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的腥味：待在崁仔頂的那些日子

連續一個月，坐著破曉發動的火車回到台北的我，每天深夜搭末班車到基隆，在天空底下活動，整夜的魚腥如浪湧入我的體內，腳邊的漁獲漸少仍不減氣味之濃烈。直到天空捲起布幔，光線繞過佇立在大地上的物體，沿著輪廓鑲出一輪銀色。我沿著來時的路線返家。

2019年2月時，我在崁仔頂漁市場待過一段日子。那時是一個求畢業的碩士生。

勞工所的論文題目，大多不出政策法律或人力資源的議題。我原先的題目不出論及的範疇，未料心裡揮之不去的聲音，推動命運的齒輪，我於是在兩位指導老師的支持下，轉換跑道，順理成章做了一個關於人、魚和市場的研究。

不光是一般人，我的指導老師也是，捉摸不著我選擇漁市場為研究對象的緣由。許多人選擇論文題目的起心動念，多和自己的生命經驗有關，但我沒有任何關係親近的人，從事漁業或者水產販售，素來也少接觸漁市場。

每每被問及，我都玩笑說是可以假公（論文）濟私（食慾）吃海鮮。這樣的回應，有幾分真切。接著邊做論文，我更明確自己與餐桌上的海鮮遙遠，不只物理距離，心理距離也是。偶爾為了節省家用做菜，蔬菜水果如果來不及上早市買，躺在超市與消費者招手的品質也不差，但海鮮分秒與時間競賽，量販店的品質不比傳統市場。傳統市場沒有標價，商品琳琅滿目只讓我頭昏。我也欽羨，有人憑嘴即能辨別泡過藥水的蝦仁。

對掌握食物的渴望把我帶入了漁市場。可是，為什麼是崁仔頂？

我求學時代興盛「脫離舒適圈」行動，有人到澳洲打工度假，有人衝國際沙發，有人投入社運工作，有人吃了四年炸饅頭後，不如自己創業天天吃到撐。我想著，到一個陌生之地，像人類學家做著田野調查，應該能打開視野吧，畢竟人類學家不是言之鑿鑿突破真理，就是在打破成見的路上。

我幻想，無法與他們肩並肩，那至少可以模仿。我多麼希望社會可以支持更多可能，讓更多靈魂就地解放。然而我沒有辯才無礙的口齒，沒有敏捷的反應，也沒有擲出雞蛋的勇氣，在面對危難時，我也會擔心自己一碰就碎。

我幻想，透過田野調查的介入，那大概可以明晰我對常規內外之間的思考，也能觸及更多的生活態樣。更多的可能，意味著更寬廣的自由。

如此心境的我，遇到了崁仔頂。

指導老師駁回我第一個漁市場提案，他有一個更有趣的點子，而我必須去崁仔頂走一遭。

崁仔頂位在基隆市區，出火車站後往東北方走五分鐘的位置。就像在台北生活，比起路名，我們更加習慣以捷運站來定位彼此，崁仔頂地名異曲同工，卻展露更多過往的地貌特色與生活紋理。

崁仔頂取自閩南語，指的是階梯之上，「崁仔」就是階梯。過去的這片土地緊鄰日本人修築的旭川河，先人滑著舢舨，再來有動力漁船，來到河岸與陸地的交界，搬著戰利品、踩著駁崁往上，為的是與眼前的商行寄貨販售。

精確地說，它位在忠二路到忠三路段上的孝一路及愛一路一帶。當你站在現在的崁仔頂，幾乎無法想像它有這段過去。就在同樣的地方，現在填上了柏油，柏油上又長了三棟住商合用的大樓，明德、親民與至善連接彼此。

白日時路邊停著轎車，鮮有人在此徒步，騎樓下收攏整排的大燈泡，深夜時，這些燈泡推出屋簷，電流通過，宣告不夜降臨。路旁的車子不復在，濕漉漉的地板竄出腐敗的腥味，成雙雨鞋奔波在釣魚冰箱和塑膠簍之間。

在此之前，我從未聽過崁仔頂。其實，問起我研究題目的人，也都不曉得，如果碰巧聽過，他們多是基隆人。儘管基隆人住在附近，但從未去過，平日還會特意繞過，避免接觸。

曾有傳言，常有違法滋事的人來到崁仔頂掩人耳目，像是吸毒、販毒、打架。有一名漁行職員和我透漏，前幾年有幫派衝進市場。還開槍咧。這些傳言並非我當時的關注，左耳進，右耳出，沒有查證。

相對於白天，刺激的夜晚流露危險的氣息。我的第一天田調，獲得許多人關心，要我牢記快樂出門平安回家八字訣。同意做我田調據點的漁行老闆，不顧我屢次拒絕，堅持塞了一名員工，陪伴我完成從漁行步行到火車站的五分鐘路程。

比起可度量的距離，心理距離才是真正遠。對漁市臭味薰天的印象，使基隆人走避遠離，已爭論二十年要否搬遷崁仔頂，更沒有人會想起這裡有鮮美的漁獲，每晚吸引遠道而來的饕客，已成行內人口中最大的現流仔批發市場。

要說漁市的氣味如何，那鐵定是凡走過必留下味道。泡在市場八個小時後，頭髮洗了三回仍不滿意，逐漸渙散的意識，讓我不再堅持第四回。

在公共衛生尚未發達的時代，糞便有利農糧生長，是最便宜的肥料，糞的氣味並不特別招人耳目。你可能很難想像：三百年前的凡爾賽宮，四處是貴族留下的排泄物，使臣緊捉國王的分秒，連如廁的時間都用來匯報。現代人的不可思議，卻瀰漫早期社會。

消毒、去汙、除臭是公共衛生現代化的關鍵，避免傳染疾病蔓延。可接著矯枉過正，將矛頭對準又髒又臭的族群，群眾心中的恐懼，將這群人看作是傳染疾病的潛在威脅。

這樣的情況之於21世紀的我們並不陌生。2021年5月萬華茶藝館群聚事件，轉瞬成為眾矢之的。萬華給人情色與窮酸的印象，才是社會欲除之為快的。有如電影《寄生上流》裡的有錢人朴社長眉頭一皺，司機金基澤知道對臭味的嫌棄，是對窮人的鄙視。

臭，關乎健康，關乎不平等，但也有必要存在的時刻。國民小吃臭豆腐是台灣的驕傲，儘管大有人不同意，可是愈臭愈能引發食慾。嗅覺和味覺關係緊密，當COVID-19讓我們失去嗅覺能力，再美味的賣相，依然食之無味。

我在崁仔頂田調的第一天，漁行老闆「規勸」我放一套「工作服」在店裡，來的時候換上，離去時脫下，可以減去身上的魚腥，重點是避免影響同一節車廂人的感受。我堅持自己是漁市場的一員，全程雨鞋、同一套服裝到底，不是要回頭率，而是想感受氣味引發的反應。或許會收到有如朴社長的眉頭。

我的實驗只在火車途中，持續一個月。一到北車，我換上機車，將自己隔開。七、八點上學上班，捷運免不了推擠，光是想到我的方圓10公尺沒人敢接近。還是選擇機車吧。

崁仔頂之所以在街邊展開生意，那和身世未明有關。你能查到各個批發市場的歷史，甚至是詳細的蓋建、改建時間，那說明公權力的介入。日本殖民時將公共衛生的觀念與市場管理制度引入臺灣，現今的我們可以看到，崁仔頂四公里外的正濱漁港，還保有魚市糶場（拍賣場）、水產館（今正濱漁會大樓）遺址。

鼎沸的正濱漁市是過去式，現在僅有部分轉成文資。反觀由多間漁行聚集成市的崁仔頂，在1980年代國民因富裕能消費更多海鮮後，更加熱鬧。買氣聚集更多商人，於是逐漸發展為今日的模樣，聚集活體的、冷凍的、冰藏的（差別在打冰保存、未經冰凍）、野撈的、養殖的、進口的生鮮水產，許多攤商的家世與崁仔頂未有淵源。

比起律法，它有更長久的歷史，我們該如何定義這個空間？我姑且稱之為「法制外」，出於它尚未被法律定性。平凡有如你我家旁邊的菜市場，長成了聚寶盆，在建築外綿延多出的攤商；又彷彿是鄰居用長相平凡的盆栽，佔領公共空地，作為自家停車所用。

我曾在一場演講收穫市府官員的回饋，說是這塊歷史共業的營地，與許多人的生計共存，如果要改變現況，必須從公民對話開始。我想有一天，或許旭川河會重見天日，那是部分市民的希望。不置可否崁仔頂供應優質的水產，是許多日本料理店指定的生魚片來源，可是缺乏衛生稽查，確實引人擔憂。

有越來越多的可能性在這裡發生。多數批發漁市場建在港口或者用水泥牆區隔，甚至設立承銷人制度作市場的進出控管，一般民眾不容易觸及；然而在市區街道擺起生意的崁仔頂，像是一座夜市，也可以是民眾的休閒空間，有youtuber做觀光實錄，也有旅行團體邀請遊客與漁行老闆聊天，把食魚教育、基隆的歷史交付他們。

工作服和雨鞋讓我看來稱職，但武市（叫賣的市場，相對於文市概念）中出現難得的年輕女性勞動者，還是引人關注。一個月觀察下來，每十位工作者只有三位女性，四十歲以上逾九成。漁行老闆不是沒有傳承意願，不過市場的萎縮尚未見底，年輕人紛紛逐向更有「前景」的工作。

崁仔頂的消亡，不是沒有可能。不只是腥味，一晚八個小時的煙味不間斷衝入鼻腔。這些勞動者每小時至少用掉兩根。當煙味不復在，我們會否再也無法品嚐，台灣周遭的當令海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