願的內容，警察就認定我與此事有直接關係，四個所長停止了一切工作和四個警察「辦理」「此案」。
「鐵老虎」
「你不交代出同夥，不說出傳單哪兒來的，書哪兒來的，這東西哪兒來的，還和甚麼人聯繫，就別想從這上下來。」 因為問不出結果，警察們就對我動用刑具逼供。
我戴著手銬被推進一個鐵刑具中坐下。這像一套課桌椅，但是連體。座很窄小，屁股剛剛被塞下，椅背是筆直的鐵板，沒有坡度；門是一個立體鐵箱，類似課桌，箱子的鐵板緊貼在胸前，我被擠在鐵板和椅背中間，把上身夾緊，幾乎沒有縫。下面是一塊平的鐵板，鐵板中間有兩圓洞，我的腳被放進圓洞，惡警把我兩隻腳脖扣進去，上上鎖。
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肉體，突然被一堆鐵板、鐵鏈、鐵稜子夾緊、卡住，被固定住，可以想像那是甚麼感覺。頓時，我頭暈腦脹，眼前發黑，噁心的想嘔吐。身上起雞皮疙瘩，臉上汗珠直淌，頭皮都要炸了。過一會覺得心肺都要炸了。我全身顫抖，劇烈的痛苦無法用語言形容。人在遭遇極大痛苦時是要掙扎的，本能的掙扎，而我當時卻無法掙扎，身體所有部位都不能動，只是喘著粗氣。甚麼是痛不欲生，生不如死，這就是！
我能堅持多長時間，心裏沒底，結果會怎樣，心裏沒底。我看出惡警們信心十足的等著我向他們求饒。怎麼辦？是求饒，還是痛苦的死去。 「朝聞道，夕可死」，這幾個字展現在我頭腦中。我咬著牙，拚命地咬著牙，一秒鐘一分鐘的過著，腦子回憶著所有我能想起來的師父講過的法。
幾個小時後，我沒有疼痛的感覺了，身體上好像沒有枷鎖了。惡警這時審訊，我能說話了。當我質問他們：「你們幾個七尺男子漢，用這麼嚴酷的刑具迫害我一個五十多歲的人，臉上光彩不光彩？！」他們說：「國家三令五申不讓煉法輪功，你還煉，和政府作對，就得對你實行專政。」那個所長說：「你是個老師，你還煉法輪功，你怎麼教育學生？」我說：「就因為我煉了法輪功，用『真、善、忍』教育學生，才能把學生教育好。」四個所長和警察挨個審訊我，一會兒軟，一會兒硬，一會兒又吼叫、拍桌子、打板凳，我只是背師父的法。六、七個小時後，我感覺自己在空中飄著，身體沒有了，只是思想在回憶法，背著法。
夜裡十一點，一個所長拿來一堆報紙，他們改變對我的方法，給我讀誣蔑法輪功的文章。我瞇著眼，他以為我在靜靜的聽。一個小時後，他讀累了，偽善地對我說：「你談談體會吧。」我說：「全是造謠，假的！」他暴跳如雷，狂吼著：「來人，把她送走！」
這種鐵椅刑具是對重大罪犯逼供動用的酷刑。一般人坐幾十分鐘都難堅持，我卻被整整關了十四個小時。
幾天後，惡警把我從看守所女號提到一樓的刑訊室裡。室內有一個木製一米多見方的籠子，中間有一把固定在地上的鐵椅子。他們把我推進去坐下，用四個手銬將四肢分別銬在椅背，椅腿上，全身仍不能動。我感到我的人格、我的尊嚴又一次受到莫大的侮辱。
籠子是關動物的，現在我卻也像動物似的被強行關進來，動物在籠子裡是自由的，而我的四肢是被鎖上的，此時我都不如那個動物。
籠子門不關，他們隨時都能伸進手，伸進腦袋向我動手動腳。惡警大聲吼叫、罵街，不停地推我的頭不讓瞇眼睡覺，不讓我在籠子裡安寧。所長頭鑽進籠子一手托著我的下巴，一手指著我鼻子尖，惡狠狠地說：「我讓你嚐嚐國家機器的厲害。這裡幾年都沒有一個立著出去的。」
四個警察把從我家抄來的東西全搬來了，連我手抄的五遍《轉法輪》的稿紙都搶來了。一警察對我說，下午電視台、報社記者都來，明天你的大名就在報紙上登了。我抬頭一看，他們四個都換上新警服，皮鞋擦得錚亮，頭髮都吹了風，很有髮型，等著下午拍電視照像。他們愚蠢的認為我和師父有直接關係，與去天安門請願的三十六名外籍法輪功學員有關係，把我當了一條「大魚」抓到手了，要立功請賞，大肆宣傳。
這間屋子被四個所長、四個警察、兩個協警烏壓壓地擠滿了。他們你瞅我，我瞅你的在等著，上午過去了，下午到了，電視台記者沒來。第二天一大早，這群人又都來了，等到下午又都走了，像洩氣的皮球似的，只留兩個軍人轉業的警察審訊我。這兩人向我發起瘋來了，把我家帶女字旁的人幾輩的都輪番的罵過來，罵到他們自己都覺得不堪入耳時，倆人對著狂笑。他們罵一通，狂笑一會兒，接著又罵，又笑。他們就用這個方法消磨一天一夜的值班。
我實在無法忍受，就向他們高喊：「我為祖國悲哀，我為中國悲哀！」他們不懂我的意思，負責鑰匙的警察頭鑽進籠子，一手指著我的臉說：「你他媽的太老了，要年輕，我X你。」另一個說：「弄幾個民工來。」兩人又狂笑個不停。
天黑了，他倆邊吃飯，邊說：一會咱去買蠟去，給她插上。一個說：多買點。另一個又說：買個大的粗的，兩尺長，捅她屁眼裡，從嘴出來，把她點了天燈。我不懂，後來問監室裡的人插蠟是甚麼意思，人都笑了，說是罵女人最壞的話。
他們不准我睡覺，不准閉眼。兩個警察手裡拿著棍子，不管是白天還是夜裡，只要見到我閉眼，就打我腦袋。
第三天，我身體沒有變化；第四天還安然無恙。他們卻叫苦連天，直對我喊受不了了，下午五點把送我回監室裡。四天三夜！
一個星期後的週一早上八點，我被四個警察從南開看守所提出，銬上手銬、腳鐐，押進警車。車一開，一警察說：「回所（指向陽路派出所），這回我們有吃有睡的了，整不死你的。」
進了一個很大的房間，裡面只擺著一個「鐵老虎」，和第一次大體相同，只是沒有下面的起腳銬作用的鐵板。我被推進去，上半身又被鐵板夾住，座更窄小，比上次還緊，只覺得呼吸都費勁，腳鐐的中鏈纏在一鐵棍上，全身不能動彈。
突然進來一幫人，有二十多個，我一看竟是我全家人。我憤怒了！對我酷刑，這麼慘烈的場面怎麼能讓我的親人們親眼目睹呢！太卑鄙了，這不是拿刀子刺他們的心嗎！我二姐見此情景哭都哭不出聲來了。親人們都嚇呆了，都用那種異樣的眼神看我，我兒子也在其中。
弟妹上來對我說：「咱家開會，就是傾家蕩產也要把你救出去。現在上下已經買通了，只要你供出一個誰還煉法輪功，今天就放人。」 我告訴家人別再花錢了，沒用，我也不可能做出賣朋友的事。家人見我不依，急了，弟弟和姐姐上來打我。我只有頭沒被鐵夾著，他們就打我頭和嘴巴，用唾沫啐我臉，跳著腳對我大喊：「你還讓全家活嗎？你把我們可害苦了！」一會又上來打，我的頭本能的左右躲閃著。家人又喊：「你不答應，我們也不管你了，就讓你死在這上頭！」打完鬧完啐完後，家人又心疼地直哭。
第二天，我的家人又全來了。這次不打不鬧了，讓我二十四歲的兒子跪在「鐵老虎」邊上，我不妥協就不起來。兒子跪了將近一上午，我勸他起來，他不起。這些人又罵我心太狠，不心疼孩子，全家人都在哭，我也哭，心在哭。我告訴兒子：「你再跪多長時間我也不會說的，媽媽不會讓別人也坐這個『鐵老虎』的。」
第三天，全家人又都來了，我所在學校的校長等四個領導也都來了，允許他們站在我跟前。我感受到他們的那種恐懼感，我聽到他們對我說話的聲音都是顫抖的。他們勸我：趕緊回學校吧，學生都盼你給他們上課呢。我說：「我想回去上班，這不是我呆的地方，可是我不會讓別人代替我坐這個鐵椅子的。」
我大聲喊：「你們全都走！別再來了！再來他們還讓我整天整夜的坐在這受刑受苦，整夜連眼都不讓閉！」一聽這話，大家全走了。
在向陽路派出所的前三天我兒子送飯，後三天沒人管我。白天，我太餓了，就要點水喝；夜裡太冷了，就要點熱水喝，肚子裡空空的。有一天夜裡十二點剛過，我要求解小便。因為得開鐵老虎的鎖，影響了管鎖的警察睡覺，他們就以我要小便為話題罵我、侮辱我。夜很靜，他們的叫罵聲顯得格外刺耳。那是個很長的平房院，去廁所得從這頭走到那頭，各屋都有值班的，人們都紛紛出來觀看，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流淚了，多麼希望這時能有人出來制止那叫罵，可沒有一個人吭聲。我手戴銬子，雙腳趟著沉重的鐵鐐，穿的拖鞋還是一順的，倆個協警架著我緩慢地向前移動著。天太冷了……
星期六的下午五點，警察把我從刑具中放出來，把我送回看守所。到了看守所我才發現自己的小腿腫得比大腿粗，腳像兩個饅頭。人瘦了一大圈，監室的人們都不認識我了。
我的故事
我叫張玉蘭，是天津市南開區六十三中學的歷史教師。一九九八年，一位我熟識的大學教授向我推薦法輪功，說是比給我五十萬元錢還好。我抱著瞭解佛法的想法接觸了法輪功。當時我一身病，尤其是心臟病，我整天藥不離身。三本大法書籍，我看了一個月，我突然發現這個月我竟然沒吃藥，身體也不難受。我決定修煉法輪功。煉功中，我看到了很多用無法用語言描述美妙景象。這更加堅定了我修煉法輪功的信心。
我逢人便講法輪大法好。我把「真、善、忍」三個字寫在教室的黑板上，教育學生要做一個好人。我自己也按「真、善、忍」做好人，在學校是小有名氣的優秀教師，學生、老師及學校領導都愛聽我講課。後來我被迫害期間，學校領導、同事、學生家長都自願到看守所要求釋放我，他們發自肺腑地告訴那裏的人們：那是我們的好老師啊！
二零零二年，我被中共人員操控法院枉判八年徒刑。在監獄裡，我歷經酷刑的折磨和不明藥物的摧殘，導致我雙腿無力最後發展到不能行走；雙眼視神經萎縮，以至雙目失明，九死一生。
（資料來源：明慧網，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