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存在：现象学流形构成中的感官结构与统一性

苏格拉底告诫我们，我们要看到那些居间的东西，才能在“一”和“多”之间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也适用于自现象学运动以来，我们对胡塞尔关于现象学流形的理解。胡塞尔对现象学哲学做了开创性的工作，然而在今天，我们在胡塞尔主义者那里却很少见到胡塞尔意义上本质科学的观念和超越论还原必要性的观念。胡塞尔主义者的出发点可能是三个有关现象学合法性之假定的不变量，然而，我认为这不是事实。胡塞尔相关的现象学解释设想的是：多样性、流形以及数字统一性的数学概念标志着，其表象提供了对于显现出的非现实性超越论状态而言决定性描述的正当性允诺，他通过对逻辑学心理主义和超越论心理主义所做的区分，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数”和“流形”。然而，面对对数学上同一性概念和流形概念的使用提出的质疑，胡塞尔的防御路线与康德是类似的，然而，他们之间在对数字化对象和概念性目标的理解上存在着分歧。对此，蒙加里奥做出了开创性的解释，他将处于争议之中的问题归结到对流形的非技术性意义和技术性意义的阐释，以及为了区分一个流形的两种基础性不同结构来说，对本质标准的阐释。这个解释虽然对于回到康德是有帮助的，但我认为胡塞尔会有自己的理解。在胡塞尔看来，所有对表象之流形主观统一性和客观统一性之间的区别才是问题的核心，而且它并没有得到解决。在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的意义上，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沉淀化将浮出水面，甚至可以说，在现象学领域内随手可得的每一个问题的解决，将必然的涉及到柏拉图意义上的去沉淀化。

【关键词】流形；数；统一性；同一性；蒙加里奥；去沉淀化

苏格拉底告诉我们：“……诸神把考察、学习、相互教育的任务赋予了我们，但你们这些能干的现代人，在造出‘一’或者造出‘多’的时候，不是太快，就是太慢，得到了‘一’，马上就趋于无限，看不到那些居间的东西，而诡辩术和辩证法的差别就在这里……”[②]

一、胡塞尔开创性的工作对“胡塞尔主义者”的影响[③]

今天，胡塞尔第一本关于观念的书[④]已经出版一百多年了，这本书对现象学哲学做了开创性的展示,然而之后，在当代的现象学研究中，却找不到太多证据去支持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现象学作为本质科学的观念（它致力于哲学基础的研究）和超越论还原必要性的观念（它努力为争议之中的问题寻求根基）而言，这二者都没有引领当代哲学研究的方向，也没有对自诩为“胡塞尔主义者”的现象学研究人员形成引导作用。诚然，当代的胡塞尔主义者可以说，对于现象学“超越性”观念意义上所做的承诺而言，如果我们要对现象学和实证科学以及当代其他哲学学派进行区分，它可以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并不能说，为了认识现象学认知争议的本质特征这样一个观念，这些也必不可少。

当然，这种争论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发生——并且事实上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其原因在于，自从1913年起，对于相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哲学争议而言，这种超越论观念的大致意义就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且它和现象学关于本质科学的抱负一样，因为类似的原因，都在哲学上被误导了。在我看来，被误导的原因可以被归结到如下两点：第一，胡塞尔对现象学超越性的表述实际上无可救药地受到了传统哲学概念和某种假定的影响，这种假定认为，借助于对胡塞尔现象学法则的应用，而不单单是借助于胡塞尔所引导的现象学规则本身，胡塞尔的现象学缺乏超越性的合法性这一点暴露无遗。第二，在对诸艾多斯（eidê）生成和直观（intuitive seeing）的方法论意义上，胡塞尔的“本质”观念要么晦涩难懂的令人绝望，要么，如果还有人说它不够晦涩难懂的话，它在写实主义的现象学方法论上被实在论所影响，这一点也是无可救药的。

在胡塞尔最初对现象学哲学进行了超越论的和本质的规划之后，他关于基本观念的承诺对其追随者的观点形成了推动，胡塞尔的追随者借助于问题意识对这些观念进行重组，并且在他们长期所进行的现象学有效认知中提供了更多更为精确的概念：心理主义[⑤]、统一性、多样性、流形（manifold）[⑥]、形式化、构成和直觉[⑦]。他们的出发点被以下三个有关现象学合法性之假定的不变量所决定。

第一，多样性角色的主题化（thematization）观念和意义统一性构成中的流形观念揭示了一个在一种完全非隐喻意义上超越了“存在”的感官（phenomenal）领域。那么，现象的存在与非存在——在这里所指的不仅限于存在与非存在的意义——预设了，一个多样性或者流形之统一性显而易见,然而，反过来说却并不成立，也就是说，一个多样性或者流形的统一性预设了存在和非存在，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⑧]

第二，在怀疑论上一个排它性的“第一人称”方法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感官被给予性的观点具有现象学上的正当性。在现象学领域内，对于第一人称在接近所有感官显现时对第三人称的优先性而言，这种怀疑论的焦点涉及到了可疑的现象学基础。尚在争论的问题并非指的是现象学方法论的出发点必然是第一人称，而是将这种排它性的方法论应用为研究一切现象学认知的基础。这种排它性因为两个方面而备受争议，一方面是范畴直观和本质直观的第三人称本质；另一方面是在认识论上滑向心理主义的危险，对于后者而言，第一人称的描述不可避免的会被揭示出来。[⑨]

第三，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缺乏形式化，胡塞尔在各种各样的标题之下对直观进行了解释，如“观念直观”、“范畴直观”、“本质直观”、“想象的观念直观”、“实证主义的观念直观”、“纯粹观念直观”[⑩]，以及非现实性的同一性构成合题中的回忆性直观[11]，然而，对词汇“直观”的应用在自我认同的现象学研究中并没有增长到超过莱布尼兹的认知水准，这一点可以说既“清楚明白”，又“混乱不堪”。也就是说，即便胡塞尔对现象学直观的各种模式进行了区分，他也没能提供一个对这些评析进行区分的现象学解释。

二、胡塞尔对逻辑学心理主义和超越论心理主义进行了区分，

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数”和“流形”

现在，我的评析试图去使这三个不变量问题化并提出更为精确的描述函数：胡塞尔相关的现象学解释设想的是，多样性、流形以及数字统一性（numerical unity）的数学概念标志着，其表象提供了对于显现出的非现实性超越论状态而言决定性描述的正当性允诺。

我注意到了胡塞尔对逻辑学心理主义和超越论心理主义所做的区分[12]，也注意到了现在，胡塞尔对流形的数字统一性[13]——它对超越论心理主义形成了困扰——这个角色的权威性解读，并且鉴于此，胡塞尔将非现实性建构为心理主义的超越性。指出以下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在胡塞尔理论的发展中，这种解释出现的比较晚；第二、在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克服中，对这个问题的自我理解标志着一种非常重要的实质性进步和方法论推进，这对于现象学的超越论抱负而言当然非常关键。

实际上，胡塞尔对于逻辑学心理主义和超越论心理主义之区分的认知暗示了，在他看来，在将超越论心理主义构想为一个问题之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现象学仍然未能彻底征服心理主义的幽灵。在某种程度上，现象学对心理主义的胜利与现象学作为超越论哲学状态的构建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先于胡塞尔诉诸于流形的数字统一性，一个“现象学”流形的具体内容的确被“从相互个体内在时间中分离出来的流形的‘心灵’生活体验”（FTL,148）所组成，作为非现实性的任意现象——例如，感知对象、内在对象、观念对象、数学对象、文化对象、历史对象等等——的决定性标志，现象学认知被牵涉到了“心理主义”，尽管这是在被胡塞尔指称为“超越论”心理主义的特定模式中。此外，换句话说，胡塞尔对逻辑学心理主义和超越论心理主义所做的区分意味着，在他看来，对于现象学将其认知描述模式建构为哲学超越性而言，一个更为丰富的心理主义的形式比逻辑学的阻碍更大。

那么，与此相关的是方法论上的进步，胡塞尔对对象数字统一性——它是通过流形显现出来的——的权威性解释代表着：一个超越论哲学状态的现象学被获得了。伴随这种进步，在《纯粹现象学通论》对超越论还原的展示中，真正的笛卡尔极限（Cartesian limitation）能够被揭示，它与笛卡尔对形而上学观念的应用——这种应用是缺乏批判力的——基本无关，而与胡塞尔对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从笛卡尔对解构几何进行了革命性变革以后的新数学中得来的——的隐喻性应用有相当的关系。具体说来，笛卡尔对于某个对象进行数学计算时所运用的概念既非离散的杂多，也非连续的杂多——例如一个数字或者几何图形，而是一个一般意义上量的符号性表征。胡塞尔自然观的一般命题(thesis)具有在方法论上“加括号”的特征，而笛卡尔的概念既是胡塞尔的数学基础，也是其理论基础。在此之后，一个问题化假定就随之显现，即，关于一般概念的运算具有能力将所有与对象之表象不可分割的意见命题（doxic thesis）排除在外，而这些对象，要么被列入与一般命题不可分割的存在流形，要么与其相反，它本身就属于这种流形，那么，这个问题化假定就勉强会对胡塞尔显现出来。在这里被认可的是，对于现象的超越论领域而言，所谓“笛卡尔”之路根本不可能揭示这一点，即，在超越论领域，“内容显然是虚空的”(Crisis,185)。

对笛卡尔主义者一般本体论命题“加括号”所缺少的恰恰就是具体的流形，这种流形是统一的，否则就会要么被归入概念性，要么被归入现象学。这正是逻辑学心理主义和超越论心理主义的区分所早已认识到了的，也是借助于介绍流形的统一性问题，并将其作为一个克服超越论心理主义的关键所致力于去解决的。这种统一性的描述性解释既呈现给时间性个体，并且因此又呈现给生活世界之具体流形,那么,胡塞尔认为它与克服超越论心理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对于克服超越论心理主义而言必不可少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差异。换句话说，这种超越论状态不仅仅是对于心理主义而言作为逻辑之物的超越论想象力,而且是所有被意识所“构建”的诸对象的非现实性，为了获得这种哲学层面上的超越论状态，简单地认为处于争议之中的“意识”是超越论远远不够，因为与意见命题的加括号相一致，它的意见设想（doxic positing）被悬搁了,而这种意见命题乃是意见设想的意向性关联。[14]除了这些以外，显示给意识作为对于其“心理主义”相对性之真正超越的这种信念的建立还需要以下这点。在每一个个体的——因而始终是时间性的——有限生活体验中，因为超出了对象之表象，这些时间性的个体表象被唤醒作为一个流形，那么，它看起来被回忆性明见识别和直观，这一点已经被看作“数字统一性”，并且因此被看作“同一”对象。

现在，确切说来，这种“明见性（seeing）”显然是“直觉的”，这种“直觉”指的是，被一些概念看作“已被明见”之物是直接的，即使这种明见性和“已被明见”明显处于一些空洞意向的实践意义之中。并且，对于“直觉的”而言，有一点很清楚，它将表象之流形和这些流形表象的统一性预设为它在一个表象中的现象学可能条件，而对于表象来说，其数字统一性保证了这种处于争议之中的特定客体化非现实性之统一性的超越性。也就是说，对于胡塞尔而言，这种争议之中的“数字化存在”的统一性在任意一个时间性个体表象中将其状态构建为超越其内在表象，并且因此构建为一个超越论对象。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超越论心理主义的问题有其基础，但这个基础处于对于现象学而言描述性的问题化内在性之中，而不处于心理主义的实证科学与超越论现象学的本质科学二者之间的关系之中。[15]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议的是某种描述性依据，而这些依据是针对将超越论符号分配给看起来“处于”生活体验的现象学还原领域而言的。而现象学还原，则被胡塞尔理解为处于一个现象学的“内在性”存在领域，在此，我们正在讨论的描述性问题按照某种断言（claim）的正当性被刻画，而这种断言指的是，具有“内在超越性”状态的现象能够被构建，如果它不能被构建的话，它能够在此领域被系统性的进行评估。与这种断言本质相关的是另外一种断言，即，处于争议之中的超越性符号是数字同一性（numerical identity），即，在生活体验的现象学内在还原领域显现的内在性的数字统一性。

在这里，胡塞尔对理论的清晰描述不仅仅诉诸于“数”的数学概念，而且诉诸于“流形”这个数学概念，特别是鉴于他并不追求它们的描述性理由这个事实，会引起我们进一步的关注。相反，胡塞尔的解释看起来主要面向这样一种假定，从科学中得到的概念和从属于“现象学还原或者诸还原”的概念，以及由此推测起来“被排除之物（put out of play）”和被剥夺了“存在指数（index of existence）”之物，它们的认知对于构建现象学认知能力而言仍然是足够的，而这种现象学的认知能力，其目的是达致内在的超越论，并因此提供对于作为超越论哲学而言现象学自我理解的哲学依据。

三、在对直觉的理解中，对同一性概念和流形概念的使用存在质疑，

胡塞尔在现象学上的两条防御路线及其与康德的相似之处

可能会有人要对数学上的同一性（统一性）概念和流形概念的使用提出质疑，然而，胡塞尔会在两个方面提出现象学上的防御路线，这两条路线直接展示了自身。第一条路线指的是，在这里被辨析的问题是在现象学描述中一个大的语言问题的一部分，特别是这样一种语言的一部分，即，对于诸本质存在首要的本体论承诺而言，在其推定意义的根源中，在一定范围内——这个范围要么被认为是在“先验”的意义上，要么被认为是在涉及诸本质存在的“非存在”意义上——语言如何仍然能够调和现象学认知。作为大的语言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在数学概念的情况下所辨析的问题之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赋予了质疑以特权，而这种质疑则是被数学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本体论”障碍——这个障碍针对处于其中的超越论现象学认知而言——展现给超越论现象学的。第二条路线指的是，在这里被辨析的问题，随着对其的应用，加上必要的细节变更，被化解于胡塞尔对统一性和流形的讨论之中，而这种流形，指的是康德对“定量”与“定性”的流形统一性。[16]也就是说，与知性（understanding）功能统一性和纯粹感性（senseibility）功能统一性之间的区分一样，这种区分允许康德去辨别数学概念和感性纯形式的定量被给予性。这对于胡塞尔也是一样，胡塞尔诉诸于数和流形作为对超越论对象现象学认知具有限定性的描述性条款，这不会被认为对于数学科学的概念预设了“加括号”。但是反过来，它们会被认为是被数学概念建构性预设的经验领域先验被给予性的标志。

胡塞尔的第一条防御路线实际上恰好相反，它根本不是胡塞尔主义者的现象学之真正防线，因为它基于这样一个预设，即：与我们断言必须要做一些类似于超越论现象学认知的非本体论状态相比，很有可能语言的发现能力在本体论上被限制了。这种预设令人生疑，当我们发现这个断言是赤裸裸的，这一点更是能被直接看出，因为它所否认的事物之状态正是它能够被默默确认的东西。那么，断言语言本质上不能够满足超越论认知的描述条件，这一点必须也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了那种认知可能性，其目的是，在其批判性力量恰恰预设了语言能力的范围内，真正去接近超越论认知，就像被要求能够去否认那种认知的语言可能性。

以一种挑剔的眼光看来，当提到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指数学统一性和数学流形与现象学统一性和现象学流形之间的关系，当然现象学对康德的继承性问题也是这样——第二条防御路线会承受更为严格的审查。关于这一点，我们简要的重提康德对统一性和流形的理解，特别是重提感性知觉之限定背后的原因是有益的。它至少为提及以下两点做了准备：第一点是，在统一性和流形的问题以及知性直观的问题上，胡塞尔与康德的关系问题；第二点是，在胡塞尔诉诸于数字统一性以便去克服心理主义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即考察其是否具有正当性，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缺乏正当性。

康德对流形统一性之批判性问题的多维度理解和对直觉范围及限度的多维度理解之间存在着亲近关系，这种亲近关系要求它们必须被一并考虑。尽管康德声称他是从休谟那里得到的启发，然而我相信，对于理解康德对直觉、统一性和流形的批判性解释而言，康德和莱布尼兹的关系更为重要。康德明确将他对直觉的解释定位于莱布尼茨对难以察觉的“所谓”同一性的主张，并给出了他的解释：相同概念的多种情况不包含一个流形,而被知性理解为一个同一性，实际上是被理解为一个“数字同一性”。在这里，康德和莱布尼茨是一致的，但是他认为莱布尼茨对于知性，也就是说，对于空间和时间无根据的延伸这里存在问题。尽管被相同的观念所包含，时间和空间的多种情况包含着一个康德意义上的流形，也就是对于康德而言的“数值差异性（numerically distinct）”。这种数字化差别源自于感性和知性批判性的不同，也就是说，在于康德先验意义上的先验性不同。因为人类知性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对于概念性的理解感性空间“设想”和感性时间“设想”——spatial 与temporal和space与time在概念上是同一的——上的差异而言，人们并不能利用这些资源。因此，空间和时间上的“同质化（homogeneous）”概念不同于康德的“同质化”概念，因为尽管它们具有全时空的概念同一性，它们却不具有数字上的同一性。因此，空间设想和时间设想不能被人类知性所把握，但是却能够被人类感性所把握，进而我们能说，它们不能被人类思想直观所把握，却能够被人类感性直观所把握。

于我而言，在此能够总结出对于康德的理论来说非常重要的四个方面。第一，直觉恰好被给予为数字化具体流形的统一性，即康德称之为“单一性”的被给予性模式。第二，直觉的单一性不是被知性概念所决定的，而是被部分-整体结构之感性的无限被给予性所决定的，在这种部分-整体结构中，部分是相对于整体而言的概念上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对于康德而言，直觉由“同质化流形”[17]的统一性所组成。第三，数学的基础概念以感性知觉，也就是说，以在纯粹时空形式中直觉的部分-整体结构为依据。第四，不存在“知性”直觉，因为：1、知性概念不能给予空间和时间的设想；2、知性的同一性概念不是流形概念，而是数字同一性概念，并且因此对于觉解（intuit）而言什么也没有,而非被给予作一个非限制单一性(singularity)的部分-整体同质性；3、因为不同的概念是“流形”，也就是说，在数字上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合题”以及因此由知性自发性而来的一致性不必承担对于超越论思想对象的关系，因此，也不必给予一些东西，除非它们的统一性基于一个感性直觉的统一性，或者基于那样一种直觉的感性形式。

我们可以选择忽略在直觉中“被给予的”本质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康德对直觉专有的感性本质进行规定时所引起的，在胡塞尔对非现实性之直观性合题的解释和康德对空间和时间之直觉的解释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相似性。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或许是两者都预设了一个流形。另外，对于二位哲学家而言，流形之为流形的决定性因素是组成它杂多内容的数字化差别。最后，在两位思想家那里，数字同一性在他们的超越论哲学中起着一个关键性标准的作用，其目的是去定义流形的有限性，也就是说，去决定什么是流形，什么不是流形。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相似性，两种对象一般（item）的状态——它们组成了在讨论之中的各自流形，如同数字同一性作为一个有限流形决定性的标准——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异。

四、康德和胡塞尔对数字化对象和概念性目标的理解之间存在的分歧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于康德而言，在部分-整体的直觉单一性中，被给予之物是空间和时间同质化的流形，它的每一个部分是数字化的，但并不是和这种数字化迥异的概念化的。因此对于康德来说，每一个直觉产生了被数学科学所预设的数学实体量的统一，并且在数学认知的情况下，被其概念统一性（即，关于合题的规则）所理解，即，被数学概念所理解。在康德看来，数字统一性作为一个与直觉相关的标准成为一种有限概念，在它产生了直觉之可能性的意义上，它被先验的排除了。情况就是这样，因为既不存在数字化差别，又不存在概念化差异，所以我们能说，对于康德而言，不但流形不能作为一个部分-整体的单一性，而且“被给予”也不能，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对他而言，这些是直觉可能性所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对于康德而言，同质化概念的逻辑可能性——而非时间和空间的逻辑可能性，也就是说，“一般概念”的逻辑可能性预设了时间和空间的数值差异性流形，因为，那种概念在概念化共性（similarities）的理解基础上产生，而这种概念化共性属于具有数值差异性的对象。然而，与其说这些发生于直觉之中，不如说相似概念同质化的理解确切说来排除了直觉之物，因为它们的数字同一性排除了一个流形并因此排除了将它们理解为一个单一流形（也就是说，同质化流形）的整体中之部分的可能性。

胡塞尔的观点恰好相反，他认为，数字同一性不仅充当了一个直觉的标记，而且可以随手充当一个统一性构成的标记，这种统一性对于心理主义的（第一人称）有限生活体验来说是不可约的，而在生活体验的内在性中，这种讨论之中的统一性仍然，并且必然,首先将其表象作为一种统一性。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对于胡塞尔而言，在争议之中的流形的统一性在建构现象学认知的超越性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相反，我们也提到过，对于康德而言，对知性能力的关键性认知不能够理解被时空概念所决定了的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设想，它们导致了知性所特有的概念和感性所特有的概念之间超越性的区分。尽管存在着这种区分，对于康德和胡塞尔而言，知觉预设了在各自被给予作统一性的流形中各自对象一般的“数字化差别”。究竟谁引起了这个问题？什么才是对于每一个超越论哲学家来说，与直觉不可分离的流形之有限性的这种数字化差别的超越论状态？我们已经指出，康德将直觉的流形理解为数学的对象，也就是说，理解为（能够被几何学的量和算术的量进一步区分的）广义的量（extensive magnitudes）。对于康德而言，时间的直观因此给予了一个同质化诸单元的流形，其自身被给予作一个数值差异性,并因此被给予为一个总量（集合），这个总量定性的统一性合题提供了计算的基础，并且提供了对于“多少”这个问题而言多样性的概念性数字化答复。

然而，对于胡塞尔而言，在追溯性的被理解流形中，对象一般的数值差异性（numerical distinctness）并不能被明确断定为一个数学上的集合（Menge），因为这些对象一般不是同质化的单元，而是时间性的离散生活体验。同样，数字化的同一性对象——它们的非现实性通过这种同一性被建立——没有被限制到概念性的目标，例如，没有被限制到观念性的概念性目标，就像这种同一性也是被建构对象非现实性——它是感知的、现象学本质的、历史的、文化的等等——的标记。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并不能解决数学规定性的源头问题——这种规定性归属于处于争议之中的现象——而仅仅是对它的强调，在此，似乎处于争议之中的现象的内在非数学本质（具体生活体验之流形的非数学本质，以及除了数学对象以外，处于争议之中的非现实对象的非数学本质）在其被运用的描述中，提供了更多令人疑惑的数字概念的超越论现象学正当性。

当然，胡塞尔的确在某种语境下讨论了主题化的流形，这种语境指的是，现象学试图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关于统一的数学领域实际上是什么？以及在某种实践程度上在数学领域能够理解的是什么？”（Crisis，45）但是我们已经提到过，对于现象学之数学流形的解释和在超越论现象学认知中这种有效流形确切描述性状态的解释而言，他没有将二者连接到一起。在后期的手稿中[18]，胡塞尔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流动的，并且主观上不断改变着的）表象和谐一致的共属同一之物,并因此构成同一之物，这些表象之流形必须与同一的（真正的）对象之可能性的条件相一致，并且所有被应用于现实数学的数学规则必定是形式本体论，也即形式数学（流形理论）法则的特殊化。”（Crisis,310-311）。胡塞尔这种断言的正当性基于他的另外一个断言：“每一个被给予的表象系统，每一个表象的统一性，按照它们的形式来看都勾画出了一个对象的整体性，或者勾画出了一个自然。”（Crisis，311）。从这些断言中胡塞尔得出结论：“因为形式数学教导我们如何构成，并以构成的方式规定对象以及对象无限性的无穷多形式，甚至对象或者无穷多对象的全部可能形式”，对隐藏于这些架构后“真正”形式规则的应用必然具有“特殊化”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