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晴舫的書早被我買齊放在書櫃上，但他們從不生灰，因為就像上癮一般會一直地想去翻閱，但又總覺得許多書還沒看，太偏愛她的著作總是有點失衡，但難免地還是會手賤打開了第一頁於是接連翻到末尾。雖然總覺得想要每個階段每個階段的閱讀一本她的著作，也趁隙在這之間去體會不同的文風與吸收不同的知識，但是裡頭的文字就像會吸人的目光一般，牢牢實實地讓雙眼盯著頁面，就像本書《她》一般，每篇不長，約莫三四頁之譜，然而總共有51個故事，51個女性，而這共構出了《她》的樣貌。了嗎？
《莫妮卡》是印度六歲女孩的名字，賣著孔雀羽毛就如同在印度會見及的那些纏人的兒童，作者放下心防與她交換了名字，但當另一個更年幼的孩子前來黏附時莫妮卡卻把她給喝斥；《瑪莉亞》是從馬尼拉來到香港，而雖然同樣都擁擠著但對她來說香港卻是「熱鬧」，在蘭桂坊遇上法國男人懷孕結婚生子後，她不再是馬尼拉人，超市購物也能插在菲律賓外傭之前置若罔聞任何言語，「那些人不過是低等動物。我可不想浪費時間在她們後面排隊。我的時間比她們的時間來得寶貴多了。」；《買東西》中用衣服來記憶生活中所有事物包括識人、失戀與父喪的女人；《美女》中憤世忌俗著自身姣好的條件卻成為無法與世上另一半的人（男性）作正常（朋友）交往的詛咒；《小女孩》中故作可愛的32歲女子到令人嫌惡的程度，但卻在遇上約會強暴後一夜長大；《大小姐》中頤指氣使的高知識份子女性，卻仍依從在萬年博士生的先生生命之下，還為他生了三個孩子夫唱婦隨；《馬尼拉女律師》說：「男人似乎永遠不用為自己的魅力操心，如果他們有事業又有魅力，是雙重成就；如果他們有事業卻沒魅力，也無所謂，別人總是能原諒他的邋遢粗俗。...女人有事業還是得要有魅力，因為沒有了魅力，妳就不是個女人；即，妳什麼都不是，因為女人的一切都建構在她的性別上。」；《性福》中拿到獎學金的鈴子卻是拼命地交男友，因為家裡指定的結婚對象是她所不喜，而在日本的傳統中女性進入家庭就是保守的系統了，只剩下丈夫與孩子以及一週少數的性高潮，所以性能力變得非常重要，而這也是她與母親的約定，只要能找到包括性方面的各樣優越於指定對象，那就能不成該婚約；《愛的真諦》中被丈夫拳打腳踢只因被怪罪不知道他愛吃飯，卻仍微笑著把這當作理所然的女人；《丈夫的腳印》與《印度新娘》中正好表現了著名的印度文化中對於性別的不同待遇，女性掛上有腳形的黃金鍊代表的是活在丈夫的腳下，而他們卻甘之如飴，而無法自由戀愛卻是要相親得來，卻連愛情不愛情都不重要，而只是可行不可行、家人的意見為主；《泡在酒精裡的革命》中速寫一個北方女子有著豪邁的氣魄，但在描述中卻也不脫被男性凝視著的現實，「她雷電一般的眼神，掃射四周，被掃過的中國男人個個神情膽怯，卻也又明顯流露著慾望。她是他們不理解又亟欲染指的一種女人。」；《女總裁》中像是做白日夢般的少女開著公司印著寫總裁的名片，但卻是個註定失敗的遐想；《老闆娘》中的印度女人，兼顧著家事與事業，因為婚姻不得不學習的察言觀色成為事業上人事管理的才能，先生也讚許著、體諒著亞洲女性的辛勞，「...我是從我太太身上得知，新一代的亞洲女性其實活得非常辛苦，她們夾在新舊不同的兩代價值之間，企圖讓所有人滿意，結果是自己疲累不堪。但是，我覺得，也因此，女人比男人成長更快。」看來卻令人唏噓；《流亡女詩人》中感嘆著89後逃離中國，被質問何仍在波士頓喝著紅酒高談闊落卻說是為了丈夫、為了愛，拋棄了祖國、土地與人民，都是為了愛；《外遇》中與小五歲情人偷情的女人，卻也不願與丈夫分手，這可不是自私，而是不願意證明愛情的存在，畢竟捨其一就證明另一者才是最終，這是種消極否認愛情存在的表態了；《中國的新臉孔》說著深圳經濟特區吸引了許多人前往想一圓各種夢，而女人也不例外，但她們則是盡力地讓自己的面龐可以吸引到大富大商，而使得自己有碩大的胸脯、西方的眼眸與高挺的鼻樑；《曼谷的第一世界》女子則彰顯了胡晴舫在《旅人》一書所提到的那種解離感，在鄉土卻沒有歸屬感，就如同本篇的在波士頓長大卻是曼谷人返家卻覺得故鄉是波士頓城
無論是西方或ㄎ是東方，又或者是東方中不是那麼「狹義」的東方，例如我們都會認為東方人矮矮小小黃皮膚，但那不過是我們自身的「偏見」，畢竟中東也是有面孔深邃或是南亞也有著皮膚深褐的人，這些都是「東方人」，但顯見地不論是在任何樣式的劃分中，西方也有「更」西方，東方當然也有「更」東方的。但誰來劃定呢？當然是掌握話語權（力）的人。所以書名取做「她」除了在描寫女性之外，也帶有「他者（the others）」的意義在，終究是個第三人稱，而且我們難以或忘的是即便又如6歲孩童的莫妮卡的這個「她」，也有她的「她」，第三人稱的第三人稱，所以她貶斥了比她晚到、年幼的另一個小乞丐，我們終究再做出我與非我的劃分。
而除此之外，我們也能看到在不同階級、時間、地點、年齡、文化的女性，都是潛在、顯在受囚著的，他們或許受制於整個社會或是父母，例如受到婚約的驅使而拼命的找性伴侶，又或者是自願地成為奴隸，因為這樣才是個好女人。這樣跨文化以及城市的描寫更可以感受得到這種壓迫的「普世性」，當父權壓迫被否認時這些現象就成為難以解釋的「異例」，然而對於那些既得利益的父權擁護者來說，他們永不會選擇進行「典範轉移」到一個新的性別平權觀點來看見這些問題，畢竟，何苦呢？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胡晴舫的寫作，篇幅可以總是不長，文字也沒那麼艱深冷硬，但卻總是傳遞出無限的餘韻，諸如不經意出現的男性凝視，又或者在短篇中人物的簡單對白卻充分彰顯出了不自覺的支配觀念，胡好像置身於事外地在查看這些世事，但她卻是置身於事內地觀察、紀錄並且再現了這些現實。我並非否定直接上接式地社運改革，但有趣的是有時候文學的方式或許會比強硬地實踐更能讓人發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