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區別就過於政治性，譬如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這樣的人種區別，是隨著西方帝國主義的興起而確立的。……類似人種區別這樣的事情，其最大的問題就在於，這種區別不僅止於描述一種現象，還對這種現象加以評價。想想『奴隸』這個詞吧！『奴隸』一詞不只是用來描述某種特定現象，還發揮了評價的作用。……
正如英國思想史學家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所說，評價性的詞彙反映了一個社會的意識。因此，單純在詞彙上加以變化，並不代表該社會隨之有所改變。」
──金英敏《學習不會背叛你》第61頁
我似乎可以理解為什麼台灣會有一群人致力於摒棄「外勞」且呼籲改為「移工」了。但即使能理解，我卻不認為將「外勞」改稱為「移工」，會為這群勞工帶來什麼顯著的改變。我始終覺得「外勞」不過是「外籍」與「勞工」兩個中性詞彙的組成，不具備任何貶義，因此本文我仍然會以「外勞」稱之。
事實上，我就算再怎麼覺得「外勞」是個中性詞彙，但它在國人心中，還真的具備相當程度的貶義，包含我自己在內。這句話聽起來似乎和前一段所說的互相矛盾，沒錯，我不否認。在單純的「文本」上，也就是指「外勞」或「外籍勞工」這個純粹表面上的詞彙而言，我認為它是中性而不具貶義的；但在社會與文化的濡染下，在我心裡對於「外勞」（這裡我只針對「外勞」而不包含「外籍勞工」，這待會再說明）的偏見至深，比如：外勞就是專指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勞工，不包含來自其他區域的移入勞工、外勞就是擁有自己的小團體、外勞就是會使用有點難聞的濃厚香水、外勞來台灣賺夠了就會逃跑……等難以根除的偏見，甚至幾近於歧視。
相信這些範例，很多人心有戚戚，但平常卻不會表現出來。因為我們內心的自律與自制，不會允許自己將這些偏見或歧視表露出來，成為傷害他人的工具，但這些惡的種子，都根深在我們的內心深處，只是被抑制。
為何對於「外勞」有這麼嚴重的偏見與歧視，對於「外籍勞工」四個字反而不會有過多的感受？我認為其中一項原因是，在諸如新聞媒體或網路資訊等我們所能大量接觸資訊的管道裡，對這群外籍勞工的稱謂一律是「外勞」，比如社會新聞中常見的「逃逸外勞」（官方稱為「失聯移工」），絕不會出現「逃逸的外籍勞工」。因此，我們對於「外勞」的印象遠遠比「外籍勞工」要深得多，而以外勞為主角的新聞，多半都是社會事件，沒看過幾件溫馨感人的，這種情況又讓「外勞」這個詞彙的劣化程度雪上加霜。
前陣子到屏東旅遊，午餐找了一家評價不錯的台越美食店，老闆娘說著還算流利的中文，想必是成為新住民許多年了，為了生活而從業賺錢，這種越南餐飲店全台到處都有；公共公園倘若看到推著輪椅帶年邁者外出散步、曬曬太陽的，也幾乎都是從事家事服務的勞工；更別說那些待在既悶熱又吵雜的製造業工廠內的勞工了，他們所付出的勞動力，我們又怎麼能去否定呢？
要根除偏見與歧視，是不切實際甚至違反人性的。但我們能不能雖然內心藏著偏見，仍然能夠跟外勞們怡然共處呢？我認為是可以的，甚至這件事情在台灣更容易實現。台灣不比世界上其他有種族主義的國家，普遍的台灣人民對於外來人口（範圍涵蓋非本國籍的所有人口，如勞工、留學生、觀光客等）其實是相當友善的。台灣的體制固然對外勞有諸多不便，甚至導致了嚴重的逃逸問題，也孳生了勞工的黑市場（這又是另外的議題了），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很容易看見努力工作的外勞，他們可比不思進取的山道猴子們值得嘉許得多。
以這個角度去看待，「外勞」就不算什麼貶義詞了，反而還有種勤懇的味道，與其執著於以「移工」取代「外勞」，倒不如相信台灣人的熱切與善心。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說：「單純在詞彙上加以變化，並不代表該社會隨之有所改變。」能夠改變社會的，應該是無視個體差異，人與人基於友善而互相關愛的純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