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詹育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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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從去年十一月底開放國境以來，步入後疫情時代，並開始了關於後疫情的討論。在這個背景下，「台北藝術節」嘗試透過藝術家的訊息和作品，與觀眾進行對話，以藝術的方式啟發對後疫情時代的思考。其中一個關鍵主題是「生態」，這裡的生態意指的不僅僅是傳統的環境保育，更強調人與周遭環境的互動關係。
藝術節期望透過邀請藝術家和專家，提供更多深入討論生態創作的機會，正是在這概念下，產生了「共想吧」的活動。在這三天的講座中，大主題為「氣候危機時代永續共生的創作實踐」，邀請講者詹育杰，他目前居住在巴黎，致力於撰寫評論文章，第二天的講座主題為「女巫、酷兒、賽博格與生態學」，通過對女巫魔術的討論，延伸到生態女性主義，以及跨二元創作實踐和相關學者的討論。
世界上不同文化中都能看到女巫的角色，一方面呈現出女性的強大，可是另一方面，女巫通常與老化、淫蕩等負面形象無法脫勾，這種文化刻板印象可能部分源自於聖經裡的厭女元素。自中世紀開始，獵巫運動興起，持續至十八世紀，逐漸演變為一種在女性頭上扣帽子的方便手段，搭上印刷術的興起，以及街頭演出和佈道的宣傳，獵女巫的風氣不斷延燒，這種風氣的傳播也進一步強化了對女性的偏見和歧視。
1487年的《女巫之鎚》在當時是一本暢銷書，甚至成為宗教法庭裡的經典、作為審判的根據，裡頭描述女巫具有縮小男人性器官、飛上鳥巢的能力等，充斥道聽途說的軼聞，這本書出現後，宗教對於女性的態度急遽惡化，深受其害的包含助產士、治療師、接骨師、其他信仰的女祭司等。
書裡提及的女巫安息日描述了女巫聚會狂歡的場面，描繪女巫騎上掃把，飛到樹林中，與怪物一同派對，甚至會吃小孩等。過去宗教法庭的判決，聲稱女巫在安息日時從山羊那邊學會製作毒藥的方式，更暗示女巫可能使用了宗教致幻劑，諸如含有罌粟或大麻的植物萃取物、蟾蜍、被真菌寄生的黑麥麥角，LSD等，判決裡更譴責這些致幻劑導致了女巫的幻想跟殘暴的行為。
Silvia Federici指出女巫獵殺與新世界人口的殖民化和滅絕、英國的圈地、奴隸貿易的開始同時發生，與資本主義崛起和私有化生產工具脫不了關係。當時男權和階級的壓迫使得女性受害者不斷增加，不合群的、有經驗和學識的女性容易成為被針對的目標，到了1970年代受害者已經有超過一百萬人，時至今日仍有五萬至十萬的女性難免其害，這還不包含私刑的數據。
諷刺的是，這反而有助於女性在法庭上的地位提升，在女巫獵殺發生前，女性在法庭上不具有任何地位，但獵巫開始後女性的證詞也能被採用，儘管最開始僅是為了證實女性的罪名，才開始把女性的證詞也作為證據，使得女性在司法上的地位提升。
｜當代女巫繼承者
在當代，仍有許多女性沿用女巫的名稱，其中一個名為「地獄來的國際女性恐怖主義陰謀」（Wome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Conspiracy from Hell）的組織，簡稱女巫（WITCH），基於對女性受害者的認同而成立。他們主張自己是「你沒能燒死的女巫的孫女」，並於1968年發布了一份宣言，寫道：「沒有必要加入WITCH組織，如果你是一個女人，你勇於審視自己，那麼你就是一個女巫。」這一宣言強調了他們對於每位女性內在力量的信仰，並鼓勵女性通過自我審視來發現自己內在的能量，不需要依賴特定組織的認同。
除了WITCH組織外，女性主義運動在1976年迎來了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當時誕生了第二波女權主義雜誌《女巫》。接著在1979年，《螺旋舞》雜誌由新異教女巫和女性主義者星鷹（Starhawk）創辦。星鷹不僅在推動女性的權益和爭取墮胎權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她的實踐還涵蓋了更廣泛的社會議題：星鷹也投身於「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強烈譴責白人至上主義，並在美國大選期間以施咒等形式表達對川普的抗議。這一系列的行動不僅凸顯了她對於種族和社會公平的關切，同時也展示了她對於女性主義運動的多元參與和投入。
｜生態女性主義
女巫文化及第三世界農婦啟發了生態女性主義，這種思維出現後，諸如反核、抱樹等的運動才誕生。生態女性主義包含文化精神、社會唯物這兩個主要立場，儘管於1990年代遭到其他女性主義流派批評其非理性和本質主義，而逐漸沒落，但對於今日的生態學思考，仍具有激進化和政治化的功能，更能夠結合社會學的理論，從社會正義和性別、等級制度的角度出發，深化生態學的討論。
｜魔法巫術「跨二元」創作實踐
十四世紀，異教社群因女巫獵殺運動的嚴重影響而受到極大削弱，這也導致了與超自然、萬靈論以及神秘主義相關的知識的消失。然而，時至今日，這些知識在「跨二元」創作實踐中重新浮現。其中，魔法和巫術被引入作為跨越物質和非物質世界的討論，以此搭建起一座連接兩者的橋樑。這種實踐不僅在理論上具有價值，更在社群和共同體的想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在1970年代，星鷹所推動的抱樹運動以及肯亞的綠化帶運動，皆在這種跨二元的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這些運動的實踐同時也貫穿了生態學的物質、精神和社會層次，形成了一個綜合的、跨足多元領域的生態實踐範式。這種跨二元的知識傳承和實踐，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於人與自然、物質與非物質等關係的理解，為當代的社會和文化注入了新的思考和活力。
藝術創作者至今仍沿用女巫和魔術的脈絡，藉由女巫背後的文化背景，投射到世界各地的女性狀況，進行反思；此外，女巫也成為生態學和酷兒之間的橋樑，其衍生的社會運動和理論基礎大大拓展了創作者思維的潛力。女巫在大鍋子中攪動食材的印象，與藝術創作中將對立觀念聚集、統合、再構築的舉動不謀而合。
將生態永續和酷兒的概念相結合的藝術家艾夏爾（Mimosa Echard），其作品翻玩不同物質，召喚了後網路藝術的元素，與之同樣具有跨越二元的概念：有機和無機、自然和人工，更刻意把藥用植物與避孕藥這些對立的東西並置。艾夏爾一系列的作品都受擁有720種性別的黏菌啟發，這些黏菌同時是動物和植物，是單細胞生物，但也具有學習、記憶和傳播能力，暗示著一種混亂的、黏稠的曖昧狀態。
艾夏爾作品中使用的粉紅色，與酷兒運動使用粉色互相呼應，指出粉色作為人工物的特質，看似天真浪漫，實則以概念化的方式在在指出當代的平權、生態，及消費問題，他的作品中使用許多流動的材質，包含尿液，指涉通過尿液採集發明出的宗教致幻劑，回扣到對女巫安息日的刻板印象上。通過對物質的探索和重新運用，艾夏爾打破非黑即白的概念。
學術領域方面，Donna Haraway以其深厚的學識建立了一個綜合性且極富啟發性的學術體系，於《Staying with the Trouble》這本書中，她提出「Queer Worlding」的觀點，Haraway試圖在人與非人相互交織的情境中，揭示出一種新的關係形式，即酷兒親屬關係（Queer Kinship），這種關係超越了主客體的限制。
後人類主義的思想在藝術領域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啟發了眾多藝術家的創作。他們在作品中展示了一種重新定義人與自然、人與非人關係的視角，通過藝術呈現出「Queer Worlding」所代表的新關係。這些作品超越了傳統的界限，展現出一種新物質主義的、後人類的表演性特質，並透過其作品來呼籲人們重新思考人類與環境的互動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