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環境影響我們「能」說什麼。對概念的理解影響我們「會」說什麼。我們「會」說什麼，就影響我們「能」說什麼。
自從上週五以來，我每天至少會閱讀到兩篇來自不同人的性騷擾受害者自白。閱讀這些讓我感到很痛苦，因為我親近的朋友中有人經歷過這些，期間他變得疑神疑鬼、認錯人，而他初次受到性騷擾是十年前的事情，在他又經歷類似遭遇時，他崩塌了。
作為男性我很難真正的同理女性在社會上遭遇什麼。我查了性騷擾相關的研究，發現有近8成的女性經歷過性騷擾，其中7成有經歷過言語騷擾，5成經歷非合意的性觸碰，四成的人在網路上被言語性騷擾，而男性經歷性騷擾的比例是4成。看到這些數據我覺得自己好像跟他們活在不同的世界。
同理他心是指對男性加害者有不當的同情。當性犯罪事件發生時，我們會注意到媒體大多報導男性加害人的樣貌，特別是當男性加害人擁有越多權勢時，在大學生的案例中，新聞會說他是名校學生、運動員、成績很好等等，但針對被害人的描述很少。這是因為由父權主義掌控的社會，過去經常忽視男性性犯罪者的罪行，也忽視女性受害者的遭遇。而#metoo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讓女性重新拿回說故事的權利，透過女性視角來理解事情經過。
我會建議對標題沒想太多的朋友也去看看受害者自白，像我上段所說的，這些敘事必須透過受害者的口吻，用第一手的故事來傳達，而不是透過男性來轉述。說出這些故事之前，他們都已經見證了這惡劣環境帶來的潛在傷害，他們可能在說出經歷後要聽到這些：「對方是開跟你開玩笑，你不要自以為自己多好，人家會對你有興趣；你就是長得漂亮才會被搭訕，誒你不要不知足好不好；我認識的他不是會傷害你的那種人；你是不是在說謊，故意要毀了人家。」我想這些舉例夠多了，這些行為無非不是在譴責受害者、否定受害者經歷或是袒護加害者。
所以，看看而已好像真的沒什麼對吧？但社會的形構不是這樣說的，為何性騷擾層出不窮，對啊你大概不曾強迫他人配合你性行為。但你可能容許周遭男性隨意批評其他女性的身材，甚至會說他穿這麼少不就是要給別人看嗎！如果今天我們可以隨意將女性當作「供人觀賞的物品」，我們就不會尊重女性，因為我們將女性物化成沒有個人生活的物品，而不是與你一樣掙扎在同個社會的個體。
你可能聽過德國牧師尼莫勒說的這段話
當納粹逮捕共產黨人的時候
我保持沉默
我又不是共產黨人
當他們關押社民黨人的時候
我保持沉默
我又不是社民黨人
當他們逮捕工會人員的時候
我保持沉默
我又不是工會人員
當他們逮捕我的時候
已經沒有人能為我說話了
作為旁觀者，我們一直都在做價值的選擇，不說話的旁觀者做出的行為與壓迫者壓迫的行為達到的效果不謀而合。
旁觀者究竟需不需要負責，對被害人來說你不需要負傷害他的責任。我們再想想開頭的那段話，作為父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可展現陽剛氣質的男性)，我們既不太認識父權紅利，也不在意地球上另一半人類的處境實在說不過去。我們選擇不理解這些社會規則運行，就很容易在無意間助長了歧視的社會環境，說出更多增進歧視環境的詞語，如果因為順行很舒服而選擇順行的話，終會成為社會的魁儡(壓迫的協同者)。
Credit: 開頭的四句話來自言論自由論壇，是我從主持人朱家安老師的介紹聽到的。
第二段提到的研究來自SSH 2018 Study on Sexual Harassment and Assault | Stop Street Harass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