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是生活的結,不是選擇:《年少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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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孩子生命堪慮的時候,便會切身感受到生命的可貴;但當孩子未來堪慮時,就往往會被要求達成外在的價值。《年少日記》因為偶然撿拾到一封類似遺書的文字,鄭老師在尋找該位學生的同時,因為正處於婚姻觸礁的難關,使他憶起收藏許久的一本日記,藉此勾起過去的一段傷痛回憶。


  電影巧妙穿插回憶,讓鄭老師(成年-盧鎮業飾/少年-何珀廉飾)翻閱日記,重現哥哥有傑(黃梓樂飾)還在人世的處境。很喜歡兩個孩子在迴旋樓梯間仰頭望向頂端,最終哥哥坐在樓頂牆頭,說自己是垃圾,想要考上香港大學,然後跳下去的開頭──那是他最後一條退路,做不到的話,最後我可以跳下去結束一切。自殺像是樓頂旁的平台,可以承接一無是處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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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梯、頂樓、一躍而下。電影一開始就告訴我們,當孩子逐漸長成,就要進入「成功」是「唯一價值」的現實環境,這個成功不只是學業,也是人際關係,你必須努力具備讓自己擁有被尊重的重要性,否則任誰都可以把你當成垃圾;人際關係更麻煩的是,所有比較都能成為階梯,霸凌就是最明顯可見、證明「我不是垃圾,你才是」的方式。Vincent(周漢寧飾)被稱呼蛋糕,包括鄭老師一開始都沒有在意他的澄清,而誤以為是親近的綽號,都證明了除非攸關生死,否則漫不經心;至於那封遺書,其他老師、副校長(梁祖堯飾)用一句抗壓力差就能免於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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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校長可以聳聳肩帶過去,家人不行。「家人」並沒有學習指南,只能摸索或承襲。父親鄭自雄律師(鄭中基飾)自言成功都靠自己努力,不能把失敗歸於不幸,不努力就一定失敗,可見他的人生只許成功,不准別人否決或自作主張;體罰使他成功,沒有失敗的理由,所以有傑也該被這樣教育──畢竟他成功了,有俊又這麼優秀,憑什麼有傑不行?一定是他不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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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過程是那樣艱辛,在單一價值的環境下更是重重苦難,畢竟能力本應多元,需要時間發現、鼓勵與培育,周遭卻未必能看見你的特質,遑論無助,有傑只能懷抱願望撐過每個被否決的日子。當他心情不好時,會在半夜拿著手電筒,在床上偷看他最喜歡的漫畫《Pirate》,彷彿漫畫家藉由主角鼓勵著他:「總有一天你會長大,成為你想成為的大人,不要放棄!」只是,當有傑夜不能眠、心靈負荷已到極限,向母親(韋羅莎飾)求助希望能看精神科醫師時,遭到了忽視;他帶著弟弟去頂樓玩,手足之間有了真正的交流,卻成了帶壞弟弟的罪魁禍首。父親的「成功價值」毀掉了母親,讓她活在恐懼裡;被認可的弟弟有俊,早就習慣了有傑的處境──這是手足間微妙的角力,在父親的價值與幾近暴力的體罰底下,他失敗,就能保證我服從能帶來安全與成功。而這也是有傑在日記裡寫「我不是什麼重要的人」和有俊愧悔「我們都沒有把他當家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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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樣缺乏自由價值的家庭裡,「愛」不再與生俱來,「尊重」無從學習,必須具備足夠的條件,否則只能屈從於踐踏。悲哀的是,父親不是沒有看到有傑已經拚盡全力,不是沒有聽到有傑一聲聲的「對不起」,卻選擇視而不見;他對服務生的態度亦然,只是服務生可以給予明確命令要求完成,孩子卻做不到。他不會用其他的方法,所以放棄體罰有傑──他無法面對的失敗包括自己,也知道對有傑的懲罰到達極限,這是他的失望,也可以說是他的不忍心──如果有人在這時候給有傑一個擁抱,告訴他即使這樣我仍然愛你,就會是承接他的平台。但在失去鋼琴老師、失去傾訴與發聲的公仔、又失去激勵他的漫畫家,自覺一無所有的有傑最終在日記寫下:「我長大後,一定無法變成我想成為的大人。」有俊怒吼的「憂鬱不是一種選擇」並不僅止於憂鬱症等身心疾病,整個香港社會的氛圍,藉由鄭家人不同的態度,連續給有傑判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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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我自己都不曾見過一個完整的家,能做一個好爸爸,給他一個家嗎?」

 

  長成後的有俊,成了鄭老師。但全家仍對有傑的死採取逃避的態度,母親選擇離家,父親則依然故我。內心受傷的孩子,使有俊不敢愛,覺得無法拯救哥哥、無法令他人快樂的自己沒有資格,彷彿活成了哥哥的影子。雖然雪兒(少女-陳綽嶢飾/成年-陳漢娜飾)使他從自我封閉的殼探身而出,但即將成為父親的恐懼,再次揭開了他的傷口。所幸妻子的離開與學生的遺書,都令他鼓起勇氣面對哥哥的日記與傷痛,以及自己的內在小孩──唯有能面對自身的脆弱,才能看見、並堅強承接別人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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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唸書時每天都很希望:如果老師能發現我不開心便好了,可以找我聊天,問候我一下。但最後這個老師並沒有出現,因為那時候的我經常封閉自己,回想起來也覺得自己很愚蠢,其實只要願意跟別人說,就一定有人關心你。」

 

  我喜歡有俊老師偶然發現班長黃家怡(吳冰飾)的異狀,帶著她和社工蝦姐(邵美君飾)去吼叫發洩的片段。因為有俊的「示範」,蝦姐與班長接著模仿,在一吐怨氣的同時,在彼此之間產生情感的連結,讓班長感受到自己有被重視、關懷的價值。在父親臨死前,有俊給了父親畢生匱乏的安慰:「即使你脆弱無用,我也會一直愛著你。」這些行動帶給他更多的勇氣,使他終能來到頂樓,面對的是死去的哥哥,也是從那日之後傷痕累累、活在陰影裡的自己──憂鬱不是選擇,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累積的、精神的結,在《年少日記》裡,唯有不再把成功視為一個人唯一的價值,看見並珍惜自己的價值,才能持續面對、打開自己,珍惜他人,進而改變周遭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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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然「重視學業表現」是亞洲青少年共同的壓力來源,使電影裡的情節在台灣有諸多共鳴之處,但香港特殊的歷史與社會風氣仍值得注意。《春光乍洩》(1997)裡黎耀輝最終回到想像裡倒置的香港,不到十年的2006,香港的教育制度改為三三四制,自2015年後,香港19歲以下青年的自殺數年年超過20件,其中不乏有許多12、13歲等國中小學生,從幼稚園開始,競爭的教育環境和重視文憑與成績被認為是主要原因之一。2019年的反送中社會運動,讓年輕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離,香港移民潮暴增也會導致學童們原本傾訴的對象因而離去(引用自:「從幼稚園就開始打分數」香港青年自殺率創新高,是誰讓他們走上不歸路)紀錄片《時代革命》(2021)鏡頭下獨裁政權的卑劣,即使洪流漫溢,最終仍須放棄;《少年》(2021)裡拚命拯救絕望而意圖「死諫」的「手足」,拚命想在雨中讓火焰持續燃燒。《年少日記》原是導演卓亦謙對2009年自殺朋友的思念與話語,為了實現朋友的10年之約,從2019年開始籌備至2023年上映,角色之間的情感關係,仍能映現香港社會的現狀──不只是獨重分數的教育制度,生命財產尊嚴均無保障,以致只能拚命追求「成功」、「樓頂」的單一價值,都證明了限縮自由選擇的狹窄危殆:父親明明「為孩子好」,在理應最成功強大之時,卻最沒有餘裕、也不能懷疑自己的價值觀和教育方式;母親的逃離、有俊的自我封閉,努力長成理想的大人卻仍輕生的漫畫家,以及班長、Vincent、最後願意去電、現身跟鄭老師談談的學生,都籠罩在「我們都沒有把他當作家人」、「我不是什麼重要的人」、「沒有捨不得我離開的人」現實裡難以呼吸的絕望;雪兒功能性的角色設計、「為公仔配音」和鄭老師試著傾聽與陪伴的話語與行動,則是在電影裡勉強尋找連結與出路。在為死者哀傷之餘,也願生者能有機會在社會支持網路下一一解開心中抑鬱的結,找到足以生活下去的價值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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