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年少時，只要有租錄影帶的機會，或電視台有播，父母總會選擇香港的「動作片」、「警匪片」。甚至國中時的好友，曾對我說她只看「打真的」動作片。這些電影裡的主角具有皇家警察身份，在追案的過程即使一開始遭到陷害、身受危困，往往有一友伴：不是漂亮的女友或待拯救的少女，就是「即將晉級」的少年，讓孤立無援的主角能夠「進化」。即使憑的是天賦直覺而非真證實據，即使常會搶奪路人的交通工具，最後總能揭開真相，還正義清白。
這些「少年」演員後來也會進化成英雄主角，他們都有相似的特質：機靈變通、開拓新路、把握時機、正中要害，擺脫知識與道德包袱，甚至無視法紀，既邊緣又不失原則，是遊走灰色地帶的理想楷模。
後來不再對動作片感興趣，香港後來警匪片進化為臥底片亦然，即使後來知道了理想主角是多重塑造而出的、一種時代精神與集體意志的投射與想像，和演員無關；即使在台灣經過「太陽花革命」，知道警察作為運動中的界線，隨時可能因為擁有合法施暴的權力，在衝突中獲得發洩挫折與憤怒的管道，為國家機器「維護法治」而非保護民眾，那樣對「香港皇家警察」的印象仍存心裡。
直到聞知香港經過了２０１４年的雨傘革命，和２０１９年的反送中遊行。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５日，３５歲的梁凌杰在太古廣場抗議時墜樓身亡，此後不時出現以死明志或因對未來感絕望的「手足」輕生。香港電影《少年》以此為背景，敘述一群少女少年，因為一通電話推測剛被拘捕獲釋的少女ＹＹ決心在生日那天跳樓死諫，便搶黃金時間在街頭拚命分頭尋找，希望能勸她打消自殺的念頭。
這部電影如同《時代革命》，試圖記錄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記憶，但不同於《時》記錄的是如水般擴散、漫溢的必然，《少年》則是呈現了抗爭方的群像；如果《時代革命》的香港人是抗爭的洪流，《少年》以劇情片呈現的，是不同支流的心思與面貌，那些在風雨中幾近澆滅，卻又持續搖曳燃燒的火焰。
因此，電影裡充滿了個人的衝突與矛盾：為了安慰獲釋後哭泣的少女，說出「做鬼也不要放過他們」的家欣，在好友決心離開香港出國留學、斷絕友誼之後，由於母親早已遠嫁英國、父親去中國工作，孤身一人使她看不見香港與自己的未來，決心離開人世以死明志。渾身是傷仍帶頭衝的勇武派阿南，屢次對可以出國留學的後勤女友家寶說「想休息可以停下來」，更要還有未來的她出國留學，不用勉強自己維繫關係；卻在拚命找出ＹＹ下落、幾近絕望之時，終於向家寶吐露由於一度的懦弱，使ＹＹ遭受原可逃離的傷害，這樣的執著是他的愧悔。有著只關心賺錢、服從共產黨統治的父親，更加關心香港的兒子Louis原本對阿南最為崇拜，卻在阿南堅持救ＹＹ時，最先對他爆發質疑與憤怒；笑著對手足說「黑警死全家」的哨兵兒子攬炒君，正有一對先後支持對抗爭群眾行使暴力的黑警父母；因為母親跳樓自殺，選擇去當車手與後勤的暉哥與暉妹，以及擔任社工的阿包是主角群裡的成人，面對黑警那種在本能服從、「沒想到會被捕」的恐懼，卻又要想辦法讓孩子脫險的掙扎；乃至要救一個準備自殺的女孩，還是支援正在抗爭的一群手足……隨著劇情推進，觀眾也跟著陷入了選擇的十字路口，但那沒有什麼猶豫的空間，只能循著內心最單純直接的信念，跟著他們奔跑，去尋找那個不知道還不能阻止墜樓的家欣／香港；去面對逐漸微薄的希望，以及內心的怯懦。
那是一群少年的旅程，卻沒有善惡分明的結局。
「我和你，是兩個世界的人。」
電影裡的少年們總是集結，卻又得各自孤獨面對內在的困境；而過去警匪電影裡的少年早已長成，站在國家機器的那一邊──整部電影裡的衝突，或隱或顯，表達的都是這件事，甚至包括了對這群少年說「習大大開坦克來就能解決」的市民──即使他們都活在同一塊土地上。「如果長大會變，那我不要長大。」說著這句話的不只是年僅十五歲的攬炒君，而是每一個試圖改變、拚命奔跑與伸手的香港人，無論是笑、是怒、是冷漠，都蘊含著對香港未來的絕望，卻又拚命的想以一己生命燃燒起來，來為雨中的香港帶來火光，救下每一條寶貴的生命。
這部電影也是在重重困難下完成：原先敲定的演員因參與「理大圍城」被捕退出，以致出演的幾乎都是素人；資金被撤必須募款、疫情影響，甚至拍攝過程要躲警察、避追捕，策畫「逃生路線圖」。電影內外都是這樣的火焰，是最終確知「我無法置身事外」的少女少年們，即使只剩下自己也不放棄，即使只有一個人也要救的延燒，一如宣傳詞所言：「縱使徒勞無功，絕不無疾而終。」
《少年》，是香港最新、卻又無法在香港公映的俠義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