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存在書裡，也還逗留書外：關於我翻譯的荷蘭歷史書獎得主《色爾瑪》
Atlas Contact, Locus Publishing
二〇二三年春分前三週，我初次見到《色爾瑪》書中曹家兄妹。在那之前，我對他們的一切認識來自書中。文革開始時，增義何麗分別是十七歲和十六歲，文革後離開中國時是三十歲、二十九歲。但書裡書外有四十年時光差距，如今他們都已退休了。
那日天氣寒凍，北緯五十二度晴空如洗，陽光亮麗但溫度全無。他們開車來到我所居住的荷蘭鄉間，帶來鮮花和巧克力，滿面笑容，全然沒有我預想的肅穆沉鬱。我在有運河窗景的廚房招待他們，老友般圍坐餐桌喝咖啡，天南地北閒聊，數小時間屋內笑聲沒有斷過。
那天下午，我在風裡揮手送他們開車離去，心頭忽有感悟：他們依舊光明，不是因為往事已遠，而是因為他們有偉大的父母，給他們充滿愛與關懷的成長環境，支持他們走過成長過程中外人異樣眼光，和日後慘酷的文革煎熬。——摘自《色爾瑪》譯後記
關於文革，只能有一種故事，那就是悲劇。
荷蘭猶太人色爾瑪（Selma Vos）僥倖逃過二戰納粹迫害，戰後在劍橋大學結識中國心理學家曹日昌，婚後育有曹增義（Tseng-Y）、曹何麗（Greta）與一對子女。他們懷抱一個建設新中國的理想定居北京，然而夢想在二十年內演變成噩夢，曹家就像萬千中國家庭，因文革而破碎。
曹家並非普通家庭。曹日昌是那個年代的中國菁英，以庚子賠款獎學金負笈劍橋，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抱著滿腔熱忱回國效力，在新創的中國科學院心理所擔任副所長。他和其他「新中國的科學家」一樣，居住在北京西直門內永璂貝勒府改建的宿舍，生活條件和各種待遇遠優於一般中國家庭，且因為曹日昌的身分享有各種特權，但毛澤東發動文革，連他的「接班人」劉少奇都遭到殘酷鬥爭，那就更不用說在政治上相對被動的科學家們。
翻譯《色爾瑪》的過程裡，關於文革，最讓我難受的不是書中關於殘酷鬥爭的敘述，而是書外來自增義、何麗的聽聞。例如書中第六章提及 1966 年 8 月 18 日，學生們參加天安門廣場大集會，一個名為宋彬彬的女學生登上城樓，為毛澤東繫上紅臂章，當時刊載於《人民日報》的這張照片流傳廣泛，被西方出版品引用，成為文革的象徵。書中寫道：
當時增義他們並不知道，就在學生上天安門廣場前兩週，宋彬彬等一眾紅衛兵以帶鐵釘的棍棒及軍用銅頭皮帶活活打死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也是文革期間第一個被學生殺害的教師。
增義與何麗認識宋彬彬，但他們很久之後才聽聞她那段血腥歷史。文革結束後，增義、何麗與從小的玩伴「大頭」重逢，而大頭的新婚妻子正是宋彬彬，那時他們正要移居美國。我問增義，知道一切之後，面對宋彬彬會不會感到恐懼，他回答：「大家都這麼問我，但她和我們說話一直都很客氣。」
文革前後的宋彬彬是個「正常人」。這種落差比明白的殘暴更令人恐懼——每個看似正常善良的人，究竟在什麼情境下會突然化為恐怖的怪獸，享受將他人折磨致死的過程？
文革的大規模殘暴也讓人格外珍惜人性的善良溫暖。例如宋彬彬的丈夫大頭，他父親曾留學美國，是南京一所大學的校長，在 1956 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結束後被捕，在獄中自殺，這「污點」讓他人對孤兒寡母避之唯恐不及，但色爾瑪很愛惜大頭，烤蘋果派給他過生日，大頭始終記得這段往事。1979 年，大頭知道增義與何麗即將搭機前往荷蘭，而他手上有阿姨從美國寄來的錢，便慷慨和兩兄妹分享，給了他們一人一張百元美鈔。他說：「給你們旅途上用。你媽媽總是對我那麼好。」
我記得當時翻譯到這一段，有一種恍如隔世之感——雖然那不是我的人生，不是我的經歷，但那被碾壓揉碎又重新拼湊的感覺無比真實。而我慶幸可以讀書來學習理解這一切，也期望我們不因疏忽遺忘，有朝一日竟然要親身體驗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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