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獨步獨什麼】日本推理文學史觀的當代反思（中）：真實感的典範轉移
文／冒業
上一篇文章講解了「本格派（不寫實）」與「社會派（寫實）」勢不兩立的普遍觀念有其歷史源頭，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那麼，接下來的問題便會是：既然兩者並非對立，80年代末造成社會派推理衰退和新本格浪潮的成因又是什麼？在回答問題之前，也許先略為思考一下，當我們以「寫實與否」的角度去區別兩種推理小說書寫時，這個「寫實」究竟是指什麼。
或者說，所謂的「真實感」，其實是否並非靜態，而是一直在變動？
從社會派到新本格之間，日本的推理小說界曾有數起「過渡性事件」。比如1975至1979年之間曾經有一本專門刊登戰前偵探小說相關內容的雜誌《幻影城》，它亦有連載被稱為「第四大奇書」、竹本健治的《匣中的失樂》。1975年該雜誌設立了「幻影城新人賞」，藉著此獎項出道的作家有泡坂妻夫、栗本薰、李家豐（田中芳樹）、連城三紀彥等。《幻影城》還在1975年成立粉絲俱樂部「怪之會」（怪の会），成員包括宮部美幸、繩田一男、山前讓等。
在這段期間，橫溝正史的舊作品亦正被大量影視化，更掀起了舊作重版熱潮。橫溝為止還重新提筆發表事隔十二年的「金田一耕助系列」新作《醫院坡上吊之家》和《惡靈島》。
《醫院坡上吊之家》描述戰後的頹廢、豪門的衰敗，以及金田一耕助偵探生涯的終點。是名偵探金田一耕助人生中最為漫長，也最為詭譎的一案。
與此同時，以幽默方式書寫推理小說的赤川次郎於1976年憑著《幽靈列車》獲得ALL讀物推理新人賞（オール讀物推理小説新人賞）出道，並以「三色貓推理系列」獲得廣大人氣；揉合高科技、綁架案、商業間諜和科幻等題材的二人組作家岡嶋二人在1982年以《寶馬血痕》獲得江戶川亂步獎出道；還有1961年出道的西村京太郎和1981年出道的內田康夫等等以「旅情推理」書寫吸引大量上班族讀者的推理作家。
無論是《幻影城》出身，抑或其他在60-80年代出道的一群人氣推理作家，都無法簡單以「社會派的衰退與本格派的回歸」概括他們的創作軌跡。更枉論「讀者看膩了社會派」或「讀者不再關心現實社會」等等過度簡化的解釋完全將他們排除在外。評論家兼推理作家笠井潔認為，這些不遵從社會派推理書寫的作家會衍生出繁多的創作風格，正好反映出當時以松本清張作品為範本的社會派推理所預設的「寫實感」已跟不上時代。
《影幻城》出身的栗本薰，作品《絃之聖域》與竹本健治《匣中的失樂》、笠井潔《再見，天使》、島田莊司《占星術殺人事件》並列，影響「新本格」推理的重要源流巨作！
笠井在1996年出版的評論集《模倣中的逸脫現代偵探小說論》（模倣における逸脱 現代探偵小説論）中指出，無論是哪一派，作為都市文學的偵探小說均呈現出以「內」對抗「外」的結構，差別只在於「內」與「外」實際上是什麼。一般來講，「內」是和平繁華的平民社會，而「外」則是威脅到社會秩序的異物，譬如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莫爾格街凶殺案〉的「外」是一隻走失的婆羅洲猩猩、威爾基．柯林斯（William Collins）的《月光石》的「外」是企圖偷回被英國軍隊從當地佛寺取走的寶石的印度宗教結社等。松本清張作品如《點與線》和《零的焦點》等的「內」是戰後處於高度經濟成長期的日本社會，而「外」則是日本在戰敗之後混沌期的記憶與其殘留物，兩者分別是當時日本社會「光」與「闇」。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距離戰敗已超過三十年，其殘留物的影響力正逐漸消亡，日本的大眾社會更已發展成熟，形成對娛樂有高度需求的消費社會。社會派推理原本對社會區分成「光」與「闇」的方法因而失去其立足點。
笠井再指出，在愛倫．坡的時代，偵探小說原本是當時一群文學家抵抗被他們認為是「庸俗」的市民小說的浪漫主義運動的產物。可是在愛倫．坡開創了其形式之後，偵探小說反而逐漸演變成呼應時代和不同國家國情的大眾市民小說，像是法國有承襲皮耶．修德洛．德拉克洛心理小說風格的心理懸疑小說；美國演化出冷硬派（hard-boiled）偵探小說；而在英國，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繼承了十九世紀女性作家的家庭文學風格，將社會交際上會遇到的大量典型人物和複雜關係置入推理小說當中。換句話說，推理小說需要演化出適應該時代、該地域的書寫方式才能成功，反之則會衰退甚至遭到淘汰。
赤川次郎在《我的推理小說作法》（ぼくのミステリ作法）提到，他學習得最多的作者是克莉絲蒂。有別於過往的社會派推理小說或過去的本格推理小說往往是份量沉重、題材嚴肅且內容密度高的「大作」，赤川以高產的「口袋書」為讀者提供有趣輕鬆且短小的消遣娛樂故事。赤川筆下大量具魅力的角色、具備影像感的文字、加入「旅情推理」氣氛的情節等等，都令他成功在經已成為高度消費社會的70年代日本吸引大量讀者。笠井認為這正因為他精準地拿捏到切合當代市民小說風格的推理小說書寫方式。
在新本格浪潮剛開始的時候，有一些評論家批評這些推理小說人物空洞、角色平面，部分作品如我孫子武丸的小說更出現大量殺人、殘酷地對待屍體的情節，相比起社會派推理是一種開倒車。可是笠井反問，會不會是因為日本社會確實大量生產出沒有個性的年輕人？而在80年代不時出現的街頭隨機殺人如1989年宮崎勤事件，或是家庭倫常慘案如1980年神奈川金屬球棒殺害雙親事件，都是新本格推理的時代背景。也許，從社會派推理、赤川次郎等人到新本格的發展，並不等同是寫實小說在衰退，而是何謂「真實感」本身就出現了典範轉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