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韋奈（Ava DuVernay）執導的Netflix原創影集《別人眼中的我們》（When They See Us），改編自發生於1989年紐約的真實事件「中央公園五人案」，那時在紐約中央公園慢跑的一位白人女性遭人強暴並被攻擊陷入昏迷，案發後，警方逮捕數名16歲以下非裔與拉丁裔少年嫌疑犯，其中包含寇瑞懷茲（Korey Wise）、安東麥克雷（Antron McCray）、尤瑟夫撒拉姆（Yusef Salaam）、凱文理查森（Kevin Richardson）以及雷蒙德桑塔納（Raymond Santana），在程序壓力下，即使缺乏犯案證據，警方也依然使用極端的手段逼供，強迫其中五名少年自白編造事件真相，在後續的審判裡，五人皆被定罪且入獄服刑。
2002年，據一名被判終生監禁的強姦慣犯供認，其曾強姦一名女性慢跑者，證實為此案後蒙冤者獲得平反。2003年，5名蒙冤者因此案起訴紐約當局。最初，紐約市當局認為可以贏得官司而拒絕和解，但在管理層變動後於2014年以4000萬美元達成和解。關於紐約州當局的額外補償訴訟，則在2016年以390萬美元達成和解，這合解金雖高，但這是5人用了13年青春歲月所換來的極大代價。
這無辜的五人有些共通的特質：黑人或拉丁裔、貪窮、年級16歲以下，在無任何法律奧援的情境下被警方逼供而錄下自白，最後造成皆被定罪的唯一証據。這部劇無疑是對於1989年關於種族歧視、媒體及名人帶風向的歪風做最嚴厲的指控，當時女檢察官費爾斯坦（Linda Fairstein）還因這部劇告Netflix、Ava DuVernay對於她人格的抹黑。
這部劇也讓我聯想到2020年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斯鮑德霍恩社區，46歲的非裔美國人喬治·帕里·佛洛伊德因涉嫌使用假鈔被捕時，白人警察德里克·麥可·蕭文單膝跪在佛洛伊德脖頸處超過8分鐘，佛洛伊德被跪壓期間失去知覺並在急救室被宣告死亡，這件事造成當時各地的抗議暴動事件。
我看這部劇時，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當原本應該扮演正義的最後守護者的司法人員變成加害者時，身為平民百姓的我們該如何自處？佛洛伊德事件的白人警察蕭文因此案件被判處22年6個月的監禁，但中央公園五人案的所有司法人員都沒受應有的處罸，只有庭外的合解。
在所有司法人員中，檢察官掌握的權利之大，似乎無任何人可以抗衡，當檢察官決定起訴某個案件時，他背後的考量點很多，有政治面、自身利益、上級看法、自己對証據的專業及執法良心。當這些不同的考量點互相糾葛時，除非這個案件是像殺人或搶劫的現行犯這麼毫無懸念，否則檢察官自由心証就是這個案件後續發展的關鍵。
當一個職務無退場機制時，它所處的就是食物鏈的頂端，沒有天敵就沒有危機感，所以我認為建立可抗衡的法條加上嚴格的退場機制，才是減少司法人員變成加害者的有效方法。
另外，在劇中也看到一個社會氛圍影響辦案的狀況，這在現今的社群媒體充斥的世界會更加嚴重，要避免這種情形，我們可以做的是在最終判決未出來前，勿在網路上針對案件帶風向，因為你這種自以為正義魔人的做法，可能最後會變成加害者，這對嫌疑犯是很不公平的私刑。
我們應該成為是個法治、尊重不同種族的社會，如何避免「中央公園五人案」再次發生台灣？我們應先從自我做起，不在社群媒體起鬨、出征，並施加壓力給國會去加快司法官的監督與退場機制的立法。讓司法人員正確的扮演正義的最後守護者，才是百姓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