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掙脫的路上──《囚 The People in a Square》

本文首發於葫蘆樂園：劇場發聲報

打狗文史再興會社的木工教室，位在捷興二街上一棟經過整修的平房裡，水泥磚瓦的結構上搭著權作屋頂的鐵皮，釀造幻覺的劇場和日常空間只有一牆之隔。門窗敞開，屋前淺淺的空間就是前台和控台。屋裡靠近馬路的半邊空間擺滿長凳和板凳，當作觀眾席；另一半邊的右方，和牆面垂直的兩條黑線區隔出的狹小空間裡，一身白衣、戒慎恐懼的女子坐在一把白色的折疊椅上；左方一名工作人員席地而坐，身旁擺著一台投影機。車流人聲不時穿梭而過，與整體氛圍相互交融，更加模糊了幻覺和現實之間的界線。

方格裡，女子的腳踝綁著粗繩，連接折疊椅的椅腳，彼此相繫的這二者即是除了空間結構以外唯二的實物。演出過程中，折疊椅時而發揮坐椅功能、時而透過表演產生象徵意義，並因為表演動作受到拖動甚至傾倒。女子的行動處處受到折疊椅限制，得不斷重新調整和折疊椅之間的關係和狀態，在空間與表演者所組成、一目瞭然的「囚」字意象之外，更加深了受到禁錮、動輒得咎的感受。

隨著演出進行，觀眾逐漸得知眼前的女子是一名母親，上有無法自理的公公、下有事事叛逆的女兒，分別由馬來西亞的程守明和新加坡的晰月以錄音的形式演出表現。牽動著這「一家人」的，則是因為叛國罪名而「被消失」的丈夫。丈夫的失蹤間接導致公公中風失能，也使女子在孕期就受到國家權力的審問和監禁，更甚至必須面對經濟和照護的重擔。判國罪名不知從何而來，丈夫數度遭到搜查的書房沒有線索，女子工作、煮飯、接送女兒、為公公翻身、拍痰、擦澡、餵飯、餵藥，如此日覆一日的忙碌逐漸形成一種過得下去的日常，不觸碰就沒有事，女子將書房上鎖，丈夫的行蹤於是成為家中不可言說的秘密。

然而，隨著女兒日漸長大，維繫這份日常的平衡卻開始受到動搖。女兒找到方法一再闖進父親的書房，某種秘而不宣的狀態眼看就要受到破壞，無力持續抵抗女兒嘗試的女子被壓垮在地，無法動彈。燈光轉換，音箱播出女兒稚嫩的童音，說房間裡明明就有Monster，媽媽卻視若無睹地坐在Monster旁邊說故事……表演者隨著話語緩緩坐起身，雙眼直盯著觀眾，不可言說卻昭然若揭的那份恐怖透過表演者的視線與觀眾直面相對，如同房間裡的大象，並不會因為別開眼神或置之不理就消失不見。

《囚 The People in a Square》（以下簡稱高雄場）是由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地藝術家聯合創作的其中一場演出，在高雄場的前一週，由另外兩位主創者晰月和程守明演出的《囚 Two Lines in a Square》（以下簡稱吉隆坡場）已率先於吉隆坡上演。高雄場三十分鐘的演出中呈現了大量的訊息，卻也保留了一大部份的敘事沒有交代，像是有意識地為吉隆坡場騰出空間。然而，由於兩地演出皆為實體參與，並未開放線上觀賞，對在場觀眾而言，無論吉隆坡場是否有更多能使故事更加完整的資訊，也都僅能靠想像來拼湊。

因為叛國罪名失蹤的丈夫、受到生活所迫的妻子、失去自主行為能力的公公、在「明明有Monster，大家卻都說沒有」氛圍中成長的女兒……每一個在場或不在場的角色都受到各自的牢籠所囚禁，但「叛國」叛的是什麼樣的國？公公心中被召喚出的恐怖，是奠基於什麼樣的歷史脈絡？女兒又是在怎樣的社會文化中生養出對於真相的渴望，以及足以衝擊家中那份不可言說之壓力的「叛逆」？關於時空背景的線索發散，與其說充滿想像空間，不如說是似是而非。即使情節和角色關係的確組成了故事的輪廓，其中的細節卻相對模糊，甚或相互矛盾，不足以回應這些能夠形成立場和觀點的問題。

雖然演出內容發散而破碎，透過演出形式，卻能感受到團隊對議題的想像和企圖。打狗文史再興會社木工教室的磚牆和沙土地、隨著日落逐漸轉變的天色和氣溫、捷興二街上往來的車流、週遭住民起居的聲響與交談……種種要素一再為觀眾所體驗的這場「虛構」演出注入現實的質感，組成了一種特殊而有機的演出質地，昭示出幻覺和現實彼此交錯生成，卻也不可分割的關係。可惜的是，演出內容未能呼應形式所形成的複雜狀態，也就未能更進一步發揮蘊涵其中的抗拮力量。

整體而言，高雄場的《囚》呈現出一種粗糙而不完整的狀態，甚至能夠感受到這一個跨國、多人創作計畫，參與其中的創作者意見仍在整合的過程與痕跡。然而，這些磨合和粗糙，反而透露出強烈的創作企圖與能量，以及對於議題的思考與關懷，使人在這些不完整、未完成的感官經驗中湧現好奇：為什麼會有這個跨國的多人製作？這個製作就這樣結束了嗎？這個製作未來會、可以變成什麼樣子？

演後座談中，臺灣主創者林立涓談及2022的《囚》脫胎自其2020年在新加坡跨文化戲劇學校（Inter-cultural Theatre Institute, ITI）的畢業製作《囚－A Human in a Square》。和原始演出不同，本次製作更聚焦於三位主創者在各自的文化脈絡和社會背景下，各自對於「囚」這個主題的回應，甚至是Covid-19疫情造成的國境與生活空間的封鎖，所感受到的「囚禁」。選擇在吉隆坡與高雄二地各自實體展演，也是某種回應與突破國界封閉的嘗試。林立涓個人希望能夠聚焦於臺灣的白色恐怖時期，甚至延伸至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做為回應，馬來西亞的程守明加入了五一三事件的歷史，但是新加坡的晰月則認為不一定要再回頭處理那些帶來重大創傷的社會事件。

這樣的紛歧甚至仍能在高雄場的演出中窺見一斑，亦可以推測許多細節模糊，正是由於不同文化脈絡和社會背景之間的摩擦所導致。從破碎和不完整中湧現的，是我們是誰？我們是以什麼樣的身份和立場在感受和回應這些事件？這些重大事件對此時此刻的社會而言意義何在？接下來我們要設想的，是什麼樣的社會？種種創作者正在且必須面對的問題。換言之，這些「瑕疵」更在於突顯了三位主創者所激盪出的火花，以及隨之勃蓬而生的各種問題和可能性。比起究竟說了什麼、說得好不好，本次演出或許更在於體現出了這一股「想說什麼」的強烈慾望。

創作中產生的提問，必然得由創作者自己設法回答。林立涓坦言演出的確仍有許多問題待解決和調整，也表示正在尋找以本次計畫為基礎，和新馬創作者繼續合作的機會，顯見創作正並未將本此演出視為某種結束。就此而言，本次計畫或許可以視作一種向外敞開的創作嘗試，除了敘事有意識地留白給吉隆坡場，創作者也有意識地徵求著觀眾的回饋。2022年11月的體驗，更像是觀眾陪同走了一小段路。如同現實質地透過演出形式，和演出內容相互纏繞而不可分割；觀眾的體驗和想法也藉由回饋摻入整體計畫之中，而成為了不可分割的要素之一。

掙脫囚禁，最重要的是能夠意識到形成囚禁的究竟是什麼。每個國家、每個社會、每座城市、每個人的每個生命階段，勢必都有不同的囚禁要面對和解決。最後一位分享的觀眾提及：「在馬來西亞，種族議題是不可談的。而這個『不可談』，正是一種『囚』的狀態」，顯現出演出已然觸及囚禁從而何來的提問。無論這些想法是否有機會收攏、這項計畫是否能夠繼續發展，演出所展現出的意圖和能量，都已讓人對掙脫囚禁的可能性深感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