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倫敦地底的巨響

英國倫敦進修期間，我每天搭乘被稱作「管子」（tube）的地鐵至少兩次[1]。它載送我往返城區各處，我逐漸熟悉地鐵裡的空氣和溫度，樂於在等候時靜心觀察地鐵站裡的男女，或和其他酷愛閱讀的乘客一樣在車廂裡看看書報。下地鐵後我經常利用紅色雙層巴士，這也算是倫敦的一個著名象徵符號。我愛坐在上層第一排，感覺上就像是登上一個小型瞭望台，透過前面的大玻璃窗居高臨下，綠意滿盈的夏季倫敦街景盡收眼底。

二○○五年七月七日上午，上班尖峰時間，倫敦市中心發生恐怖份子攻擊行動，四起爆炸聲讓整個地鐵巴士系統全部癱瘓。

當日上午十點半，甚麼都不知道的我步出咖啡館，去超市準備食物飲料，接著提著一個沉重的大塑膠袋上了巴士。陽光燦爛。我很快發現巴士司機舉止有些不尋常，每逢他遇上迎面而來的任何一輛巴士，他就減緩車速，主動和另一位巴士司機迅速交代一些事，神情嚴肅。我坐在車尾，聽不清楚他們的交談內容。車子經過一個站牌，一位乘客下車，司機看見站牌旁有幾位等待其他線巴士的民眾，大聲對他們說：「等一下可能不會有巴士了。」車子前行。我感到有一種詭異和仍待解答的迷團，正在城市上空瀰漫開來。回家打開電視，迎接我雙目的就是那一輛慘不忍睹的雙層巴士，彷彿是一具頭殼被撕裂剝離的死屍。

整個城市瞬時靜默下來。令人愉悅的紅色雙層巴士染上鮮血後，同樣的血紅色竟叫人鼻酸。當晚倫敦西區（West End）的所有劇院和音樂廳皆暫停表演，原本擁擠熱鬧的中國城周邊道路顯得淒清空蕩。報上說，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首見的景象。本事件造成52人喪生，700多人受傷。

其他幾則故事。A君自郊區開車上班，那天早上，平日路況尚可的入城公路忽然嚴重塞車，坐困車陣的他打開收音機聽到消息，覺得慌亂，卻在駕駛座上無處可逃，陷入宛如「幽閉恐懼」的狀態。B君是位心理治療師，當天和往常一般很早就抵達自己的診療室，事發當時他全然不知；他正等待一位從未缺席的病人，心底納悶，反覆檢討著上次晤談時自己對病人所做的詮釋有否失當，以致於病人氣憤不來。C君當日沒特別理由地提早出門、上地鐵，提前到城區的辦公室，之後乃從遲到的上司和同事口中聽聞此事，渾身寒顫不斷，此景讓他想起多年前他逃離的那個烽火連天的祖國。D君為東亞來的博士班學生，出門前恰好看到電視新聞而留步，往常他經常搭那一班被炸毀的巴士去倫敦大學某校區做研究；此刻他看看身旁懷抱一歲幼子的妻子，體會到何謂患難中的幸福。

以上所有人當天都不在變故現場，但均無法免除創傷事件的衝擊。就這樣，恐怖威脅在每一個人的現實世界裡不容置疑地存在著。然而，被破壞的絕不只是有形的血肉、地鐵和巴士，無形的內在世界也難以倖免。

生活的意義不再由主體及客體所共同給定，我們自身的存在感不再如以往般踏實，因為那已變成一種倚賴或然率的機會式存在：今天我活著只是因為我恰好沒有搭上那幾班地鐵、沒有上30路巴士而已。在精神現實當中，所有「這個世界是安全的，社會是可信賴的，生活是可預測的」這類往常不假思索的基本信念，就在短短幾分鐘之內灰飛煙滅。

除了悲憤與不確定以外，我們陷入一種多疑、擔心被害的焦慮狀態之中。例如，片刻之間我曾懷疑，住在隔壁、來自約旦的回教徒鄰居可能會支持此類恐怖行動，甚或以金錢資助。日後只要在倫敦地鐵上看到貌似中東人揹著大型背包，我相信每個人都將心跳加速，暗自祈求上蒼保佑。就像是這次恐怖攻擊發生在地底深處一樣，這種無以名之的恐懼也潛伏在意識底層幽暗處。地表之上，媒體前的倫敦人還是勇敢堅強，一如過往遭逢納粹德軍大空襲、愛爾蘭共和軍數度恐怖攻擊時的歷史印象，總是理性自持的樣子。

但非理性的力量始終不曾散去。在心理層面上，同仇敵愾的情緒激盪之後，民眾很可能將背德的、掠奪的、原始不文明的、暴力破壞的等負面特質，一股腦兒全部歸給一百六十萬英國回教徒。我的老師東倫敦大學社會學教授麥可洛斯汀（Michael Rustin）曾在一篇論述九一一恐怖攻擊的文章中指出：「在這些心智狀態下，所有邪惡被歸因於敵人，所有美德被歸因於我們這一邊。去注意敵人和我們自己的特質之間有否任何可能的相似性或可堪對比之處，或者說，拿我們用來了解一己行為的同樣方式嘗試去了解敵人的行為，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做法。」亦即，我們必然視我方軍隊中的敢死隊為無畏英雄，而我們向來以懦弱來形容的恐怖行動自殺攻擊者，在其政治文化脈絡下，又何嘗不是自我犧牲的勇者呢？一旦全盤否認這種相似性的存在，就很難有機會消解衝突。

Michael Rustin

文中所稱的心智狀態，乃指英國精神分析師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的創見「偏執－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她認為這是嬰兒期最原初的心智狀態，但會在生命歷程中時而重現。嚴重的心理創傷極易喚醒此狀態，於是理當並存的善惡面向被截然二分，壞的部分被投射到某些客體上。

然而生命總會在噬人的困頓中尋找出口。災難過後，不論你的膚色、國籍、宗教、階級或使用的語言，每個人都不再掩飾和別人聯結的需求。我們勤於打電話，寫電子郵件和親友同事報平安。我知道從精神醫學來說這樣的因應方式對心理調適有益，但實際上我本身的反應並不是源自於這份知識。它並非認知判斷後的產物，而毋寧是更為直覺、原始的反應。

我們都需要在內心確認一下既有的依附關係，渴望再度體會安全感以及被疼愛的滋味。剎那之間，在死亡之前，我們明白「生」的可貴。這個場景帶著希望：當象徵著聯結的地鐵被無情攻擊之後，人們很快忙著重建和客體的聯結。在這些建立聯結的努力背後，我們發現：「生」的本能依舊無條件地強韌搏動著。

隔天，我又忐忑不安地步入地鐵站。我心想今天應該好好檢查，挑一節相對安全的車廂，但時間極短不容我猶豫。只得豁出去，走進去。我忽然想仔細看看這節車廂裡的每一張臉。

是的，凝視每一張臉孔。我逐漸陷入自由聯想……如果再來一次類似的事件，這些人就是我生死與共的同伴。我要仰賴這些身旁的陌生人，從而生存。不論他來自孟加拉或波士尼亞，佛教徒或穆斯林。他們也得依賴我。我們必須一同離開煙霧瀰漫的車廂，穿過灼人的火光，越過不幸罹難的死屍，沿著灰暗的甬道，一同前進。我們傷口疼痛，內心驚惶，卻不忘伸手拉後頭的人一把。血污抹在我們臉上，不規則的暗紅蘊染開來，遂成苦難和慈悲的印記。

[1] 倫敦地鐵在英文中別稱The Tube，名稱來源於車輛在像管道一樣的圓形隧道裡行駛。--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