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後，韓國與臺灣相繼擺脫日本殖民統治，邁向經濟高度繁榮的國家，更躋身亞洲四小龍名列，然於短時間內壓縮成長，亦衍生諸多社會問題。本書作者金敬哲藉大量採訪及文獻爬梳，分別從孩童、青年、中年、老年人的視角，剖析韓國於教育、經濟、社會福利上所面臨之挑戰，涉及層面廣泛，對於有相近發展歷程的臺灣頗堪借鑒。
「競爭」作為全書主調，金敬哲指出韓國畸形社會的成因，在於過度資本主義的浪潮下，人們不得不強力謀取資源。許多韓國人終其一生身陷競爭的陰霾，孩童時期紛紛前往補習，只為擠入明星學校的窄門；青年時期延續補習的夢魘競爭國考，或者面對殘酷不公平的職場面試；中年時期成為職場及家庭的夾心三明治，並時刻焦慮被裁員的風險；老年時期積蓄不足無法安然退休，淪落為被年輕人嫌棄的對象。凡此種種，金敬哲皆徵引堅實的數據為證，例如韓國兒童幸福指數是OECD組織成員國最低者，只6.6分遠低於平均7.7分；韓國有83.4%的人認為無論再怎麼努力也無法提升階級；韓國就業保險比率偏低只71.9%，遠低於日本98%；韓國老人貧窮率達45.7%是OECD國家最高者，像這樣具體的數據比比皆是，為全書增添不少說服力。
然殊為可惜者，作者似乎只重在鋪敘現象及成因，而缺乏脈絡性的分析及指陳可能的解決之道，故總體而言「破多於立」、「描述重於分析」。金敬哲固然以較大篇幅講述1997年爆發IMF危機後，由於金大中推行新自由主義，實施開放資本市場、放寬國家監管、勞動市場彈性政策等措施，導致中產階級崩壞，加深韓國社會的兩極化，但是究竟如何弭平弊病，金敬哲卻幾乎未指引任何具體或概括性的方向，而旨在帶出議題。相較之下，另一本同樣討論韓國社會困境的李容馬《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更為具體地對積弊已久的韓國社會，提出司法改革、媒體改革、國會改革、菁英改革、官商改革之方針，細節包括公營電視台應從政治獨立、組織公民代理人團體、改變菁英群體等。不過，《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論點零散化及較缺乏數據佐證，《無限競爭》論說上則顯得嚴密、條理化。大抵而言，二書各有所長，若能合而觀之，對韓國人民身處的困境當能有切身的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