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創業家與新創怎樣強大，商模再如何無懈可擊都無法擊敗「時機」這大變數。此時堅實的團隊就特別有價值，如頭狼型創業家總是扮演新創靈魂人物，但當在大環境發生變動時其它核心成員或就有較吃重角色。當大環境威脅到新創賴以持續存活的商模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才幹及視野終有時窮，若團隊堅如盤石就有機會避免頭狼CEO在經驗、知識與判斷力不足—所以創業家「聽的能力」此時會更顯珍貴。
廣納雅言總比專斷獨行好，天使股東的連結、資源及意見也是寶貴資產，若適時咨詢股東們建議，面對重大變動時新創或可降低因太專注項目及視角單一而導致失策機率。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這也是天使投資人價值之一。在投資前天使投資人可觀察及判斷，創業家有沒有善於接納多方意見習慣，如投資前創業家對於提問是自顧自反駁還是樂於聆聽不同見解。
當我們談認知時或許「PEST分析法」可做為天使投資人的「指南針」，PEST英文是害蟲，它從政治、經濟、社會與科技等四面向提供天使投資人進行全局風險分析，這通常不是在執行或者戰術選擇來衡量問題。而是更高層次的戰略定位盱衡全局，關鍵是找到大方向避免投錯賽道甚至賽車場。因此首重抓出未來重大風險與威脅避免投資的誤判[1]。
從Web1到Web3互聯網浪潮都有機會產生更強外部衝擊，如「經濟外部性」是平台提供超過本身的經濟效益，「社會外部性」則與Web2.0平台經濟及Web3.0未來的發展息息相連。
拿Web2.5的共享經濟來說如Airbnb在紐約崛起時價值單元的住房供給者中，有近三成想利用台平成為二房東，加上紐約地狹人稠房租影響貧富差距受大眾關心[2]。Airbnb成立之初紐約檢察長親自調查，爾後其在全球各大城市也受到不同法令拘束，創辦人切斯基曾聘請柯林頓前總統的政治操盤手拉漢(Chris Lehane) 出任全球政策與溝通總監，還在全球各城市提倡住家共享。
全球性的新創平台，其具有社會外部性遠勝傳統企業的影響力，包括美食外送這類創造的兼職及零工收入的能量令人驚嘆。
但也與各城市法令與規範的不同大環境有所關連性，如平台將企業焦點由內部的實體資產所有權，轉向「存取權」(Access)[3]，且因新創從成立起初始即應放眼全球市場，也更容易受到「國際大環境」衝擊，像Airbnb等跨國平台在Covid-19疫情影響下，就被迫在2020年大規模進行全球裁員。
而筆者個人所投資主要經營實體商家項目在2020年3月與2021年5月台灣疫情爆發後，就因其商模而成為海嘯第一排。互聯網企業的經濟與社會外部性可說已滲透到世界每個角落。
不過政經社分析也是門開闊精深專業，國際上不但有麥肯鍚與波士頓咨詢顧問公司這類商業型全球顧問公司，政經領域也有像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UI，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與其它政治經濟學領域的顧問公司等[4]進行長期各國政情分析、調查或各種政治風險評估，如近年新增疫情，以及全球適合居住城市排名等資訊可參考[5]。
當外在大環境發生變化時，天使投資人投資前臨時補強相關認知或可避免些重大風險，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前半年英國經濟學人就已不停發出警告，或2019年Covid-19疫情爆發之初若更多涉獵國際智庫對疫情研究就不會冒然出手，我個人當時自大認為人類科技可短期控制疫情，在疫情初期就投資旅遊新創而犯下認知上錯誤[6]。
總而言之，用PEST來更宏觀視野來判斷進場及出手前的投資風險是很簡單理論分析工具，而天使投資對新創最好的協助就是投資一位「有聽的能力」的優秀創業家，請他在面對重大事件時多咨詢股東的意見及看法，天使投資人也可適時提供更多資源。這也是評估新創商業模式風險時可以注意的大環境認知因素。畢竟市場唯一不變的就是變，這世界上還沒有永遠不調整商業模式可以賺錢的企業。
[1] 如管理大師杜拉克在其一生中反覆提到：「做對的事。」而非把事做對。因為大方向錯了，那就算團隊把事情做到一百分，也可能離成功愈來愈遠反。這裡「時機與認知」密不可分。紅杉資本創辦人說新創團隊通常都是自殺也適用在時機問題上，因為大方向錯了，把事做對也還是在「做錯的事」。
[3] 物聯網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