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 - 1941)為著名的現代主義文學大師,以多變的實驗性寫作風格,獨步文壇。他出生在愛爾蘭首府都柏林,及長流亡於歐洲大陸,一輩子以書寫愛爾蘭為職志。其創作包括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詩集《室內樂》、劇本《流亡者》、長篇小說《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尤利西斯》與《芬尼根守靈夜》,嘗言要以尖酸刻薄的手法,來描繪愛爾蘭人民在英國殖民下所呈現的「麻痹」現象。喬伊斯的書寫是一面批判的鏡子,用來照見愛爾蘭人的真實面貌,並藉此喚醒愛爾蘭人的良知。
台灣多數讀者耳熟能詳的當代小說經典,由白先勇著作的《台北人》(1971),其構思和敘述技巧師法的對象,正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1914),穿越時空與國界,喬伊斯在文壇上成就的深遠影響不言而喻。
全書集結了 15 篇喬伊斯的短篇小說,每篇故事都聚焦在描寫 20 世紀初,長期被英國殖民的愛爾蘭人的生活樣貌。藉由故事裡的人物對話和行為,隱喻諷刺著愛爾蘭人在英國殖民下生活困頓、渾噩度日、價值混淆、認同錯亂、肉體與精神分離的狀態,瀰漫著對生活感到麻痺無力的文化氣氛。
然而,20 世紀初出版的作品,儘管原文作品擁有完善的保存和記錄,執筆敘述的背景脈絡已與今日大異其趣,對於非生長在愛爾蘭地區的讀者來說更是如此。因此,海外出版的譯者,如何以通順的他國語言呈現,同時保留住經典原著的初心意念,是一項深具挑戰的任務,全權左右著海外讀者對作品的認知。
我讀的版本(如上圖所示)是由莊坤良教授作譯,他曾擔任台灣愛爾蘭研究學會理事長,研究領域包括喬伊斯專題、愛爾蘭文學、後殖民論述和文學教學。讀過推薦序文、莊教授的導讀和評註後,我才赫然意識到,喬伊斯的作品一直都是文學領域的一門研究,他的傳奇作品《尤利西斯》甚至難以被一般讀者理解。很慶幸自己第一次接觸喬伊斯的作品,就可以閱讀到對喬伊斯和愛爾蘭都有深入研究的莊教授所翻譯的版本。
翻譯本身涉及「歸化」(domestication)和「異化」(foreignization)兩種不同的策略。「歸化」是讓讀者不動,把作者送到讀者面前,以翻譯的目標語言文化為主,重視譯文讀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度;「異化」則是讓作者不動,把讀者送到作者面前,以翻譯的來源語言文化為主,讓譯文緊貼原文的語法結構,強調原文的寫作風格。
以上兩種翻譯策略的介紹節錄至英語與翻譯教學,想瞭解更多的讀者非常推薦可以讀讀這篇文章。
莊教授在翻譯這部作品時,選擇盡量保留喬伊斯文體表現的特殊性與藝術性,在不影響表達順暢性的前提下,尋求中文意義上的對等表現。儘管如此,還是會面臨到因為愛爾蘭文化的特殊性而產生不可譯性(untranslatability)的狀況。在文句通順的前提下,莊教授不避諱創作新的中文字詞,來貼近喬伊斯的藝術性和文化性,並期盼藉此豐富中文體系的表現方式;倘若譯文最後還是無法表達出原文的文本性(textuality),尤其是有關歷史和文化背景的知識,則會適量補上注釋(annotations)協助讀者閱讀與詮釋。
喬伊斯反諷的筆調也讓翻譯工作變得更加困難,常常會面臨到使用直譯或是間接翻譯的問題。以篇名 ”Two Gallants“ 為例,這篇故事寫的是兩位騙財騙色的愛爾蘭青年,但是在喬伊斯的原文裡 “Gallants” 帶有中世紀傳奇小說中騎士的影射,如果以小說內容來看,翻成〈採花大盜〉雖然貼近內容主題,但是卻又少了反諷的本意。莊教授最終選擇譯為〈護花使者〉,更加貼近了喬伊斯原本的意圖。
翻譯喬伊斯,是一種知性、感性與耐性的考驗,因為他不段挑戰我們對文字文化的免感度。閱讀喬伊斯,當然也必須細嚼慢嚥、慢讀,才能讀出味道來。— 莊坤良
喬伊斯的短篇喜歡用開頭的第一段話,來暗示整篇小說的基調,甚至預告小說的結局,彷彿小說的內容,都只是開頭第一段話的註腳而已。
以在大學英文課熱門的篇章〈阿拉比〉為例,這篇故事裡的小男孩,迷戀上了朋友的姊姊,姊姊因為教會活動無法去逛市集阿拉比,小男孩懷抱著對愛情的憧憬,自告奮勇地想前往市集為她帶件東西回來。
可惜的是,在故事一開頭,就表明了這是一條死巷:
李奇蒙北街是條死巷,除了基督教兄弟會學校放學的那一刻,一向都非常安靜。一幢無人居住的兩層樓房子矗立在死巷盡頭,與方形廣場上的其他房子隔離開來。街上的其他房子認為自己生活體面,便以一張張冷漠的面孔,互相注視著對方。
小男孩使勁千方百計,最後終於到了阿拉比市集,卻發現燈光已經暗了一半,他聆聽著錢幣掉落在托盤上的聲音、女店員與男顧客打情罵俏的粗俗言語,頓時感到憤怒與羞愧,對他的初戀意象感到幻滅:
我在她的攤位前逗留一會兒,裝出我對瓷器花瓶很感興趣的樣子,雖然我知道我的逗留已經沒意義了。我慢慢轉身離去,走到市集的中央。我把玩著口袋裡的兩個一便士的錢幣,讓它們落在六便士錢幣的上面。我聽到一個聲音從長廊的另一端傳來,說要熄燈了!大廳的上半部現在已經完全暗了下來。
凝視著這一片漆黑,我看見自己像一隻被虛榮心驅使與嘲弄的可憐蟲,眼裡不禁燃起憤怒與羞愧的熊熊烈火。
小男孩在最後這種忽然頓悟和靈光乍現的橋段,是喬伊斯經典的寫作手法。他在《史蒂芬英雄》一書中,給這個文學表現方式下了一個定義:
所謂靈光乍現是指一種突然的性靈顯現,不論它是以粗俗的語言或身體姿勢,或以一段永誌難忘的心靈感受方式出現。他相信寫文章的人以戒慎恐懼的心情記錄這些現象,因為他看見自己就是這些纖細、飄忽的瞬間感受的具體顯現。
除此之外,喬伊斯也非常擅長使用象徵與隱喻的手法。幸好書前有莊教授的導讀賞析,否則許多部分很容易跟隨著劇情向前而沒有馬上意會到。舉例來說:〈憾事一樁〉中,希尼可太太跨越火車鐵軌,死於車禍,暗示她「跨越」了家庭倫理與男女關係的警戒線;〈死者〉中,葛瑞塔的一雙馬靴,一隻站立,一隻倒下,象徵著與丈夫貌合神離。
這是一部需要來回細讀的作品,閱讀的過程中不時會翻回去最前面的導讀與評註,開始意識到各種隱喻象徵之後,故事頓時變得鮮明立體,文字之間滿溢出麻痺的心靈氛圍。
《都柏林人》是第一本讓我閱讀到一半,覺得心情太過於沉重,暫停閱讀了一陣子,才又接續讀完的一本書。在閱讀的過程中,隱隱卻又飽滿地感受到當時愛爾蘭人對生活感到麻痺的現象,或許是寫作手法的渲染加深了這樣的意象,但是故事內容無疑是喬伊斯取材於 20 世紀初愛爾蘭人真實的生活樣貌。
讀完這部作品,我也漸漸能體會到,為什麼過去文藝界普遍認為作者筆下盡是悲觀的思想,因而將其名譯為「喬哀思」。故事散發的濃厚無力感,初心卻是作者對愛爾蘭恨鐵不成鋼的扼腕;在表面的悲觀之下,深藏著無法割捨的家鄉情懷。喬伊斯以一人之志挑戰當代的政治正確,只盼望一文一字能在家鄉人民心中,重新種下希望的種子。
最後,想分享作者另一部經典代表作《尤利西斯》的軼事。這部作品在當時也是備受爭議而無法公開刊載,最終是由位於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出版。我很喜歡莎士比亞書店,它是一間非常反骨的書店,無償收容尚未得志的作家,並且不畏懼出版一般出版社不願意出版的作品。直到看完《都柏林人》後,我才開始將喬伊斯、《尤利西斯》和莎士比亞書店的歷史淵源連結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