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唐朝經歷八年的內亂,玄宗晚年開始,肅宗任內延續,代宗初年結束。安史之亂,被視為唐朝由盛世轉向衰落的轉捩點,所謂轉捩點,就是事件帶來前後兩個不同的景象。從教科書的課題也可感受這個「轉捩點」,安史之亂前,大家學習貞觀之治及開元之治等,安史之亂後,大家學習內憂外患及亡國因素。
安史之亂後,唐朝面對兩大挑戰,其一是藩鎮割據。唐室為了盡快結束戰事,一方面以節度使職位獎勵唐軍將領,另一方面以節度使職位召降叛軍將領,於是節度使的數目急增,由開元年間的十大邊鎮增加至亂後的四十多個,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開元年間,兵鎮雖然坐擁重軍,但尚能維持君尊臣卑的關係。安史之亂後,藩鎮按其利益,公然抗命,甚至不時叛亂,又拒絕上繳稅項及自立繼任人等,藩鎮坐大,以東北地區為甚,中央形同虛設。
安史之亂後,唐朝面對兩大挑戰,其二是宦官之禍。經歷安祿山的叛變,君主對武將有所猜疑,委任宦官擔任樞密使,又委派宦官至地方監軍。但更致命的,肅宗委派宦官李輔國掌握禁軍,既因信任宦官,也回報他擁立之功。從此宦官掌握禁軍,從而控制君主,干預朝政,不但操控朝廷的人事任免,甚至廢立君主。玄宗年間,宦官高力士得寵,但未有直接干預朝政,但憲宗以後的十位君主,其中七位被宦官擁立,反映宦官之禍,君主如同傀儡。
唐太宗善用不同出身的人才,反映人才鼎盛的現象。安史之亂後,不同出身的大臣帶來的卻是黨爭現象。其中牛李黨爭歷憲宗至宣宗延續四十多年,牛黨以牛僧孺為首,多出身於平民百姓,以進士踏進仕途,李黨以李德裕為首,多出身於世家大族,以明經踏進仕途。但這只是對兩黨人物的描述,牛李黨爭事實上是宦官派系之爭的棋子,或是節度使在中央的代言人。黨爭所反映的,是中央政府的沒落,君主無法駕馭政治局面的寫照。
唐太宗至玄宗年間,對外族恩威並施,被尊為天可汗,反映唐朝聲威遠播。安史之亂期間,唐室僱用回紇兵平亂,唐朝的聲威不再。安史之亂後,唐室無力顧及邊防。回紇自恃平亂有功,對唐室多番苛索,構成長期邊患。吐藩乘時而起,一度奪取河西,攻佔長安。此外,南詔、契丹等也乘虛侵擾。邊防的威脅,唐室更需要節度使鎮守邊疆,進一步鞏固藩鎮割據的局面。
唐太宗施行租庸調制,為民制產,其成效或許被後世美化,但卻反映了當時經濟的安穩,可以採取較笨拙的稅制。安史之亂期間,兩軍沿黃河互相攻伐,對北方經濟帶來嚴重破壞。戰亂令大量百姓流離失所,戶籍散失。長期而言,北方經濟難以復原,南方經濟得以發展,形成經濟南移的現象。但對唐室而言,安史之亂使租庸調制難以施行,北方經濟也維以供給朝廷需用,於是唐朝依賴南方藩鎮的供養,進一步鞏固藩鎮割據的局面。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至衰的轉捩點,戰亂前相對安穩,但安史之亂後,各項亂象浮現,包括藩鎮割據、宦官之禍、黨爭興起、邊患困擾、經濟崩潰等。但「轉捩點」不能簡單等同於「衰亡因素」,因為安史之亂大約在唐朝國祚的中間位置,安史之亂後,唐朝還維持了一百五十年,即使是苟延殘喘,也能經歷較很多朝代國祚更長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