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精彩的精神分析論文中，我讀到以下的案例片段[1]：
個案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單身女性，常帶著一種悲傷而認命的神情，顯得有些狂野、不討喜。她舉止缺乏女性氣質，穿著也彷彿是想讓人無視她的存在。她深受憂鬱和焦慮所苦，並且總是被她試圖建立穩定關係的男人所拋棄。底下節錄自第四年的某次分析片段。
個案：今天早上，我想到了上吊——一個麻木、不想再被虐待、失去一切感覺的身體，變成一個破布娃娃……上吊，這才是具體的東西……我想我讓你害怕了……害怕我真的會自殺……
分析師Q：儘管你有自殺的想法，但我覺得你對生命仍有很大的熱情，這也是你會定期來見我的原因。但你是不是常常一感受到生命的悸動，就立刻又怕自己會再次面對那些惡意的人，再度處於被虐的危險之中，包括在這裡？
【沉默】
閱讀的時候我立刻想到，我有可能不會這樣回應。
分析師Q的做法，是試圖點出患者在壓倒性的負面感受之下，是否忽略了生命經驗以及分析治療當中的正向經驗。
我相信不同的個案，在每次治療的不同情境底下，都可能讓分析治療師萌生不一樣的回應。
一定會有某一個回合，當個案說「我想我讓你害怕了，害怕我真的會自殺」，我會想先回答「沒錯，你真的會讓我擔心耶」，接下來再開始說些別的。
這個意念，立刻召喚出海量的批判聲音。
假如我這樣講，是不是太急躁、慌張，而且沉不住氣？治療師不是應該像第四棒打擊者--例如西武獅隊清原和博--一樣不動如山嗎？
我這樣講，下一次個案會不會就不敢透露自傷、自殺意念了？因為讓治療師擔心而引發其歉意？治療師的招認，成為個案的負擔，遠離了分析。
如果我們把佛洛伊德的「禁制原則」(abstinence)奉為金科玉律，治療師就不應該表達「我會替你擔心」這樣的說法，畢竟這是治療師自己的感受，而治療師的情緒可能影響到個案的自由表達。
涵容並非面無表情無動於衷
然而，精神分析學界早就存在不同的看法。
英國精神分析師Carpy就認為，讓個案目睹治療師做為她的容器(container)的掙扎，這樣的歷程本身就帶有治療性。個案看到治療師受到她影響的狼狽狀，或許產生一絲勝利感，但在某些時刻會領悟到，自己仍是一個對別人有影響的人，而分析師同樣也是人，在治療中受她影響，與困難拚搏，卻依然勉力維持思考的能力。
Denis Carpy
以母嬰關係來觀察，嬰兒需要去感受到媽媽掙扎著去忍受他投射出來的苦惱，但不會造成母性功能嚴重的中斷。如此嬰兒可以將他自己投射出來的這些部分再度內射，同時將母親忍受的能力納入心智。
母親被一種恐慌緊緊抓住，擔心嚎哭的嬰兒正在死去，而她無法及時餵養他。如果她能夠忍受這樣的恐慌，就會給嬰兒餵奶。嬰兒可以感受到媽媽的恐慌，而媽媽仍然可以給他奶水，這個餵養的過程，讓嬰兒的恐慌變得可以忍受，這就是比昂提出的「涵容」(containment)真義[2]。
以上述會談為例，治療師瞬間感受到個案自殺危險的衝擊，或許覺察到自己的擔心害怕，但那是否可能也包含個案心中對自己自殺傾向的害怕（令其難以承受而投射到治療師心中）呢？如果治療師總是擺出一副勇者無懼的姿態，個案能否真的相信治療師或多或少理解其焦慮呢？依此，治療師節制地展現某種程度的焦慮不安，或許更貼近個案的內在生命實相。
正如同平靜的湖水幾乎難以觀察，除非一陣風捲起了波紋。要嬰兒或個案去感受到眼前有一個涵容的客體，就必須感受到它正在運作著，這意味著感受到它正處在壓力底下。這些波紋，發生在言語詮釋的範疇之外。
治療師可以真誠嗎？
分析治療師做為心理的容器，顯現出真誠(authenticity)，其實別具意義。
如果母親或治療師相信「天生好手」不會感受到壓力，進而展現出一種毫不費力的樣子，小孩與個案不僅無法感受到涵容的關係，甚至會覺得自己低劣、不夠好，因為眼前的客體面對他們無法承受的感受，竟可以表現出完美的平靜[3]。
「處變不驚」的完美母親或治療師，或許更加令人害怕、厭惡，無法親近！
況且，我們都希望個案在治療中可以真誠，不需隱瞞地自由聯想，那麼治療師「適度」展現出真誠的一面，也是在言語詮釋之外的某種「身教」吧。
在此我必須特別強調，Carpy醫師說他絕非倡議分析師應該刻意將反移情行動化，而是要指出過往文獻對涵容的描述，均未完整辨識出以下這點的重要性：我們其實無法「完全」涵容投射到我們身上的種種。分析師部分反移情的行動化無可避免，個案會觀察到分析師有情緒，而這個歷程反倒對分析的治療性有所貢獻。
美國關係學派的視角
上面的論述，是來自於克萊恩、比昂以降闡述投射性認同的英國脈絡。
橫跨北大西洋，美國的關係精神分析，對於相互共演(enactment)以及自我揭露，都有著更為積極開放的態度。
路易斯．阿隆 (Lewis Aron)
當治療師說「沒錯你真的會讓我擔心耶」，這當然是一種自我揭露，但也是分析治療兩造在移情/反移情之下的共演，而共演如果可以審慎操作，可能帶有治療性。此處共演所指涉的現象，近似於上述「部分反移情的行動化」。
對反移情進行有選擇的、少量的揭露，臨床上的好處如下[4]：
(1) 自我揭露可以證實病人的現實感。以本文案例而言，治療師的坦白可以肯定病人具有心智化能力，亦即病人對治療師內在所做的心智化推敲是可能存在的，認可病人作為主動參與者的判斷力。
(2) 有助於建立治療師的真誠。我們的呈現就不再是費倫齊(Ferenczi)所詬病的專業的偽善(professional hypocrisy)。
(3) 它們表明治療師與病人並無太大區別，治療師也是人，也會有情緒。於是促進合作式的平等主義，認可病人作為主動參與者的能動性，也必須在塑造和引導分析關係的過程中承擔責任。
(4) 自我揭露澄清了病人對治療師和對一般人影響的性質。
(5) 自我揭露有助於打破治療僵局和根深蒂固的阻抗，促進病人的分析參與。
然而阿隆認為，我們的理論也不應該使我們覺得必須強迫性地進行自我揭露，就像費倫齊那樣錯誤地認為這是唯一誠實和真實的參與形式。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提醒，治療師必須維持自由的思考及彈性的介入，切勿陷入僵化的回應。
結語
我並不認為治療師回答「沒錯你真的會讓我擔心耶」是此一臨床情境的標準答案，但它的確是可能的選項之一。
我從英國與美國的精神分析流派，試圖找到足以支持此作法的論點。
Wilfred Bion
如果治療的某一時刻，個案希望治療師擔心她的自殺威脅，我們是要把它當作一種操縱，勿輕易滿足此幻想，以符合「禁制原則」嗎？
亦或把它當作一種溝通，想召喚客體的關心，也是某種「使用治療師」的方式？因為關心很可能是她生命中極度欠缺的部份?
如果治療師一小部分的自我揭露，展現出接住個案死亡恐懼的企圖，有可能減少個案的自殺衝動或幻想的話，即便只有一點點，我想自己很願意這麼做。
分析治療師忍受強烈的反移情，在心中繼續建立著各式連結，仍不免出現部分反移情的行動化，或是共演。
但那卻可能意外成為分析治療的催化劑，促進蛻變。
[1] Quinodoz, J. (2006) Thinking Under Fi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7:1-10.
[2] Carpy, D. V. (1989) Tolerating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A Mutative Proc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0:287-294.
[3] 2019 Mawson, C. Psychoanalysis and Anxiety: From Knowing to Being. Routledge.
[4] 路易斯．阿隆 (Lewis Aron)：心靈的相遇--精神分析中的相互歷程 (A Meeting of Minds: Mutuality in Psychoanalysis)。吳佳佳譯，心靈工坊出版，2023，35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