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stina Chen-Oster在台灣出生，但全家後來移民美國，住在芝加哥郊外，她的爸爸是個醫生，媽媽則是家庭主婦，她們和祖母和四個姊妹住在一起。
Chen-Oster從小就天資聰穎，她跳級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就讀生物系，但後來不喜歡長時間待在實驗室的生活，於是轉到經濟系，並且三年內拿到學位。僅僅20歲的她進入了銀行業，輾轉待過紐約、芝加哥和香港。
1996年時，Chen-Oster在紐約銀行業工作，那年感恩節時，她在曼哈頓四季飯店的餐廳受到邀請加入高盛（Goldman Sachs），一開始她還有點遲疑，但她的客戶說她瘋了嗎，那可是華爾街最優秀的投資銀行，於是Chen-Oster在1997年加入了高盛。
一開始，Chen-Oster對高盛充滿驚奇，「他們非常重視公司文化，確保每個員工都在同樣的節奏上」，其他的同事也很喜歡她，說人們都喜歡跟她在一起，因為她很隨和。
加入高盛七個月後，Chen-Oster參加了一場慶祝聚會，因為當初招募她加入高盛的其中一人獲得升遷，但也正是那個晚上改變了Chen-Oster的一生。
據Chen-Oster所說，他們一開始在市中心用餐，然後轉戰一家脫衣舞俱樂部，Chen-Oster覺得很無聊所以決定離開，結果有一位同事堅持要陪她走幾個街區到她男朋友的地方。但是就在公寓外頭，那位同事將她壓在牆上，強吻了她甚至動手動腳，甚至打算侵害她，Chen-Oster極力抵抗才脫逃。
隔天早上，那位同事把Chen-Oster拉到一旁對她道歉，並且叫她不要跟別人說，只有26歲，而且剛加入高盛的Chen-Oster聽從了。
那年年底，因為Chen-Oster優秀的工作表現，高盛付給她比預期更高的分紅，但是她的上司卻將她的某些客戶移轉給在倫敦的同事。相對的，她的男性同事卻可以保有客戶，而工作表現比她差的男性同事得到更多分紅，但Chen-Oster依然噤聲。
1999年，Chen-Oster將要被轉調到高盛的另一個職位，所以她決定將當初差點被侵害的事和上司說。結果讓她吃驚的是，她的上司原本就知道那件事，甚至還幫助那位同事尋求心理治療，只是不知道受害者是她。現在Chen-Oster說出來，那她的上司必須將事情報告給人資部門知道，但他叫Chen-Oster不要把事情鬧大。
對Chen-Oster來說，這個意思就是一切都是形式而已，並不是要伸張正義，所以當人資部門要她提供更詳細的資訊時，她決定拒絕。
但是從那時候開始，Chen-Oster在高盛的工作就開始面臨阻礙。她的工作被轉給其他人，新開發的市場交給她所訓練出來的員工，她的年終考評是由跟她相距甚遠的同事完成，所以根本沒有什麼認真的考評。另一方面，當初差點侵害她的同事卻先是高升為董事總經理，然後成為合夥人之一，那是華爾街地位最高、待遇最好的一群人。
在Chen-Oster在高盛工作的八年間，她最高只升到副總裁的位子，她的薪資增加了27%，而差點侵害她的同事的薪資成長了四倍。
2004年時，Chen-Oster請完第二次產假後回到公司，才發現已經沒有她的位子了，她的團隊已經經過重整，她的位子被移到和一群行政助理比鄰，她們也全部都是女性。
「那是如此清楚。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清楚可見的象徵了高盛有多麼不在乎我的工作。」Chen-Oster說，她在2005年三月辭職。
對於Chen-Oster所描述的情事，高盛當然有著自己版本的說法，在高盛負責勞資法律的Gena Palumbo說，有關那起事件和其後發展，還有Chen-Oster的反應都是不正確的。在Chen-Oster報告那起事件之後，她的薪酬是和她職級相同的員工中排行第二高的，重新分配客戶是整體重整的一部分，而座位安排只有10個工作天。
「我們會對我們相信毫無理由的指控強力辯護。真正的關鍵問題是Chen-Oster延遲非常久才對人資部門報告那起事件，而且在與人資部門訪談時拒絕提供任何細節，或者配合調查。」Palumbo說。
在Chen-Oster離開的高盛的幾個月前，另一家華爾街投資銀行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以5,400萬美元就性別歧視案件達成和解，所以Chen-Oster找上了原告的同一家律師事務所，在2005年七月向美國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控訴高盛，她知道在保守封閉的銀行業，這很可能代表她再也沒辦法回到這個產業。
那年九月，高盛就Chen-Oster的指控回覆了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他們說Chen-Oster的工作考評結果並不理想，「她傾向把問題藏起來，從來沒有打算解決」，而關於那起事件，高盛轉述那位員工的說法，說是Chen-Oster邀請他同行，而且是Chen-Oster先碰他。
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的審理花了很久的時間，Chen-Oster在2006年加入了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並且在四年後升到董事總經理，但也就是在那時候，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駁回了她的控訴，現在Chen-Oster只剩下法院一途。
Chen-Oster在2010年九月提起訴訟，而且現在她有了另外兩位夥伴，Lisa Parisi和Shanna Orlich都曾經在高盛工作，前者當到了董事總經理，後者則是副理，她們都在兩年前離開了高盛，但現在她們可以主張為曾經在那裡工作的女性提起集團訴訟，她們指控高盛讓大部分都是男性的主管，基於偏見決定薪資和升遷結果，導致女性員工系統性地失去了應得的機會。
根據Chen-Oster等人舉出的數據顯示，在高盛擔任副總裁的女性比例只有27%，董事總經理中女性的比例更是低到只有17%。
「指控主管基於偏見評估工作表現和升遷決定是完全沒有依據的，而且那與銀行的政策、作法和價值相違。那不是真的。」Palumbo說。
但是訴訟的進度依然十分緩慢，根據Chen-Oster等人的律師所述，每次審理發現高盛可能有問題時，他們就使出各種手段拖延，試圖讓訴訟無法繼續前進。另一方面，Lisa Parisi在升任董事總經理時，同意了將紛爭採用仲裁方式解決，所以她無法繼續成為原告之一，而高盛也試圖主張Chen-Oster向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提出指控時，並沒有要代表其他女性的意圖，不過這點並未成功。
2012年時，這起訴訟終於有了更多進展，儘管對於Chen-Oster等人是喜憂參半。法官認為她們已經離開了高盛，所以是否有權力改變銀行的運作，但是法官也認可高盛的行為確實影響了整體女性員工，所以讓Chen-Oster等人可以取得更多有關薪酬的證據。
2014年時，Chen-Oster等人終於取得更多高盛的資料，根據數據顯示，在高盛擔任副總裁的女性員工，她們的薪資比同樣職等的男性要少21%，這樣的差異正是因為性別歧視。
「那些資料有很大的瑕疵。不同的工作會有不同的市場價值。」Palumbo說。
但是在2015年時，Chen-Oster等人又遇到了另一個困難，因為法官要求她們要找到高盛的女性在職員工加入成為原告，這對Chen-Oster來說幾乎是緣木求魚，對於高盛來說，那是一種背叛公司的行為，員工應該把公司的利益擺在自己的前頭。
但Chen-Oster等人還是找到了兩位勇敢的女性。Mary De Luis從2010年起就在高盛的投資管理部門工作，擔任副總裁的職位，她曾經抱怨薪資不平等，主管曾經答應給她調薪卻從未實現，當她再度找上主管時，得到的回覆是會逐年增加給她，這應該不是問題，因為她的另一半是醫生，所以她們應該不缺錢。
Allison Gamba則是一位交易員，她說自己負責的股票投資部位賺進了五倍收益，她的主管認可說可以升她為董事總經理，還說她應該去領養孩子，不要懷孕。但最後那個位子給了另一位男性。高盛的Palumbo說這兩位女性的說法都是毫無根據的。
2017年時，MeToo運動開始發展，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站出來發聲，對抗那些壓迫她們的體制和歧視，而在法院裡，高盛也試圖證明自己有做出改變，他們提供了更多數據，但是Chen-Oster並不認同。
「你無法改變事實。」Chen-Oster說：「你無法改變現實。」
2018年三月，新的法官認可了Chen-Oster等人提起集團訴訟的地位，她們可以代表2004年九月起在美國高盛三個部門工作的女性副理和副總裁，還有從2002年七月起在紐約工作的女性員工，這些代表了2,300位曾任或在職的女性員工。
在法官的裁定中，甚至引用了一些情節，包括一位女性員工對男性員工說「那些男性碰觸我的方式讓我覺得不舒服」，但後者的手正在前者臀部上遊走，還有一位男性員工散布謠言說，他和一位女性同事拍攝了色情錄影帶。
Palumbo說這些細節脫離了其中脈絡，而高盛制定有健全的內部申訴程序。
而隨著訴訟進度慢慢前進，人們也發現一些高盛的高階主管也牽涉其中，原本這些人的名字受到遮蔽，因為高盛主張這會損害他們的隱私權和名聲，而且沒有牽涉太大公共利益，但最後還是被媒體挖了出來，其中包括了在高盛負責消金和財富管理業務的Tucker York和曾擔任高盛總裁和營運長，後來在川普執政時進軍政壇的Gary Cohn。
York被指控曾經對助理說，她最後會成為「花瓶嬌妻」（trophy wife），甚至對訂婚的她說：「這枚戒指說明了你不需要這份工作。」
當這位女助理向人資部門舉報時，他們卻說她要覺得受寵若驚，應該要在銀行內部找一個新的老闆。
「York在高盛是位傑出且備受尊敬的領導者，他過去36年展現了對於女性員工發展的決心。」高盛的發言人說：「這些指控沒有正確反映近二十年前所發生的事，就像原告所有選擇性揭露的資訊，是不完整的描述。」
Cohn則被指控對於女性員工上下打量，而且對年輕女性有不當行為的惡名聲。
另一方面，除了Cristina Chen-Oster之外，如今也有更多女性站出來，指控她們在高盛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而牽涉其中的，還包含了如今擔任執行長的David Solomon。
根據媒體報導，高盛在兩年前與一位離職的合夥人達成和解，後者指控該銀行有著偏袒男性，對女性員工有差別待遇，包括薪酬不平等等等的文化，她也指出高階主管用粗鄙的言論責罵女性的情事，包括Solomon和已離職的投資研究部門主管Steven Strongin。
這位合夥人在銀行內常常需要與高階主管一起工作，而且是銀行內某團隊的資深職位，她說男性主管常會批評女性員工的外表，包括體重和領口等等，有些主管甚至告訴女性員工要怎麼樣才會更漂亮，要求女性高階主管去做卑微的工作，像是倒咖啡等等，甚至還在討論性別議題的會議上將女性員工說成是空服員。
最後高盛與這位合夥人達成和解，金額高達1,200萬美元。
「任何與David工作過的人，都知道他尊重女性，而且他依直以來都努力為女性創造一個包容且支持的環境。」高盛法務長Kathy Ruemmler這樣說，並且說媒體的報導是錯誤的。
今年八月時，從高盛退休的Jamie Fiore Higgins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書名就叫做「Bully Market」，一方面代表了受到金融業歡迎的牛市，但另一方面也有被霸凌的雙關意味。
Fiore Higgins在1998年從大學數學系畢業後就加入高盛，負責避險基金的客戶，後來陸續負責過貸款和借券部門，她在2012年成為董事總經理，但是在2016年離開。
Fiore Higgins的回憶錄改變了同事姓名、調整了一些時間和對話內容，但是她說書裡的每件事都確實發生在她身上，而且透過筆記、通訊紀錄和與家人朋友的對話作為佐證。
Fiore Higgins寫說，她曾經擊敗另一位男性同事成為團隊主管，而後者當時顯然跟客戶有不正當關係，所以她決定不再讓這位同事負責該客戶，結果對方用手抓住她的下巴，讓她覺得快要窒息。隔天，她們的主管要她不要把這件事告訴人資部門。Fiore Higgins也記得她曾經就另外一件事向人資部門舉報，她以為會是匿名調查，但她的主管顯然知道這件事，並且警告她不要讓其他部門扯進來。
「我們強烈反對Higgins對於高盛文化的描寫，我們拒絕對於匿名的指控回應。」高盛發言人Maeve DuVally這樣以電郵回覆媒體。
Chen-Oster所領銜的集團訴訟預計將會在明年進入法院審理，距離Chen-Oster當初向法院提起訴訟已經12年，距離當初那起事件已經20年，現在Chen-Oster已經47歲，但是她從沒有打算放棄。
另一方面，高盛在今年11月宣布了最新一批成為合夥人的80位員工名單，那是華爾街地位最高、待遇最好的一群人。高盛說這是有史以來最多元的一年，23位女性、包括7位黑人在內總共有28位非白人，還有其中2位是「LGBT+」（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者和跨性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