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膚走卒 The Man Who Sold His Skin by Kaouther Ben Hania 2020
私心自作計畫|關於人權與難民的生活悲歌:次等公民身份的轉型路上
不被祝福的戀人
時逢戰事爆發前夕,本就動盪不安的敘利亞境內更是進入緊張狀態,於此,故事主角山姆・阿里卻因為一樁鬧劇,被迫捲入其中,成為流亡難民的一份子。回到電影之初,當時的山姆正為了擺脫國家遭遇的處境而計劃帶著愛人離開此地,不過在逃亡的過程中,隨著兩人交談而向雙方表明各自心意時,越發感到激動的阿里卻因為他過度反應的行為,使其受到當局強烈的指控與拘留,於是,遭逢人身安危的威脅,阿里也不得不走向逃亡的生活,帶著遺憾離開愛人所在的地方。後續,在事件過去之後,當日子也逐漸在境外安穩了下來,對於阿里而言卻沒有什麼能夠彌足家鄉的思念,至多就是視訊支撐的力量,承接起他人苟活的僥倖,僅此而已。身處世外的痛苦、和沒有愛人的世界共處,等到工作都無法將時間填滿,內心的疲弊卻怎樣都無法放下遙遠的思念,將阿里的處境逼迫至絕處。
問題的原型
既已知阿里面向的難題,從第三世界的潛在因素:政治性矛盾,夾帶著內部之間的衝突問題,讓公民被箝制在出走的抉擇中難以安放,與之更是族群認同間的失衡現象,在阿里遭遇的處境中,因為實際層面的經濟狀況,即使兩人相愛,受限於種種緣故而無法安然成家,也讓門當戶不對的問題從社會階級的主因浮現出來。
藝術品的全新詮釋,同屬於阿里的重生契機
暫且將鏡頭轉向敘利亞之外,正逢阿里內心與外在世界的重新連結,此時的他也換了另一種身份過活著:難民,試圖在境外找到發展的可能;而以此立場,阿里的際遇卻不僅是個人的叛變,只是作為苟且偷生的外來者,為求生計以至在藝廊中瓢竊飲食的存活手段。不過,當事件從“難民“的對象轉為“創作事物“的同時,敘事動機的觀點卻給出了其他意義上的詮釋,將阿里作為“人“的價值從“藝術行為“昇華為價值的轉介物。
具體來說,阿里和藝術家的協議便是讓他能從“難民”的角色,在一系列“藝術手段“下,還給他人類基本的自由權益;只是在此前提下,阿里所承受的痛苦卻遠比自由背負的代價來得多。所見識阿里成為藝術品的過程,不僅止於刺青帶來肉體的痛苦,在他創作過程中所經歷的折磨,卻也伴隨著事件可能發生的不確定,與之和內心的掙扎不斷搏鬥著。
公共結構下的附庸角色
然而,緊接在巡演計畫正式展開之後,一切問題卻也向國族與人道危機的爭議擴展下去,使之,阿里面對的情況都從群眾反映的惡化,演變成政治批鬥的犧牲品。談論藝術本身,刺青作品是否被定義為藝術,而阿里又能否被視為藝術品的創作形式,基於兩者對人道立場所追求之差異,對於普遍抱持保守觀點的敘利亞公民顯然都是難以接受的,更何況是作為境外難民的處境,所發生在阿里與藝術之間的利害關係甚至都演變成了國難的迫害者;只不過實際在阿里和藝術之間,雖不全然出自個人意願,但作為事件的主角,因為他所受到的利益,阿里選擇的動機與他所保持的一貫立場,卻都不能作為此創作行為的主觀態度。
阿里的非暴力革命行動
但荒謬的是,阿里盼不得展覽終止那日,永不停歇的演繹卻逐漸讓他感到煩悶,只是期盼能夠回歸兩人世界的他,在寄望自由到來的同時,讓阿里心中的革命因子都被壓抑在了心緒深處,等待著計畫發生的關鍵時刻,於是,當拍賣會登場之時,阿里正如往常一般戴著耳機,作一名展示品幹活著,而人們卻不得而知,潛伏已久的恐懼,將會在此刻到來;結果在競標數字逐漸攀升之間,盤旋在阿里腦中的意義皆已不再是藝術價值本身,只等到得標敲定之後,那令他所嚮往自由的企圖,將革命帶入最後的高潮。
終局:死亡即是解脫
回應藝術之於人權意識的質疑,透過創作的介質,讓阿里能從次等公民身份,因為藝術價值的轉化,成為有形文化之產——活絡於社會之間,但是,藝術家所提出的創作行為,實際上,卻是對整體社會在人道危機的意識型態中,扮演批判角色的標準,針貶當代逐漸淪喪的道德底線;以此,理解藝術形式存在之惡,便能理解在兩者之間真正的交易內容,是藝術家為了尋求真正的人權解放,讓阿里從藝術的扮行為者,帶起這場思想革命的叛變:亦即沒有衝突的戰爭,僅是透過概念上的騙局,讓阿里在被處處受限的國籍下,能夠脫離出來,成為那名自由的主宰者,帶起真正意義的革命。
從藝術品的形塑過程,探討次等公民者的多重困境
被迫出走之後,阿里並沒有因此獲得真正的新生,實際上,人們所認為他所擁有的自由,僅是被受圍困的人們,因為敘利亞境內發生的處境,無限從政治動盪不安的社會裡,試圖找到喘息的出口,甚是說,透過阿里身上背負的罪孽,讓敘利亞公民有一個合理批判的理由;但是,事情並非真是如居民所想,阿里面對的困境是:新國民對於身份展現的認同與限制,礙於敘利亞內部發生的矛盾,讓他同時承受著國人對自己的排斥心態,但對於外來的威脅是,阿里既實現階級翻轉,但實際上的身份仍屬於次等公民,無法和歐洲公民進行平等的對話,甚者是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權益保障。以至於他身為新公民的同時,不知何去何從的生存困境,都從認同問題的內與外,持續拓展開來。
被放逐的人,永遠不會有平靜
無論家園遭到何種對待,敘利亞終究是阿里的家,以至於當他受到外界批評時,阿里的母親卻仍然接受他的一切。而作為一名放逐者,阿里所逃離的生活,其實都並不能讓他獲得更好的生活,因為有寄託、所以無法釋懷,而正因如此,儘管敘利亞局勢如何動蕩不安,嚮往故鄉的心終究還是他所望回歸的那處;作品中描述他們面對的處境,無論是藝術伴隨的爭議性、次等公民或國族問題的身份,在敘利亞為主體的敘事下,人們對於家鄉的思念,都會持續和內心持續掙扎著,任憑世界崩塌,失離的生活中卻也都被悲傷淹沒,只有找到內心嚮往的所在,真正安定的時候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