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我長在打開的樹洞》,我看見Apyang非常努力的「做」出他原住民的自我認同,也選擇用他認為最純粹、最貼近土地的方式與他的家鄉、族人互動。儘管過程中,有好多人、事、物差點澆熄了他的熱血,他還是好愛好愛支亞干部落。
書名「打開的樹洞」是太魯閣族語中「支亞干溪」的名稱返鄉後的Apyang不只是農夫,社區發展協會理事、也是一位部落體驗的嚮導,帶人們溯回與這條溪緊密連結的童年與現在。
然而一開始,並不是一切都那麼順利......
Apyang在支亞干部落出生、成長,為了求學移居到台北生活,遂與部落拉出了距離。後來,他在民族系的薰陶之中,了解很多田野的研究方法與理論,胸中滿盈對自己家鄉的嚮往。
而七年前,拿到碩士學位後,他選擇回到支亞干部落,做一位農夫。他想要實踐無農藥的自然耕種法,卻不斷接收到長老給予的建議,包括勸他應該使用化學肥料、機器耕作等,種種受到漢人文化、商業體系影響而發展出來的農法,長輩無法理解他沒效率的耕種方法,也為他擔心會不會被市場淘汰。
他反思,部落人長年以來被新台幣宰制而不得不學習主流價值觀,連農法也被潛移默化成「效益最大化」的模式,他更記錄下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對話:Apyang問部落中的一位baki如何料理山蘇,baki卻答道:「我沒吃過山蘇,山蘇是拿來賣錢的。」
因此,意識到這些的作者,即使不獲支持,仍然堅持以他認為對的、對生態友善的方式,親自作農。他的理想純淨而徹底,就像他說的:「不是零,就是百分之百。」
書中,我們可以讀到他真實的田野勞動經驗,以及隨之而來的汗水、痠痛,而最深刻的是,當「作物的身體長出來」時,那種踏實的喜悅跟感動。
他曾困惑父母為什麼不跟他講族語,直覺的將童年錯失的怪罪給父母,然而,他的爸爸媽媽生長在語言同化政策壟罩的年代,講族語會被掛狗牌、被長官罵。
他遂發現要怪罪的是歷史、是漢人本位的主流進步觀。
因此,Apyang有意識的在文中使用族語的詞彙,特別是稱呼親近的家族成員時,如Bubu(媽媽)、Tama(爸爸)、Baki(祖父)。這對於兒時就離開部落,在城市求學、受漢人主流文化影響的作者而言,能夠聽懂、開口說太魯閣族語,甚至以族語吵架,讓他感覺離部落更近一些,也使他炙熱的心十分感動。
學習太魯閣族語的Apyang眼神發亮,像剛學會說話的幼童,很興奮地使用新習得的詞彙,他的文學也是,不僅忠實呈現了族人的氣口,也記錄下自己學習的軌跡。
語言對他的意義是超越溝通的,不僅可以更接地氣的與所愛之人談話,更帶有自我身分認同的意義在。而當這個語言漸漸變成他生活的一部份,他的思維邏輯也變得更貼近部落,讓他感覺歸屬,感覺親暱。
現在時代已經不一樣了,返鄉的他,驕傲的說著部落的語言、寫部落的故事。
Apyang另一個身分認同是同性戀,碰上部落中家人、族人的宗教觀念,遂產生了難解的衝突。
一方面,他清楚的知道,在山徑中,他與長輩之間的Bhring(默契、靈動之氣)是真的,像風一樣讓他們順利捕獲獵物。
另一方面,他的家人因為不理解而向他拋擲許多尖銳的言語,使他受傷。
他渴望被接納。在〈Tminum Yaku.編織.我〉一篇中,他將自己同性戀的身分認同,與部落原本只有女性才能做的「Tminum(織布)」兩個主題,像織布一樣交織在一起。
在對織布的嚮往與喜愛中,他找到自身陰柔氣質的寄託與歸宿。Tminum是愛與溫柔的展現,而在漸漸被家人接納後,他的兩種身分也交織成最美的、獨一無二的圖像。
他真誠地寫道:
「有天我會真正的觸摸Ubung(織布機),和他對話,告訴他我是Hagay(擁有兩種靈魂的人),跟他介紹我的男人,我們一起來幫他Tminum(編織),好嗎?」
Apyang在民族系的學習與累積使我們在他生活化的散文中時時可見文化的反思。
返鄉青年的身分讓他既屬於部落,又不真正熟悉部落,這樣中介的狀態讓他有強烈的好奇心,也因陌生而有很高的敏銳度。他的眼睛炙熱,深刻記錄下不容易的日常。
儘管他並沒有刻意為之,他的字裡行間蘊涵了豐富的文化象徵:抓火雞、涉水、樹豆、山蘇、小米、苧麻、編織,以及跟著家族長輩去打獵,那種每一寸肌肉都用上,感受日曬、蟲咬,與肩上重量的真實經驗。
在一篇一篇原民書寫中,apyang尋找與實踐自我認同的道路雖然是陡峭上坡,但他還是憑著一顆赤誠的心,以鐮刀拓出一條「尋根」的軌跡,赤腳朝夢想奔馳而去。
Apyang的故事像結實累累的麥穗一樣貼近土地,而作為讀者的我們,把這些當成純粹的原住民書寫也好,但其中對日常生活的好奇與敏銳的洞察啟發了我,我想,我們也可以張開好奇之眼看待我們的日常,發掘更多感動,也思考那些「本應如此」的事情有沒有改變的空間與可能性。
Apyang長在打開的樹洞,他長成了自己所愛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