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衰退、長期專制的政府貪腐且不思改革、失業問題讓受教育的青年也只得上街做小販⋯⋯，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二十六歲的突尼西亞青年為了抗議長期的經濟、民生、政治問題，放了一把火在自己身上，這把火燒得壯烈，烈焰焚燒至整個阿拉伯世界。
隔年一月，葉門人上街抗議日前甫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要求已執政三十三年的首任總統沙雷下台。二〇一二年，政權移交給時任副總統哈迪。二〇一四年底，葉門境內的什葉派胡塞武裝組織「青年運動軍」出兵突襲首都沙那，並控制葉門的中北部省份，哈迪流亡境南，在沙烏地阿拉伯聯盟與美國的軍事支援下，哈迪於二〇一五年收復位於葉南的亞丁，並宣布將首都遷至亞丁。
葉門內戰自二〇一四年起，至今烈焰仍在這塊土地上焚燒，哈迪政府與胡塞組織間的南北對立未解，殘火未熄。＊ ＊ ＊
《腹荷》導演阿姆魯・賈馬爾（Amr Gamal）以自己生活的葉門亞丁市為背景，講述在阿拉伯之春與葉門內戰後的中產階級所面臨的家庭故事，電影以素人演員、街市實景為基底，融合導演擅長的劇場表演方法，以長鏡頭紀錄演員在攝影機的長期介入下所發生的變化，作品介於現實／虛構、劇場／電影之間，遠在他方的我們，終能從另一個角度窺見在戰火之下的血肉。
電影取材自導演朋友的生命經驗，內戰開始後葉門的經濟水平掉到貧窮線下，當時的葉門政府深怕自由報導將再次導致南葉門分裂，決定關閉亞丁電視台，並將多數電視台員工領至沙烏地阿拉伯，從而繼續播報由政黨產製的新聞，不願新聞自由被干預的員工長期無法獲得合理報酬，只得另謀其他生路。
主角阿梅德為了謀生選擇去開計程車，在妻子埃絲拉懷上第四個孩子之後，兩人決定墮胎，故事便圍繞著這家庭在信仰與經濟之間，游移不決的掙扎與經過。阿拉伯文裡的「墮」字意即「奪取」──指的是他人嘗試摧毀一個人的生命、未來、夢想，透過墮胎議題所反映出的是所有葉門人難以負荷的重擔，而片中許多圍繞著「抉擇」的對話也揭示出葉門人的命運，只得自我決定。
「現在只要打開 Youtube 我們就能看見戰爭的殘酷，但戰爭究竟如何持續影響一個人、一個家庭的故事，那是很幽微的，真正重要的是那些無論戰爭或和平，多數人看不到、卻又真正存在著的，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平民。」
在這樣的思考下，《腹荷》並非「那一種」戰亂國家的作品，戰爭在作品中彷彿過去式，電影更像是一部紀錄片，紀錄在斷垣殘壁底下，穿梭在軍用卡車之間的亞丁市民。
導演直言自己背負著城市／人群的責任，在亞丁成長所滋長出的使命感，讓他決定開始紀錄這座城市裡的街巷、塔樓、建築、人民──真正的生活，在烽火燃起家園後，看著逐漸消失的城市記憶，他將屬於電影的魔法帶進亞丁市，將城市、人民與演員都放進電影裡，即使破敗的城市也是一個負荷，但在重建家園以前，必須有人記得過去。
在電影的最後，埃絲拉一家準備搬往新的住處，最後一場戲在一間書店拍攝，那是阿拉伯地區歷史最為古老的書店，從十九世紀開業至今，在過去是受教育者覓得思想的最重要的去處。透過歷史照片，劇組重建了文具店的招牌，也在畫面中置入三代店主的照片。「只要拍下來，就不是真的消失。」戰亂使葉門幣值不斷下跌，一塊葉門幣只換得約台幣一角，物價連年攀漲，一把青菜要近三百元台幣，近年許多店主都開始將原富文化價值的店面改建成兌幣處，在這裡存活得靠美金與槍枝，或是成為靠攏政府的民兵、為政府說話的媒體，文化不斷失落，只得在消失之前不斷紀錄。
電影中的另一置入，是擺放在埃絲拉老家裡的一張年長女性的照片，導演並未在故事裡言明，那可能是連亞丁市民都不清楚的過去──亞丁市的第一位女性教師。導演將屬於城市、屬於女性的歷史封進了電影裡──生活在亞丁市的女性，也可以擁有自己。
在穆斯林文化裡，一個生命的出現是真主將靈魂吹進母體，孩子作為真主賞賜的恩禮，《古蘭經》中所記「不要因為害怕匱乏而殺害你的孩子，我定會為你們提供寄託」作為保守派穆斯林堅決反墮胎的原因，而另一自由派的穆斯林則認為尚未成形的孩子只是有魂無體，在未滿四十天或百日之前都可以墮掉。
在經濟壓力之下，埃絲拉找上好友穆娜，希望身為醫生的朋友可以幫自己墮胎，埃絲拉嘗試說服極為傳統的朋友，自己肚子裡的孩子還沒有靈魂。為了不拖累整個家庭，埃絲拉只得改變自己的觀點，在宗教歧異之間找到一絲討論空間，來安慰自己將孩子墮掉是無罪的。
肚子裡的孩子作為電影中最顯而易見的「負荷」，埃絲拉決心要將孩子墮掉，是對家庭現況的全面考量，也象徵著她掙脫宗教律法，拿回了身體的權力。「不只是葉門或整個第三世界，女性的處境在整個世界仍是相對弱勢的存在，女性並不應該是男性的附屬品，女性也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這也不同於我們對「穆斯林女性」的「想像」，導演直言在他生命裡的女性都是比男性更加獨立、勇敢的存在，這些女性不只是某個男人的妻子或母親，同時也是她自己，因此在他的電影裡，女性遠比男性還來得堅強。
在多數以墮胎為題材的作品中，幾乎都是圍繞著女性的敘事，但《腹荷》也將部分篇幅放在男性身上，陽剛的男性氣概亦作為一種負荷。在電影中段，阿梅德與埃絲拉再次為了墮胎一事爭吵，作為唯一經濟支柱的阿梅德被孩子看見了自己哭泣的一面，埃斯拉認為丈夫不該在孩子面前落淚，表現脆弱並非男人的權利，不被允許哭泣的丈夫也同樣是受害者。在葉門乃至整個穆斯林世界裡，無論男女所面臨的沈重困境都在導演輕如鴻毛的撫觸底下，向世界之外的人揭示，這座少有雨季、生命逐漸乾涸的城市裡處處是故事。
在一個相對不自由的國家，試圖追尋創作的自由是相對困難的，導演卻告訴我，若是離開了亞丁市他就會失去拍電影的衝動，即使他有的是離開的機會。
「亞丁市和葉門其他地區不太一樣，亞丁市在過去有許多戲院、劇院，人民願意花錢看戲、看電影，我們在街頭拍攝時遇到許多當地人願意協助拍攝，他們說這會讓他們想起曾經的繁榮。」
「這是一個必須向葉門人揭示的故事，但我想說的不是戰爭如何讓人類痛苦，我想用更加溫柔、靠近的方式，帶領觀眾看見一個尋常家庭裡關於選擇的故事。」
看著這座城市從生到死，生活染上塵埃，無論是尋回身體自主的埃絲拉、捍衛新聞自由的阿梅德、執起攝影機的導演，留在這座城市裡的人，仍在有限與侷限中，直挺腰桿，尋求自由。他們對自己與城市的命運仍有盼望。
筆訪、撰文／黃曦
劇照、影像提供／可樂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