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中,那嗡嗡作響的聲音漸漸消失。
比起物理上的共鳴,大家看來更熟悉精神上的共鳴。生活中總不乏聽人說,對某件事或某部小說、電影很有共鳴,指的不外乎是對一部作品感到相應,認定那部作品說出了自己的心聲。
一日早晨,公司信箱裡傳來了上司的信件,內容用日文寫著:「10月24號,我太太因為在大學選修音樂課,有多的合唱表演票。是由來自挪威的客座指揮Thomas Caplin,與在台灣受到高度評價的福爾摩沙合唱團所帶來,若各位有興趣可向我拿票。」
「合唱團啊……。」一個離我已十分遙遠,卻曾經很親密的關鍵字。
收到信的隔天中午,看來公司其他同事似乎都沒興趣,我便跟上司取了票,便稍微有點期待著,來聽久違的合唱表演。只是還真沒想過,上司跟他老婆也會來。彼此稍微尷尬地寒暄了一下,才坐等表演開始。
看著西裝筆挺的男士與身著美裳的女士們,依序走進表演會場,指揮的手都還未落,陽剛與柔美的歌聲還未流入耳中,我的回憶已漸漸湧了上來。
高中時我曾加入半年合唱團,大學時則在每年的合唱比賽,參與系上合唱團連比了三年的比賽。總結起來不過就一年資歷,但不論高中還是大學,當時都在合唱團時光裡,交到幾個多年好友,共同度過僅有一次的青春。
小學時我就喜歡唱歌,但對自己的五音不全毫無自覺,即使曾在下課時自娛娛人,被班上的同學嫌吵,我也不太在意。國中因為進了升學私校,衝刺考試的氛圍哪裡進得了教室。但好在加入流行音樂研究社,指導老師會介紹一些,默默耕耘的原住民音樂,讓我們認識華語音樂的其他風貌。偶爾午休時,我會偷溜到音樂教室自己亂彈鋼琴。這些短暫的音樂時光,讓我能在升學壓迫、住校與被霸凌的環境裡,找到一扇呼吸的窗口。
直到高中,我終於能再次忘我地唱起歌,但成長並未讓我脫離,自己本來就五音不全的事實。高一音樂課時,老師讓我們自由發揮音樂才藝,我於是在班上放了彩虹樂團的Driver’s high跟著飆唱,換來了台下一片訕笑。所有人都異口同聲地說:「你實在太殺了。」我則滿臉問號。
因為喜歡日本文化,高中進了日文社。進到日文社的社員,多半是想來混時間的,這讓真的來學習日文的我,被強制選上了隔年的社長。雖然心不甘情不願,但高二的迎新,每個社團有機會在全校面前演出。我於是又動了歪腦筋,在迎新表演上唱了日本流行男歌手的歌(年代久遠,歌手歌名我全忘光了)。
等到我在全校近1000人面前,展現了自己苦練的成果,在台上得到了廣大的迴響之後,我終於能正視自己的五音不全。最後能參加社團活動的高二下,我一邊當著日文社社長,一邊開始跑合唱團學唱歌。
合唱團的學弟們,當知道我就是半年前在迎新表演的那個人時,都不約而同地說:「你真的超有勇氣的耶!」。所幸我並未受到任何差別待遇,能專注努力地跟上他們。
因為最晚進來又沒任何經驗,所以所有人都是我的前輩,可以從他們身上學東西。我不再只是單純的聽眾,而能慢慢從合唱裡,長出一點點真實的信心,真正成為一個表演者,就是從加入合唱團開始的吧。
挪威指揮家Thomas Caplin在曲子結束後,面向觀眾帥氣地摘下眼鏡作揖,對著麥克風羞澀地講起,雖然不標準,但明顯感覺練習過的中文:「十年前我第一次來台灣,便深深地被台灣的人情味吸引。今年是我第六次來到台灣,很高興又能與福爾摩沙合唱團合作,也很開心今天能在這見到你們,希望你們喜歡今天晚上的表演。」
整場演出沒有任何樂器,從頭到尾只有時而悠揚、時而恣意揮灑的人聲。指揮的手彷彿聲音的延伸,讓我在和諧卻又變化無窮的音符中,晃眼便輕易地度過了兩個小時。
精神上與物理上的共鳴,皆有無限多的樣貌。但合唱所產生的,人與人發聲之間的共鳴,有種說不上來的純粹。我的身體在聽表演的過程中,慢慢憶起那神奇的共振。當多個人聲全部融合在一起時,你所發生的聲音,會被那整體淹沒,卻又同時存在於整個空間。自我慢慢消失在聲音當中,與整體合而為一。
你不再是你,你便是音樂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