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伊萊莎而言，學習「標準」英語，是階級向上流動的必要手段。
賣花女伊萊莎的故事，從「學習英語」開始。學習英語四字得加上引號，是因為這一舉措牽扯到的，不僅是發音的矯正、用字的斟酌，也不僅是隨後而來應對進退的拿捏，而實際上是整套階級意識的內化。今天回過頭看一九六四年的音樂劇電影巨作 My Fair Lady，看奧黛莉赫本飾演的伊萊莎一步一步成為巧笑倩兮的窈窕淑女，最有意義的地方，或許便是審視其間階級意識的運作，以及階級中的性別角色區隔。
對伊萊莎而言，學習「標準」英語，是階級向上流動的必要手段。上流社會人士講的英語給高舉為雅正，低下階級人士講的英語則被貶抑為粗鄙。這種因社會、經濟地位而起的語言歧視，身處台灣的你我，並不陌生。甚至，當英語成為不同國家的國民溝通的媒介之後，語言歧視也混入種族的因素。「標準」英語於是成了階級高低與種族優劣的雙重標誌。歷經希更斯教授一連串荒唐的語言訓練，伊萊莎終於學得一口標準英語，然而她的故事並未因此結束。英語訓練告一段落，伊萊莎在希更斯教授家裡的地位更顯曖昧：非主、非僕，作客卻又失去寄居的理由。這曖昧的地位，正象徵伊萊莎的階級歸屬不定、有待重塑，並且強化了伊萊莎的自我意識。於是，她選擇離開，重新定義自己的位置。
伊萊莎的選擇，很教人聯想起魯迅的知名講詞〈娜拉走後怎樣〉。易卜生筆下的娜拉選擇出走，不願作他人的傀儡，也不願他人作自己的傀儡。但離開傀儡之家後的人生又當如何？魯迅說得清楚：「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要緊了。」若經濟不得自主，奈何？魯迅說得也很清楚：「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伊萊莎終究回來了。她和希更斯教授日久生情，這份情愫逼著希更斯教授正視伊萊莎在他心裡的重要，也在電影最後一幕將伊萊莎帶回希更斯教授的家。為了伊萊莎著想，希更斯教授的住所不能不成為兩人的家。捨此之外，伊萊莎能得經濟保障嗎？電影中呈顯的社會氛圍，很難讓人對伊萊莎離家後的發展感到樂觀。固然伊萊莎自言從希更斯教授身上學到語言知識，但就算這些知識真具備價值，電影裡的社會能否容許一女性角色藉知識換取體面的生活，說實話不無疑問。說到底，伊萊莎「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回來後真會快樂嗎？電影最後一句台詞很值得玩味。希更斯說：「伊萊莎？我的拖鞋死哪去啦……」
民國一百○二年四月十一日於府城
刊於《中華日報》副刊「鵲廬有光」專欄（2013.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