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哪個冰箱?要我買冰箱,我寧願去上吊。不知不覺,你就老了,哪兒也沒去,最後死去,一切就從數製冰盒開始。⋯⋯有冰箱就沒自由。」
Netflix 迷你劇集《雷普利》(Ripley, 2024)改編自美國小說家派翠西亞・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的犯罪小說經典《天才雷普利》,是繼多年來的兩部知名改編電影《陽光普照》(Plein Soleil/Purple Noon, 1960)及《天才雷普利》(The Talented Mr. Ripley, 1999)後,對這位迷人的反叛角色又一嶄新的詮釋。
出身貧寒的雷普利因為對再造身分的渴望而為的種種不法,在在吐露自我情慾的歸屬,乃至對不同階級的欽羨與輕蔑,並且一再實驗不同的道德尺度。而這其中,雷普利態度之曖昧與複雜性,恰好體現了三部影視作品在演繹這位反英雄的技法選擇與情節安排上,所存在的歧異,乃至走向了對不循常規的生活風格之肯認或置疑。
《雷普利》全劇八集使用黑白攝影,與過去兩部改編電影中排山倒海的義大利旖旎風光大相徑庭。1960 年由法國導演雷奈・克萊門特(René Clément)執導的版本《陽光普照》挾著新浪潮的氣息,以及法國男星亞蘭・德倫(Alain Delon)的盛世美顏,拍出了以義大利陽光和海為舞台,適得其所、愜意犯罪的雷普利。與其費心透過雷普利的卑微出身、富家公子格林利夫的揶揄營造言之成理的殺人動機,此一版本更沉溺於對雷普利男色的陣陣特寫,鏡頭語言充滿主觀的耽美性格,亦有漠視道德淪喪的超然,在大量臨摹字跡、戳印等盜取身分的細節裡,偷渡著對雷普利美麗的古銅色肌膚與蔚藍眼眸的讚頌,以絕世容顏超越世俗道德的判斷,毫不掩飾對這位罪犯的偏愛,可謂在美景、美顏襯托下極度美化、簡化暴力,是冷豔而生猛的表現手筆。
1999 年,英國導演安東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版本的《天才雷普利》同樣以義大利美景,甚或異國想像眼光、觀光客凝視下的民俗情景為陪襯,由裘德洛和葛妮絲派特洛飾演的一對上流階層佳偶演繹出各式奢靡生活奇觀,極其仰仗浪漫視覺,引出雷普利的移情與迷戀,及其後一連串情慾認同、道德取捨的通俗劇糾葛。劇中更為雷普利加入兩位知己角色,透過雷普利與他們的言談,直球式地確立這位神祕孤狼的內心世界。
而 Netflix 版的全新《雷普利》劇集,反其道而行採取黑白基調,風格悄然、節制,有意減去歐風景致對不守法度的美化作用,反倒透過多首老調重彈的義大利經典老歌和歌劇詠嘆調,襯托雷普利對再創新生的心馳神往;再者,許多視角殊異的精準構圖,尤其鏡頭頻繁地看向古老雕像、外在景物大於人而框住人的調度、戀物式的奢侈品擺拍⋯⋯等,在美學層面造就了安東尼奧尼式的簡約疏離、費里尼式的華麗泡影,和黑色電影的陰森質感。
劇中,屹立百年的古建築、大理石雕塑和公寓貓咪屢屢出場,儼然代理著上帝視角旁觀犯罪正發生,大量篇幅亦以冷冽的影像特質,將雷普利浪跡各大城市、克服語言隔閡、居所反覆不定、與酒店房門和警方打交道,以及毀屍滅跡、打字寫信等隱匿犯罪之作為細節,全盤托出。其中部分略顯繁冗無章,且帶有過高的可預測性,縱使相較於前作多出了許多篇幅餘裕,卻數度欠缺劇作功用,誠為可惜。
而在堪稱雷普利故事最重要的戲之一:換上富家子弟格林利夫的華服對著鏡子模仿其身段談吐,此版雷普利展現的同性渴望則是寡淡、恍惚許多,相較於 1960 年版的雷普利在這場戲中親吻鏡中自我,表面上是展露對格林利夫女友瑪姬的傾慕、實為迷戀自身俊美之舉,以及 1999 年版用戲謔歌舞表現純粹盼望成為格林利夫的同性戀慕,安德魯・史考特(Andrew Scott)的雷普利在拉出遠景拍攝的鏡頭下,從裡到外披上格林利夫的外衣,仿效他自命不凡的神態,細數著自己坐擁的藝術創作,接著是展演一段與瑪姬分手的場景──私以為這位新任雷普利所表態的,更多是仇富的階級意識,訕笑富人才能平庸又裝腔作勢的醜態,並且排拒安於現狀的優勢異性戀關係框架。他憧憬著富有所能帶來超越同性、乃至任何性取向的逍遙物外。
是以,雷普利的殺害,這回化作一場精心布置的創作歷程,他趟上偉大藝術家卡拉瓦喬犯案後的流亡路線,盡責而冷酷地奉行這趟脫胎換骨的壯遊之旅。1960 年版雷普利的殺人之舉貼近原著小說,表現得生氣勃發、快感十足,他能夠在犯案後胃口大開、大啖烤雞,流落四方也宛若度假一般好玩,亞蘭・德倫的自信和魅力更隨著一起起謀殺和成功逃逸益加增長;1999 年麥特・戴蒙的雷普利則滿腹罪惡感,殺害格林利夫的過程好似不無正當性的自我防衛,事後依偎著遺體嚎啕大哭,自此對自我認同、榮華富貴都產生熾烈的懷疑,終而反噬了自身。
新版雷普利的謀殺,則充滿計劃性的縝密、嚴峻特質,而不著重對雷普利犯罪過程中,愉悅或歉疚的情感描繪。格林利夫之死為整起身分創作計畫揭起開端,雷普利逐步尋向卡拉瓦喬逃亡途中的多幅畫作,憑著一台打字機,為格林利夫構建了一套殺人犯負罪自殺的論述,與公眾、媒體輿論、警方的揣測、瑪姬的陳述來回衝突交鋒,而最富譏諷性之處,在於雷普利全身而退的關鍵,是其多次捏造莫須有的同性「不倫戀」,利用社會對同志的偏見為自身脫罪,節節迎向自圓其說的勝利,更步步誘使瑪姬坐實百無一長、唯有踩著屍體躍上枝頭的洋相。
有別於雷普利直截複製格林利夫的人生以再造自我身分,此版改編讓雷普利充分發揮更高的能動性,再創了格林利夫的身分認同,更以一場在威尼斯致敬卡拉瓦喬佈光美學的高反差攝影調度,為這起不凡的創作落下榮耀的終章,藉以彰顯雷普利相對於自恃財富、毫無天賦的闊少們,才是真正領略、履行藝術的異稟之人。
而雷普利對格林利夫的那般薄情,也稱頌著一種超越性少數認同的非典型信念:化外的、無性戀的、身分流動的、孤獨的、游牧的、唯利是圖的⋯⋯。