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完票之後，以為自己做了明智的決定，卻在幾個月後看到新聞上大篇幅報導當年力挺的候選人醜聞？這種被背叛的感覺，相信都曾發生在你我身上，間接導致人們對政治信任度不再，甚至逐漸冷漠，也就造成現在選舉民調每一次出爐，各黨都會大聲呼告年輕選民要出來投票。
《為何我們總是選錯人？人類政治行為的迷思》就是要來探討，為什麼自稱理性的我們總會在關鍵時候做出讓自己懊悔的笨事。問題不在於智商（希望不會有人真的這麼想），而是因為我們的腦子並未隨著文明發展，演化成適合現今生活型式所應該要有的樣子。進一步來說，我們的大腦無法處理超過一百五十人以上的大型生活聚落應有的人際互動關係，這會導致我們現行的社交網絡容易對與領導者間的認識發生誤判，導致後面一連串的「自以為」在電視上的他是怎樣的人。這個世界成長地快又大，我們腦袋裝的CPU無法足以解釋促使我們在決定與懊悔中反覆經歷。
本書採用大量生物學觀點逐一解釋，人類現今的思考方式是受更新世未被淘汰的人類們影響，而就是這批人擁有的本能才會讓他們在天擇中存活下來，繁衍了我們，只是那些本能是為了呼應當時環境，並非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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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整理了幾個書中提到可能會誤判的有趣觀察：
- 與領導者的距離：選舉期間候選人們會想盡辦法拉近與民眾的感情，頻繁的週末造勢、掃街拜票、挨家挨戶拜訪、街頭宣講，什麼樣的花招都有，就是會了訴求讓民眾覺得我跟政治人物的距離是親近的，是觸目可及的，是跟選民之間零距離的。為此，在看不見候選人的情況下，（修圖過的）競選照片就格外重要。
書中便提到，人腦對於記得臉孔的能力非常之好，我們能透過照片中細微的表情就能約略給定照片裡的人既有印象。當競選團隊觀察到這點，想要讓選民在第一印象就對這名候選人有所好感，自然就要在候選人照片上下點工夫。
重點是討喜，當選民凝視著候選人的臉時，會有無意識地產生臉蛋以外的其他訊息，「他是什麼黨的？他關心什麼議題？他是哪裡人？他的專業是什麼？」因而做出各種自以為理性的推論。
如果可以近距離觀察自然是最好的，現實是這困難度高，我們與候選人的關係親疏多半是遙遠的。只透過照片的印象作為評斷，更多時候會成為誤判的潛在因子，畢竟我們對候選人真正的樣子一點也不了解。 - 偷懶的大腦：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提出人的認知領域有兩種系統，系統一是快速思考，也可以理解為意識外的行動（潛意識）；系統二是緩慢思考歷程，是大腦真的有在運作思考。偷懶的大腦會以既有認知——也可以稱作認知這世界的準則——去解釋所接收到的一切資訊。因為懶惰，我們喜歡跟價值觀相似的人相處，形成同溫層；因為懶惰，就算與事實不符，我們會欺騙自己並保持距離，造就過激的不理性；因為懶惰，我們不必反覆思考浪費能量。這是為什麼懷疑論者在這個社會顯得危險。
書中舉了一段很好的假設，假如我們對任何事都有所質疑，從起床的那時候開始，我們就得思考腳下踩的地板到底是什麼去支撐它的平衡？我們是真的醒來了嗎？還是這是另一個夢境？接踵而至的問題會讓我們陷入一場又一場泥淖中。
回到選舉情境，倘若我們只接收固定報導，大腦也會因為習慣同樣立場的新聞資訊而產生偏見。再加上這些內容並非實戰經驗，只是透過別人轉述，對於很難有實際政治經驗的我們來說，又更容易因此產生不夠客觀的認知而誤判。
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曾提及，「只要一個人的理性跟自立有連結，他的觀點跟情感會互相影響，情感會支持自己的觀點。」我們首先會為了支持自己，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觀點，而它跟事實距離呢？那又是另一回問題了。 - 發揮同理心的時機：當傷亡人數轉為數字時，我們在解讀這些資訊時比較不會產生感性的情緒。作者Rick把這種現象稱之為「會計師症候群」，數字大於一切。
候選人之所以要在特定場合「表演」一段能讓在地支持者引發共鳴的內容，是為了破除隔閡，有種「我與你們同在」的假象。
我們的大腦無法同時發生理性與感性，如果理性先行時，腦袋會盤踞著一切數字相關，這時就難以讓感性顛覆想法。社會有那麼多待被處理的議題，每個的重要程度只要理解後都會明白是不能被偏廢的，可是當政府要去審核預算時，就只能從有限的資源去針對數字比較不好看的列表處理。那些訊息背後化成血肉的真實事件，是很難在這樣的呈顯上被看到它的重要性。當你是關乎的人，就可能會認為政治人物並未如你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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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書的困境總結就是，選民經常會因為認知與自我深信等錯綜復雜的原因，導致我們對政治人物的期待頻繁地產生失落感。我們所處的投票設計情境容易塑造出個人的選票並沒有足夠的影響力，而不認為自己的選擇有多重要。因此，即便不失望，那也可能是打從一開始就不抱期望。我們不必為成為失職的公民負責，那我們又何必花心思關注政治？
不關心政治的人，遲早被糟糕的人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