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O》為2014年上映的電影，由馬志翔執導、魏德聖與陳嘉蔚編劇。劇情敘述在日治時期，混合日人、臺灣漢人和原住民，且毫無勝績的「雞尾酒球隊」——嘉義農林棒球隊在日籍教練的帶領下，首次代表臺灣遠征日本甲子園大會的故事。
日治時期國語政策下的臺灣
電影中的人物大多深諳日語，甚至接近母語者的程度。《KANO》的時代背景設定為1931年，正是臺灣史上的內地延長主義時期。此時的臺灣由日本文官統治，在軍事發展上較初期柔和，面對族群認同、經濟與文教方面也採取懷柔政策。此前，日本對臺的國語政策因尚未有太平洋戰爭的壓力，仍未採取太多極端的手段，強制檢視施行成效。同時，政策也未經歷長時間的考驗，因此在歷史上，臺人的日語能力應不如電影中的臺灣球員，這是較明顯不符合史實之處。
不過另一個角度也許可以解釋這個現象。片中的臺灣球員皆就讀嘉義農林學校，比較現今教育體制約為專科到大學左右。以當時情況來說，這些學生已自公學校或蕃人公學校一路升學至此，加上生活中的同儕大多使用日語，他們有很大的機率擁有不俗的日語能力。只是，這樣的升學背景是否能有如此大的影響，令他們使用非母語溝通能如此流利，恐怕還需考究。在電影中可以發現，原住民球員都使用日本姓名，漢人則多保有原來的名與姓。此現象顯現日人治臺對原住民的語言和文化的衝擊：姓名代表一個人的認同和自我定位，使用日本姓名幾乎等於失去自己族群的認同身分。即便到了戰後，這些原住民球員也僅是將自己的日本姓名改為漢名，終其一生沒有、或沒來得及更改回自己的原住民姓名，令人感到遺憾。此外，主角吳明捷雖為漢人，同儕卻經常使用「明」的日文發音「Akira」來稱呼他，這也是一個臺灣人受當時國語政策影響的例子。
日治時期臺灣的雙言結構與溝通遷就
也許過去在清領時期，臺灣社會已經因族群人口與分布等諸多原因，而略有語言的高低階之分，例如：臺語和客語的關係。但日本帶來嶄新的「國語」概念，才真正促使臺灣社會產生穩固的雙言結構。以「Akira」的家庭為例，他對老師和學校同儕使用日語、對家人則說臺語和客語。而電影院的辯士、結婚場合的媒婆與路旁的農民都使用臺語。此外，片中也不時能聽見原住民球員彼此對話或自言自語時說族語，但對外同樣使用日語。此現象顯示日語在當時的臺灣社會中，屬於具有官方代表性的高階語言；而臺語、客語和原住民族語等不被官方認可的語言則屬於威望較低的低階語言。
雙言結構延伸出的「溝通遷就現象」也能在這部電影中找到。電影開頭，農民用日語替孩子向日籍老師道歉，而後轉頭用臺語罵小孩，此種切換日語的行為屬於語言的向上聚合。此外，「Akira」與舅舅對話時，雙方在客語和臺語之間轉換的行為也是「溝通遷就」的例子。電影中大部分出現「溝通遷就」的情境都是在臺人和日人說話時，屬於語言的向上聚合。此景某種程度上也印證日語身為高階語言在當時社會的影響力。
隱藏在言語間的譬喻
太陽強襲，千年冰融。
和許多電影一樣，《KANO》大量運用隱喻表達劇情背後想要傳達的思想。首先是「甲子園」，在「比賽即戰爭」的譬喻前提下，「甲子園」成為球員們心中的目標，意即想要佔領之地。同時，球員在使用「甲子園」三個字時，代表著王者、最高榮耀和勝利，言談間不需再強調其性質或意涵，任何身處情境中的人都能明白使用此三字想指涉的意義。
再來是電影中段，老師向兩名球員解釋木瓜只要釘上鐵釘，便能結出又大又甜的果實。這個概念在後來的比賽片段仍被提起多次。起初，木瓜是木瓜、鐵釘是鐵釘、甜美的果實是果實，但運用到人生或比賽時，木瓜指涉人、鐵釘是危機、果實則是美好的結果。
除了上述例子，片中的記者以氣候型態區分北海道札幌隊和臺灣嘉農隊的比喻也十分生動：「終年覆雪對上終年豔陽」、「太陽強襲，千年冰融」等用語，使觀者和聽者在理解時能聯想到兩隊的南北地理位置，而「太陽剋冰雪」的關係也隱喻雙方較勁的結果。
模糊又矛盾的共同體
認同是可以變動的。
觀賞電影時，我不斷感受到人物們對彼此的民族之間有種說不清的糾葛，且這樣的感覺在日人身上更為強烈。「甲子園」本就是試圖將臺人與日人拉扯進一個共同體的設計，反映當時日人的對臺政策。然而在日人與臺人之間，那些肉眼可見的差異、臺人的自我認同以及日人的優越感，使兩方終究無法在同一條船上、共享相同的命運。
認同是可以變動的。當時在場上為嘉農加油的日人，他們因嘉農的表現而感到敬佩，進而產生認同。但這樣的認同僅是一種表面的情緒，日人並不會就此打從心底認為自己和來自臺灣的球員更加接近，甚至認為彼此屬於同一個族群。對他們來說，臺灣仍然是個遙遠的、似乎與之不同的地方；同理，臺人也不會因為可以參與日本國內的比賽，就認為日本是親近的內地。
這些根本上的差異使同化政策無法成功。我認為近藤教練不斷強調的「野球與種族無關」之所以可能可以取得認同，也是因為嘉農隊利用和政治權力沒有直接相關的體育運動暫時打破藩籬。如此一來，我們幾乎可以說，日本期待和臺灣共同擁有的「想像的共同體」也不存在。觀賞過程我經常有個疑問，日人會如何評價帶領這支雞尾酒球隊的日籍教練近藤先生？嘲笑嘉農隊的同時，也意味著表達看不起近藤教練的意味嗎？來自臺灣的日本人在日本內地人眼中是否也低人一等？
也許是期望太高，我對這部電影的結局有些失望。我認為片中有太多族群矛盾和臺人身為殖民背景的辛苦被重重提起、輕輕放下。編劇和導演十分刻意營造日臺共處的美好畫面，例如：八田與一對球員們的關心和鼓勵、日人和臺人和平地應對進退等。臺灣原有的閩、客、原三個族群的摩擦也消失無蹤，幾乎每位日本人都和藹可親，即便難以親近，也處處為臺人著想。此舉過度忽略臺人在日治時期營生不易，以及日人之於臺人擁有不平等權力關係的事實，那些關乎刻板印象與歧視的課題也僅以嘉農令人欽佩的精神解決，似乎有些草率。
或許這只是一部定位在敘述臺灣球壇某段輝煌史實的電影，但我認為便是因為體育活動擁有跨越族群對話的政治特殊性，使其得以達成許多意想不到的情感聯繫，甚至為和平盡一份力。因此若能更加善用此題材引導觀眾思考受日統治的歷史，以及日臺之間、臺人族群之間的衝突，儘管最終仍是十分理想化的結局，也至少能看見彼此的對話與和解，不至於令人在觀賞後徒留空虛。
參考資料：
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