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親屬的死亡教育

話題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以無差別殺人為背景，描述加害者、被害人家屬的心理狀態，涉獵的範圍還包括媒體間接殺人、精神病患者康復問題等等，議題龐大卻沒有失焦，每部份都有條不紊地既牽動觀眾的心，又留有思考空間，的確是近年「不可不看」的台劇。

坊間對《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宏觀省思有很多，不過個人對劇中的親人死亡議題更感興趣，畢竟雖然我們不像宋喬安或李大芝，要面對摯親被殺／殺人，但喪失摯親後經歷的心情變化，應該是共通的。

可謂全劇軸心的宋喬安（賈靜雯），一直讓觀眾覺得「可憐的人必有可恨之處」，為什麼？雖然她痛失兒子很無辜，但喪親之痛明明不只她一個（劇中最少還有她丈夫劉昭國），然而她酗酒度日，個性亦變得尖酸、暴躁，在私未能處理好與丈夫及女兒的關係，在公亦變得不近人情，對同事及工作態度強硬霸道。

當她知道下屬李大芝（陳妤）是殺死兒子兇手李曉明（王可元）的妹妹之後，甚至借新聞自由之名動用私刑，指派記者獨家跟拍李大芝處理哥哥後事，並曝光李家人的住處，令她一度成為觀眾的黑特對象，果然「可憐的人必有可恨之處」！

不過透過劇情安排，觀眾知道宋喬安「可恨又可憐」的原因——她一直走不出兒子死亡的陰影，案發當天她因為嫌電影沉悶，借外出聽電話為理由把兒子留在戲院，還對他撒了一個小謊「媽媽當然會回來啦！」沒想到這樣的謊言卻成永訣…相比劉昭國，宋喬安的喪子之痛還包括內疚自責：

【摯親過世，就算只是自然生老病死，對親人來說也猶如「被殺」，然後我們會把過去的一些小事找出來，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甚至是做錯了，當時不應該這樣做，如果我們沒有做錯就好了…這樣的「人生不可以重來」的後悔，在摯親過世會被彰顯出來，而且會形成一種傷口，處理不好就會像前期的宋喬安，一直靠防禦及抑制情緒來維持狀態。】

雖然劇中礙於篇幅，情節安排比較急促及理想化，但像宋喬安那樣，透過親人（丈夫）及情緒咨詢，直接面對傷口來源， 正視傷痛，學習與自己和解，就是治療因摯親離世帶來情緒創傷的最好辦法。

同樣面對喪親之痛的李大芝（李曉文），卻因為哥哥是「無差別殺人」案件中的兇手，結果背負著比一般喪親者更多痛楚，父親在案發後只能酗酒度日，母親亦因為家裡經營的麵攤被砸，無法生存之下選擇搬離原住處，戴起口罩販賣肉粽維生，甚至要女兒改名、跟自己（及殺人犯哥哥）斷絕關係。

而李大芝亦陷入「哥哥真的害了人」的思維當中，回憶到哥哥犯案前跟自己閒聊，他說「明天他要去做一件大事」，自己卻因為沉浸於心儀的學長約自己看戲的喜悅，沒有多問兩句，事後她就一直自責：如果當時有追問下去的話，是否一切都不一樣呢？這樣也成為她心中永遠的傷痕。

縱使你未必會成為殺人犯的兇手，但死去的親人做的一些「不能理解」的決定，可能是自殺、死前選擇了某條「不歸路」，甚至可能只是聽了某個人的話選擇令他們死亡的交通工具、班次、道路…無論是自決或非自決的死亡，也會令在生的親人背負一輩子的痛。

《我們與惡的距離》全劇對李大芝一家的態度貫徹始終，溫柔又諒解 — —

【因為「死者為大」，然而我們未能控制死者的決定，只能就在生者角度碎嘴，將怪責的壓力轉嫁到在生的死者家屬身上。其實他們很無辜，在承受喪親的傷痛同時，也要把死者的一切揹上身。】

縱使我們真的很喜歡「找戰犯」，死者家屬無論如何不應該被歸為「戰犯」，亦不應在他們的傷口上灑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