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們太自私，才會教出這種變態。」
2018年公視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在全台掀起一波針對教養的討論，該劇不僅批判升學主義造成親子之間的緊張與疏離，也表達孩子不是父母的所有物，強調孩子的自主性。其劇本大多以中產階級家庭為例，深刻描寫一群飽受升學壓力所苦的學生產生的負面精神影響，亦呈現現代父母對於教養的偏執與焦慮。
2019年一樣火紅的《我們與惡的距離》雖主要是探討無差別殺人與死刑議題，但其中有一句話卻烙印在我心裡。殺人犯李曉明的媽媽對律師說：「我家就在麵攤後面，小孩喜歡躲在自己房間，媽媽要管嗎？不是說要給孩子獨立自我、成長的空間嗎？……是我們太自私、太忙，都沒有時間跟小孩講話聊天，才會教出這種變態……」
一頭是過度管教，另一頭則是疏於管教。當然，這兩部劇並非將所有問題都指向父母「不會教」的問題，而是期盼帶來更多社會學視野，促進彼此理解。但是，仍有許多人將劇中的悲劇歸咎於父母的不是，也引出「教養」成為無數焦慮的父母必須耗費大量成本研究、評估、反思的行動。
拚教養：教養焦慮所映照的社會結構
新時代的教養方式，一方面崇尚與孩子平等對話，提供大量情感支持，成為孩子的「隊友」；另一方面，也因全球化的競爭，無數焦慮的父母深怕孩子沒有「競爭力」，而從小便投入大量資本「多元刺激」。
台灣社會學系教授藍佩嘉便是循此脈絡寫下《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以紮實的田野調查，分析台灣不同階級的家庭如何產出不同的教養策略，也呈現階級內的多元與差異性。她指出，
「人們經常以為教養只是個別父母的煩惱。本書呈現看不見的結構力量與社會界線，如何造成父母們的教養困境與情緒焦慮。親職也像是個經驗透鏡，折射出如萬花筒下的臺灣面貌……面對貌似不安全與不確定的未來，當代臺灣父母採取不同的教育與親職策略試圖保障下一代的安康，弔詭的是，這些保安策略卻經常讓我們感到更不安全。」[1]
翻開本書，讀得特別津津有味。不僅作者兼顧學術與大眾的口味，更透過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故事，呈現不同家庭的美麗與哀愁。
《拚教養》主要回答三個問題。第一，不同階級的家庭，發展出何種教養策略？第二，這些教養差異如何強化不平等的童年？第三，為何這些確保孩童安全的教養策略，反而讓大家感到更不安全？
中產階級家庭：培養國際競爭力、規劃自然成長
針對資本多的中產階級家庭，有一部分的家長將「缺乏國際競爭力」視為潛在的風險，因此透過國外遊學、雙語學校的教育資源，盼望孩子成為更有競爭力的「世界人」。也有許多家庭透過「全補教育」，從小累積孩子的才藝與多元學習能力，期待未來能夠化作申請頂尖大學的履歷。
然而，在文化資本相對較高的父母中，卻深刻感受到許多教養上的矛盾。例如，要平等說愛，又要求孩子遵守規矩；希望放手讓孩子去飛，又想管理潛在風險；想刺激孩童的多元認知發展，又無形中順從於競爭的工具主義。
不同的論述拉扯著這些父母，也讓某些人開始認同「自然成長」、「快樂童年」的教育觀，積極「規劃自然成長」，選擇遠離都市的另類學校（如森林小學），注重孩子與大自然建立深刻的連結。這些家長重構新的教養評價框架，將爬樹、種田、縫紉、木工等傳統技能定義為新的文化資本，並認為創造力、自主性、藝術表達與社交能力等比傳統的書本知識更為重要。
但是，由於強調家長必須一同參與孩子學習的堅持，家長們（尤其是母親）要不斷反思檢視自己的生活，如飲食與家具，有無符合環保有機、親近自然的理念。這種密集母職的日常風險管理工作，造成許多母親的壓力。此外，一味地打造「自然成長」的溫室，卻反倒讓這些孩子對「外頭」的世界（商業文化、網路）心生嚮往。
勞工階級家庭：培育階級流動力、順其自然造化
在文憑主義掛帥的台灣社會，勞工階級家庭為避免下一代複製階級，而更著重子女的學業成績。由於缺發足夠的文化資本，他們傾向累積跨階級的社會資本（與老師建立私人關係），或透過外包的教育（安親班、補習班、家教班）來培育階級流動力。這些父母較「務實」，希望把錢花在刀口上，讓孩子所學到的任何東西都能有效化為幫助升學的工具價值。
然而，這些家長經常面臨陪伴與賺錢的兩難。由於必須仰賴雙薪，父母難以有時間去陪伴孩子完成學業，並滿足其情感需求（單親家庭則有更長的工時）。再者，這樣「怕下一代做工」的思維，不僅否定勞工階級的文化價值，更合理化白領階級的支配地位。
有更多的勞工階級家庭則是「順其自然造化」。父母因長期不被主流白領階級文化認可，而產生「階級傷痕」，因此更傾向保護孩子免於面對課業壓力，只期待他們能「平安長大」。由於學校期待父母能更多參與孩子的課業，這些家長更容易被貼上「不負責任、教養無力」的標籤。
教養的困難：時間的窮人、公眾議題私人化
究竟為何教養在台灣變得如此困難？藍佩嘉從兩個面向來解析不安全感的來源。第一，是「壓縮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以時間的壓縮來看，台灣在短時間內經歷大規模的經濟、政治與文化變遷。兒童觀的改變，讓上一代的父母開始反思自己的「失落童年」，渴望與上一代的威權教養進行斷裂，卻又不自覺複製原生家庭的教養模式。空間的壓縮，也使得全球的教養與學習資源變得唾手可得（尤其是歐美），但即使是有資本的家庭，也難以達成理想的教養教本。既要培養孩子的競爭力，又要滿足其大量的情感需求，尤其長工時的雙薪家庭父母更成為「時間的窮人」。
尤其，勞工階級家庭在長期經濟不安全的處境下，難有足夠的「認知頻寬」去閱讀新的教養知識，只能以較立即的方式管教小孩（如打罵），進而被教育體制視為「不當管教」，甚至被民眾批評「不會教就不要生」。
第二，是高度個人化、私有化的教養策略。當今社會強調父母對於教育的選擇，以實現對自己孩子最優的教養方式（跨區就讀、體制外教育、飲食風險管理等）。然而，這種以中產階級為主力、強調選擇權的「新自由主義親職」論述，卻忽略很多選擇乃是來自階級優勢，需要耗費大量經濟與文化資本，進而將其他父母的教養化約為「不為孩童想」、「不當選擇」的個人問題。
簡言之，個人化的教養策略掩飾了階級的結構性困境，將公眾議題私人化，也使父母失去與社群的連結。
此外，「選擇」的邏輯假設教養是「線性」發展，只要蒐集充分的資訊，就能提高利益、降低風險，為孩子打造一個理想的童年。然而，真正的教養從來不會有明確的階段發展，亦難以評估所謂的利害得失；相反的，是充滿不確定與挑戰的未來。諷刺的是，許多教養指南正是利用這種恐懼，販賣降低父母焦慮的任何商品或課程（如全腦開發、外語能力、親子溝通）。
拉拔一個孩子長大，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
所以，我們該如何改變這些教養困境，讓父母與孩子都能鬆一口氣呢？
有別於「選擇的邏輯」，藍佩嘉引用人類學者安瑪莉‧摩爾（Annemarie Mol）在《照護的邏輯》談到的觀念，指出「照護的邏輯」應用在教養的場域上即是：
- 不僅將孩子視為有獨特個性的行動主體，也同時將父母視為需要被照顧、滋養的對象。
- 不強調選擇與掌控，也不全面配合孩子的需求，而是重視團隊的互助與分工，認真看待彼此的貢獻。
- 不事先預設、規劃教養目標，而是在有限的資源下先行動，持續尋找適當、可行的目標。這是一個持續協商、共同試驗、作伙修補的過程。[2]
藍佩嘉也提到，針對教養的階級落差，我們不應著重讓弱勢家庭提升親職知能，例如要求家長要參與孩童的學習、每天念故事給孩童聽。這只會加深家長的壓力，且再次感受到階級帶來的教養汙名。相對地，我們應建立「夥伴關係」，結合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員（護理師、社工、諮商師），透過定期家庭訪視，改善家庭的健康、教養與情緒狀況。換言之，要以團隊的思考來解決系統性的問題。
最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書中提到要有「拉拔一個孩子長大，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的群體思維。我們已經看到，有愈來愈多的父母組成共學團體，或是積極組織父母的互助社群，彼此分享教養上的困境，甚至轉化成參與政治的力量[3]。
藍佩嘉指出，教養下一代，需要公民社會的活絡。無論是社區組織、教會團體，都能在當中扮演跨階級交流的重要平台。我們能結合公共資源，提供更多元的活動，讓教養不會成為有錢人才消費得起的私有財。
結語與反思：第一次當父母的孩子，第一次當孩子的父母
《拚教養》是可讀性高、資料豐富的一部本土作品，我們可以看見結構的力量，如何影響著不同父母的教養策略，連帶著非預期的焦慮與不安全感。雖然這多了幾分同理，如作者所說「沒有好壞對錯，因為每個家庭的資源與條件不同，適合的教養方式也有所不同」[4]，但我並不完全認同。
事實上，以「照護的邏輯」來看，一定存在著「更好」的教養策略。行動與價值判斷密不可分，只是我們需要花時間學習、探索。例如，已經有很多的研究資料指出體罰或情緒勒索會造成許多童年創傷，我們不能再將這個視為「家庭教養風格」，而不做任何價值判斷。我們不願看到孩童遭受情感與肢體上的虐待，只因父母的資源不夠。不然，這又會回到「選擇的邏輯」：我不管你要選什麼，那是你家的事、你的權利，與我無關。
社會學的視野讓我們把全貌看得比較清楚，但我們必須介入、行動、判斷，結合群體的力量，去拉拔每個孩子長大。我們總是在盼望一個更好的教養環境，否則，本書也不會提出一些解方。
最令我感動的，是書末作者如此寫道：
「如果這本書可能提供這些孩子一些慰藉或啟發，我希望你能從中看到父母的焦慮掙扎。在某個意義下，他們也是結構下的受害者，他們難以看穿市場販賣給他們的恐懼、不易擺脫成長過程中內化的社會期待，不知不覺中把愛變成焦慮與控制。」[5]
我現在雖然能吸收很多教養知識，或是對一些教養論述批判地頭頭是道，但當未來有一天成為父母，我又會怎麼教養我的孩子呢？
我們都是第一次當父母的孩子，也是第一次當孩子的父母。或許，試著感受每一刻珍貴的交流，視之為平凡又不平凡的恩典，也同理彼此的無奈與脆弱，便能使我們放下「拚教養」的執著，創造一個充滿奇蹟的未來。
[1] 藍佩嘉，《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台北：春山，2019），頁18。
[2] 同上，頁324。
[3] 書中提到的例子有：「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歐巴桑聯盟」、「多元教育家長協會」等。
[4] 藍佩嘉，《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頁307。
[5] 同上，頁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