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鵑如
本次節目介紹書籍《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特別以左翼觀點出發討論一個獨立案件「白色恐怖郵電案」，與目前主流白色恐怖論述方式有些差異。
談到白色恐怖時期歷史，以往多為人物誌或口述史方式呈現，《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透過梳理第一手史料、訪談多位郵電案受難者，以及重現當年郵電工人創辦的刊物《野草》，拼湊出當時郵電工會抗爭案的始末。節目邀請編著者陳柏謙分享編著過程，並期望本書能讓大眾了解到「郵電案」的完整脈絡，是談白色恐怖時期不能忽略的段落、觀點跟角度。
白色恐怖完整史料與當事人口述 紀錄「郵電案」完整脈絡
編著者陳柏謙，同時是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秘書長，他先談到這本書如何誕生。大約在八、九年前自己開始跟政治受難人團體進行白恐口述史訪談，偶然得知有人訪談到「郵電案」的受難者劉建修、李熒台等人，當事人保留了他們所編輯的刊物《野草》，共29期的刊物保留了27期。
陳柏謙認為這是白恐歷史第一次有機會透過當時一群人集體創作、完整保存的史料來拼湊當時案件的前因後果。尤其以往郵電案的口述史裡，可能沒有被深入紀錄與挖掘，透過重整《野草》刊物讓訪談小組成員感到很興奮。
陳柏謙說官方大概在九零年代末期開始進行白色恐怖口述歷史紀錄，同時也進行賠償受難人的工作，但當時距離解嚴時間還不久，許多受難人第一次受訪還不太敢詳細說明，有些受難者團體彼此有個默契，要求同志們在受訪過程不可以提到別人姓名，也不可以提到案情，間接形成近數十年來白恐口述史的方向，多數以個人生命史做為核心。
例如有些白恐的冤假錯案、無辜被牽扯進來的受難者，口述史多會集中在自己個人經驗上，包含自己被刑求，或是在何種狀況下被迫做了「假自白」認罪而被判刑，集中在獄中生活及出獄後經歷生活困難的部分，他認為各個受難者都是被鑲嵌在這個大歷史的變動下，但這正也是陳想要完整紀錄郵電案的另一個契機。
陳柏謙認為雖然做郵電案的歷史拼圖工作已經有點晚，如果有辦法還原郵電案一大群人，圍繞在郵局裡學習國語的補習班，包含參與地下黨的國語老師及牽扯到35人之多的案件，因為人數多，還能夠訪問在世的受難者及關鍵人物。主持人管中祥則說，現今八、九十歲的當事人對於郵電案的口述史，加上《野草》刊物的原始文件共同對照，顯得歷史的動態性及立體感很強。
國語補習班不只學國語 郵電工會被解放的思想
郵電工會抗爭的事件為何？1949年3月，台北街頭爆發台灣光復後第一場由台籍郵電工人發起的爭取「歸班」與「同工同酬」的請願遊行。這是繼二二八事件後，首度再起的公開群眾運動。事件不久，由於內戰戰局與政治局勢丕變，台灣省政府在同一年的五月宣佈台灣地區戒嚴，針對光復初期以來的工會力量、進步人士、中共地下黨進行逮補、審訊、關押與刑殺，拉開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
陳柏謙說明，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的郵局及電信局是合併的，1945年 8月前日本帝國投降前，在郵電局工作的台籍員工初期都抱著熱烈歡迎心情，期待國民政府來台接收。郵電工會第一屆理事長陸象賢來自上海，工會成立後陸象賢想招募會員，卻發現大家因不清楚工會可以做什麼而不太願意加入工會。
陸象賢詢問員工後發現，國民黨政府接收郵電局後，原來的台籍員工未納入正式員工，稱為「留用」，類似臨時人員，薪資考核等相關制度無法跟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各省份郵局一致，甚至國民政府來台後帶來一批中國各地郵電公務員支援，薪資比本地員工高四至五倍，同工不同酬，對多數台籍員工來講感受上非常無法忍受，因為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就被當成二等公民，沒想到祖國接收後還是一樣。
這群年輕員工生長在殖民時期使用語言多為閩南語或日語，較不會說國語或普通話。為了使台籍員工的郵電局櫃台工作能夠更順利，同時為了招募工會會員，工會在工作場所成立國語補習班，一處設在現在北門郵局的正對面，一處是現在的國史館、以前是郵政總局，並從上海聘請兩位在上海女工夜校教女工識字、有著豐富教學經驗老師計梅真及錢靜芝。
陸象賢、計梅真及錢靜芝都是地下黨黨員，兩位老師也是有經驗的組織工作者，陳柏謙認為，並非像被國民黨妖魔化的左翼工作者「洗腦、邪教」，他們跟全世界各地工會或草根組織工作者一樣，除了教國語、識字、寫文章等，更重視透過課堂討論、分享實際生活及生活遇到的困難，讓當代工作女性了解到父權封建所帶來的壓迫並討論如何面對困境。國語補習班課堂上讓郵電工人們看見並陳述自己的困境，老師們也不會立刻告訴他們應該要怎麼做，而是透過文學，例如魯迅的著作加以啟發郵電工人的思想。
兩位國語老師協助郵電工人們啟發「自己的問題只能自己解決」，不能靠別人;補習班運作後，員工也成立同學會聯絡感情，共同編纂刊物《野草》，他們認為做刊物可以讓更多人看到郵電工人的討論跟訴求，更啟發工人們積極進入體制內爭取勞權。其命名是來自同學課堂上所學的一篇夏衍的文章，寓意在於野草雖不起眼，甚至被石頭層層疊疊壓著，但是只要有光跟土壤，野草就會長出來，形容野草的韌性強大。
由於當時郵務工會絕大多數工會幹部是國民黨派人選舉，台籍員工思考可以參與競選工會幹部，並利用工會力量提起「歸班」等勞權訴求，類似於1980年代末期工會自主化運動。因此有一位員工許金玉透過選舉進入工會，成為優秀的工會幹部，並努力提出訴求與運動。
不只省籍問題 那些被忽略的階級問題
國民黨政府帶來外省郵務員工，相對本地郵電員工的薪資差異及臨時工人身份，在白恐論述通常較認為是「省籍問題」，陳柏謙說重新考察 1945到1949年的這段歷史，除了省籍問題，更大一部份被忽略的是階級問題。
陳柏謙說，補習班成員許金玉受到鼓舞，認為應透過自己的力量參選工會幹部，爭取「歸班」跟相關權益，當時卻被一位台籍人士放話恐嚇不准出來選，甚至跑到許金玉家向他父親說「好好管你女兒，女人拋頭露面成何體統」，考察資料後發現檔這位本省籍人士是國民黨吸收的線民，定期跟國民黨回報郵電局的狀態。
然而相對兩位參與地下黨的外省老師計梅真及錢靜芝，雖然33 位同學被牽連、逮補判刑，但是台籍員工們在近年發表懷念老師的書籍中，紛紛書寫對外省老師的懷念之情。可見老師們在教學過程中讓他們有新的人生觀跟價值觀，對世界有更廣闊的認識。
陳再提到日殖民時期最有名劇作家簡國賢，簡國賢曾經在1945年寫一部廣受歡迎的戲劇《壁》，談社會階級及貧富差距，看到新政權轉移過程中台籍人士也有階級問題。牆壁的一邊是辛苦賺錢也養不起自己、母親生病無法看醫生的本省人，另一邊則是有錢的本省人米商，經常囤積白米、炒作米價。窮苦人聽到有錢人夜夜笙歌，自己卻連米都吃不起，便用毒藥把媽媽毒死，自己撞牆自殺。戲劇當時在中山堂公演，造成轟動，隨即被當局禁止。簡國賢在1954年遭當局逮捕槍決。
壓迫關係交錯多元且複雜，因此很難簡化為省籍問題，更有很多不同排列組合。管中祥提到，兩位老師的確是共產黨黨員，是否可能讓人認為藉著省級、勞資等衝突趁機組織員工，導致內部動亂？陳柏謙說，兩位老師協助工人們的組織工作與現在許多台灣組織工作者做得事情都是一樣的，期望讓弱勢、受欺壓的人民在組織過程中認識環境、認同並自己長出力量。
陳認為，大家一定會將當時的共產黨黨員跟現在的中國共產黨進行聯想跟連結，然而共產黨本身的性質已經是很大的課題，回到歷史來看那個年代，如此的組織工作者實際上追求勞工的解放、使弱勢者翻身，這一點是無法否認的。
近百年來 被忽略的工人運動高峰時期
陳柏謙說，台灣將近百年歷史裡開始有當代意義的僱傭勞動中。第一波是1927到1931年台灣民眾黨、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等組成的台灣工友總聯盟，上萬會員發動全島總罷工。大家近來熟悉的另一高峰是解嚴前後1987年到1989年，1984年通過的《勞基法》 興起很多工會自主化運動，工會期待利用《勞基法》爭取更好待遇，直到1989年遠東化纖發起大罷工，全台工會皆積極參與。
為了編著本書，陳柏謙進行1945年到1950年資料爬梳過程中，發現這五年來曾在媒體報章雜誌 或政府檔案出現的勞資爭議、罷工、怠工數量眾多，形式手段之激進讓人出乎意料。郵電案在1949年3月發動兩千人包圍省政府的遊行集會陳情，並不是孤立的。即便1947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該事件結束後沒多久還是有很多工會行動，即便會被鎮壓，工人還是選擇走上街頭爭取權益。
陳柏謙認為，被忽略的這五年間有一部分是承繼第一波工人運動高峰的精神，一直到1949年5月當局宣告戒嚴才真的中斷，戒嚴時期若發動罷工、罷市、罷課將被判處死刑。包含郵電案中傑出積極的工人運動幹部多數都被逮捕判刑，對於一般在工廠內沒被抓走的人，看到這樣的結果就只能乖乖聽話，工會辦公室標語變成「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增產報國，反攻大陸」等。
管中祥認為，本書中啟發解放工人思想與強調英雄主義的抗爭運動不同，受壓迫者應該要自己站起來，相互協助、體貼，是這本書除了瞭解白恐事件以外更多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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